摘要：各民族人口共同繁荣发展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20年最新“七普”及其他年份人口普查资料，从数量、结构、质量三个维度对各民族人口发展趋势的分析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民族人口发展趋势得以延续并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动模式不断分化；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老化，但总体较为年轻；人口迁移流动愈加活跃，人口流动参与度后来居上；人口分散化程度不断提高，向东集聚趋势进一步强化；人口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从业人口非农就业比例不断攀升；各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大幅增加，教育禀赋不断升级。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民族人口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仍然呈现族际间人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特点，各民族人口发展的成就与差距、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等问题值得深入关注。据此，应进一步深化全面构建民族人口发展指标体系、各民族人口发展成功经验总结提炼、人口迁移流动与民族人口发展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民族人口；人口发展；数量；结构；质量
自古以来，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人口全面发展是新时代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点和关键基本面。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不断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过程中，各民族人口发展状况如何？有何新趋势？各民族间有何共性与差异？有何问题值得深入关注？基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一方面，民族比较视角下的基础性分析能够补充现有对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认识笼统且模糊的不足，精准把握各民族人口发展的总体样貌与个体特征。另一方面，对各民族人口发展特征的最新分析结果，也能为推动各民族人口实现高质量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富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基础依据和决策支撑。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人口发展是指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及其与外部的关系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该过程不仅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也包括人口质量与结构的发展[1]。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不仅影响甚至制约民族地区经济水平和社会协调发展，也是考察我国人口发展状况的重要维度[2]。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及结构变化展开。
（一）关于民族人口数量变动的研究
1949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空前增加，人口增长模式与汉族人口既具共性，又有差异[2]。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变动也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1953年至199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呈加速增长趋势，增速大幅超过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水平[3]；1990年之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向低增长方向转变[4]。尽管在2010年至2020年间少数民族人口增速有所回弹，但远低于增长峰值时期[5][6]。当然，相关研究也不乏从单一民族视角切入。保安族可能面临因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等系统失衡与断裂的问题[7]。而朝鲜族人口增长速度不断放缓，在少数民族人口中比重不断降低[8]。对其他民族，如土家族[9]、毛南族[10]等民族人口规模变动也有关注。总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呈现为整体增长较快，族际间发展不平衡、阶段性波动大等特点[11]。
（二）关于民族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
现有关于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在诸多维度上均有涉猎。在年龄结构方面，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与全国人口共同进入持续老龄化的状态，具有“两高三大”的显著特征[12]。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总体类型仍属于增长型，但是族际差异明显，人口快速老化与快速衰减等问题在部分民族中开始显现[13][14]。在迁移流动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广泛参与流动已成为新世纪我国流动人口结构性转变的显著特点之一[15]。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流动参与率逐步追赶汉族[16]。伴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日益活跃，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断调整。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地域扩散过程明显，由西部向中部、东部扩散，各民族散杂居程度不断提高[17][18][19]。少数民族人口再分布不断向东部地区倾斜，西、东、中的梯度分布格局进一步强化[20]。在城镇化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但仍低于全国和汉族水平，且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民族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则较低[21][22]。在行业职业方面，少数民族人口职业构成集中分布在农、林、牧、渔、水利业，占比远超汉族人口，但少数民族人口职业上行流动显著[23][24]。
（三）关于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的研究
教育发展作为人口素质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人口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教育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发展，民族地区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各级各类民族教育协调发展，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不断涌现[25]。随着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有所提高，各民族内部教育更加平等，而各民族之间教育差距有所扩大[26]。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水平仍低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27]。但随着时间推移，各民族人口的教育成就与教育公平显著提高[28]。同时，应注意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对民族教育功能的误解及民族教育结构衔接不合理等问题[29]。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对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对各民族人口发展的成就及意义也有较大共识。总体而言，存在总体层面研究多，民族间比较研究少；时点描述研究多，纵向比较研究少；单一维度视角研究多，多维度综合研究少等特点。立足新发展阶段，在我国人口结构的重要转变期，缺乏对我国民族人口发展新特点、新趋势的规律性全面总结和认识。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为全面梳理与总结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同时兼顾比较分析各民族人口发展变化新趋势和规律，本文依托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同时结合以往年份人口普查数据，重点考察1982年以来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趋势，以期对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基于人口发展的基本内涵，同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从人口规模（数量变动）、结构（年龄结构、迁移流动、地区分布、城乡分布、行业构成）、素质（教育发展）等维度进行梳理与分析。其中，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是指全国人口中除汉族之外的人口，包括其他未识别民族与外国人加入中国籍人口。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鉴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数据中未包含现役军人数据，也未将港澳台地区纳入考察范围。以下数据整理、计算过程若无特殊说明，均同此。
本文尽可能在深度开发“七普”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遵循横向民族比较与纵向时期比较的双重比较思路，在更加多维视角下全面分析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尽管是一般性的描述统计分析方法，但是基本认识与分析结果，是深入认识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基础，也是深化推进我国民族人口互嵌共生格局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三、我国民族人口发展新趋势
（一）人口数量变动趋势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人口增速明显回弹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变动过程，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持续提升，且近年来人口增速呈现明显回弹。少数民族人口由1953年的3532万人增至2020年的12547万人，增长了255.2%，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6.1%提高至2020年的8.9%，提升了2.8个百分点（表1）。
表1 1953年至2020年全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时期变动
注：全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增长变动数据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分阶段来看，历次普查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依次为12.9%、68.6%、35.7%、16.7%、6.9%、10.3%，除1953年至1964年间外，其他各阶段，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和速度明显高于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水平。2010年至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由11379万人增至12547万人，增长了10.3%，年均增长率达到1.0%，明显高于2000年至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幅（6.9%）和增速（0.7%）水平。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呈现明显回弹，但远低于其增长峰值水平。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长、占比稳步提升，正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发展进步面貌的体现。
2. 各民族人口数量差异巨大，增长模式类型各异
尽管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经历快速增长过程，2020年人口规模已达12547万人，但是各少数民族间人口数量差异巨大（表2）。2010年至2020年，各民族人口增减变动在数量类别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仅苗族人口数量由百万级升至千万级。2020年人口数量千万以上的民族有汉族、壮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满族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之外的另外5个少数民族合计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为51.2%，而人口数量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少数民族合计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仅为1.7%。由此可知，我国民族人口数量构成呈现“大民族数量少、人口多、占比大，小民族数量多、人口少、占比小”的分化特点。
从增速变化来看，各民族人口增长变动并非与少数民族总体人口快增长、稳提升的特点如出一辙，而是呈现出差别迥异的多样化增长模式。2010年至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毛南族、仡佬族、布依族、东乡族、撒拉族、仫佬族、维吾尔族等22个民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少数民族人口1.0%的增速水平。另有黎族、柯尔克孜族、德昂族、傈僳族、景颇族、白族等14个民族，合计36个民族人口增速快于汉族人口，其他19个民族人口增速慢于汉族人口水平。总体上，绝大多数民族人口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中尽管不乏人口年均增长率大于2%的快速增长民族；也有众多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在0.0%—0.5%间，处于零增长状态；甚至有部分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小于0.0%，且人口数量不足万人，而处于持续负增长状态，恐不利于民族人口持续发展，巩固中华民族多元基础。
表2 2010年、2020年各民族人口数量分类及增长模式
（二）人口结构变动趋势
1. 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更趋年轻，老龄化进程滞后全国近十年
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与全国人口和汉族人口相比，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明显更趋年轻。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9.3%，明显低于同期全国人口（13.5%)和汉族人口（13.9%）的老龄化程度（表3）。横向比较来看，同期55个少数民族中，仅朝鲜族人口的老年系数为18.1%，高于全国与汉族人口平均水平，另有纳西族、土家族、满族、羌族、壮族、畲族等13个民族，合计14个民族人口的老年系数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平均水平。表明当前阶段，我国绝大多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此外，2020年仍有怒族、布朗族、保安族、东乡族、赫哲族、独龙族、塔吉克族、阿昌族、撒拉族等18个民族人口的老年系数低于7.0%的水平；有苗族、仡佬族、仫佬族、塔塔尔族、瑶族、京族、傣族、基诺族、哈尼族等22个民族人口的老年系数介于7.0%～9.0%之间，而7.0%和9.0%的老年系数为全国人口2000年和2010年分别达到的水平，意味着有近40个民族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全国10年，甚至20年。改革开放40多年进程中，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快速高质的发展。对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仍然非常年轻的民族而言，如何有效配置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充分发挥人口结构优势，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仍处于重要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
若按照国际上通用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的标准来判断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可以发现，1982年仅俄罗斯族为老年人口类型；进入2000年有畲族、汉族、京族、朝鲜族4个民族为老年人口类型；到2010年有朝鲜族、纳西族、汉族、壮族、土家族、侗族、毛南族等18个民族为老年人口类型；至2020年有朝鲜族、汉族、纳西族、土家族、满族、羌族、壮族、俄罗斯族等38个民族为老年人口类型。随时间推移，我国各民族人口年龄结构也不断老化。但是，各民族间老龄化程度异质性不可忽视，如2020年老年系数最高的朝鲜族达到18.1%，而最低的珞巴族仅为4.3%，两者相差13.8个百分点。意味着在面对不同民族差异化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之时，应根据各民族人口实际情况采取差别化的应对之策。
表3 1982年至2020年各民族老年人口比重及城镇化率
2.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日益活跃，人口流动参与度后来居上
少数民族人口参与流动过程中，不仅重塑我国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也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总体来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由1982年的0.5%提升至2020年的26.9%，提高了26.4个百分点，且历史性地超过全国人口（26.7%）和汉族人口（26.6%）流动参与度水平，人口流动参与度后来居上。意味着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不到4人便有1人参与流动，反映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愈加活跃的状态（表4)。具体来看，可比较的19个民族人口的流动参与度在1982年以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民族视角下全员流动的互嵌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横向比较来看，当前阶段我国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仍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2020年仡佬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已达到40.0%的水平，然而珞巴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仅为14.3%，两者相差25.7个百分点。同期55个少数民族中，有仡佬族、鄂温克族、毛南族、水族、鄂伦春族、布依族、赫哲族、侗族、裕固族、仫佬族、蒙古族、苗族等26个民族的人口流动参与度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汉族人口和全国人口平均水平，其他民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51个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大于16.8%，超过2010年时全国人口平均水平。相较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水平与全国人口的差距明显更小。
表4 1982年至2020年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与离散度系数
注：1982年至2010年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根据相应年份抽样数据推算得到。
3. 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集聚趋势强化，各民族空间分布差异显著
人口大流动、大迁移过程中，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分散化程度来看，少数民族人口离散度系数随着时间推移从1982年的0.895持续提高至2020年的0.920，与汉族人口离散度系数的差距由1982年的0.052缩小至2020年的0.030（表4）。意味着少数民族人口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分布更加均匀，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状况与汉族人口越来越接近。在此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人口离散度系数均呈现随时间推移不断提升的态势，人口迁移流动加剧带来的人口再分布效应使得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更加分散。但不可忽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离散格局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2020年离散度系数大于0.8的民族有汉族、回族、高山族和土家族4个民族，其人口分布分散化、均匀化程度较高；离散度系数在0.6～0.8之间的民族有苗族、满族、藏族、侗族、畲族、俄罗斯族、瑶族等11个民族；离散度系数在0.4～0.6之间的有毛南族、仫佬族、蒙古族、锡伯族、赫哲族、土族等8个民族；其他民族人口离散度系数均低于0.4。可知，当前部分民族人口离散度系数较低，空间分布仍较为集中。
从地区分布来看，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倾斜集中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从1953年的197万人增至2020年的1631万人，增长了727.9%，且自1990年以来东部地区始终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从1953年的5.6%提升至2020年的13.0%，提高了7.4个百分点，而传统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西部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均不同程度呈现下降态势，其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1953年80.3%下降至2020年70.2%，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1953年10.4%下降至2020年7.7%（表5）。“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加529万人，增长了48.1%，增速远超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9.8%提升至13.0%，提高了3.2个百分点，成为四大地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唯一提升的地区。其中，广东和浙江两省表现最为明显。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从2010年207万人增至2020年475万人，增长了129.9%，同期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2.0%提升至3.8%；浙江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从2010年122万人增至2020年222万人，增长了8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2.2%提升至3.4%。由此可知，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分布从“由西渐东”过程开始向“唯东渐强”转变。
表5 1953年至2020年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地区分布变动
注：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是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自治区、市）；东北地区是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
4. 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各民族间呈现不平衡特性
人口乡城流动不仅是人口空间位置变化，也带来人口城乡结构转变，不断发展的城镇化推动中国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变，并逐步迈向城镇化发展快车道。199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由1990年的16.4%持续提升至2020年的49.2%，提高了32.8个百分点，与汉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39.5%持续缩小至24.7%（表3）。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仍与全国和汉族平均水平存在明显差距，2020年仍然低于全国14.6个百分点，略低于全国2010年平均水平，意味着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发展进程滞后全国超过十年，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均呈上升态势，其中，哈萨克族、黎族、高山族、景颇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德昂族、独龙族、珞巴族10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发展趋势为波动提升，其他民族的人口城镇化均表现为持续提升过程，表明各民族人口共同走向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城镇化发展差异不仅呈现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也体现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甚至各少数民族间的差异更大。横向比较来看，2020年俄罗斯族、高山族、乌孜别克族3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均超过80%，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3.8%）。然而，柯尔克孜族、布朗族、基诺族、门巴族、拉祜族、塔吉克族、珞巴族等7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率还不足30%，仅达到全国1990年左右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发展进程滞后全国30年。具体来看，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俄罗斯族、高山族、乌孜别克族、赫哲族、鄂伦春族、朝鲜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仫佬族、鄂温克族等11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与汉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另有回族、京族、蒙古族、满族、仡佬族、裕固族、毛南族、土家族、壮族、侗族、羌族、布依族、白族、畲族、撒拉族17个民族，合计28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总体水平。若参照60%的人口城乡结构的城镇化发展现代化标准[30]，截止2020年仅17个民族人口能达到该水平。意味着，我国绝大多数民族人口城镇化发展进程距离现代化发展仍有一段距离。高质量的人口城镇化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持续推动各民族人口城镇化协调均衡发展需要重点关注。
5. 少数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仍低于汉族，各民族间发展不均衡
综合来看，1990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表现出明显提升态势，尤其是近十年呈加速增长趋势。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少数民族非农就业比例分别为16.6%、21.1%、30.6%、64.8%，30年间提升48.2个百分点，同时期汉族非农就业比例分别为28.7%、37.0%、53.6%、80.7%，各时期少数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均低于汉族人口，但两者差距由1990年的42.2%缩小至2020年的19.7%（表6）。少数民族人口的行业结构转变迅速，尤其是近十年逐渐从第一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转变。具体来看，1990年以来各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均呈现快速提升态势，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高山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等12个民族人口的非农就业比例呈波动提升，其他民族人口的非农就业比例均表现为持续提升。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各民族人口行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2020年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傈僳族、德昂族、佤族、傣族、景颇族、彝族、黎族、独龙族等11个民族人口行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均超过50%，行业构成仍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导；撒拉族、俄罗斯族、朝鲜族3个民族人口行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均低于10%，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70%，从业人口以非农就业为主。55个少数民族中有朝鲜族、俄罗斯族、撒拉族、保安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高山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京族等9个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高于汉族。意味着，当前多数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仍然较低，各民族人口的行业构成发展不均衡。
表6 1990年至2020年各民族从业人口行业构成
（三）人口教育发展趋势
本文在考察人口质量发展趋势时，限于现有数据，仅从人口受教育状况进行分析。
1. 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各民族人口同发展
纵向来看，少数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呈持续上升态势。少数民族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4.1年提升至2020年的8.5年，同期汉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5.3年提升至2020年9.6年，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从1982年的22.6%缩小至2020年的11.5%（表7）。具体来看，55个少数民族中除门巴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均表现出持续延长态势，且55个少数民族中有41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幅度高于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水平，有34个民族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幅度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总体水平。总而言之，我国各民族人口受教育情况持续改善，差距不断缩小，反映了我国民族人口教育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横向来看，当前阶段我国各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七普”数据显示，55个少数民族中俄罗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塔塔尔族、高山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满族等13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汉族人口，另有纳西族、哈萨克族、京族、白族、土家族、仫佬族、毛南族、壮族、回族、塔吉克族、黎族、柯尔克孜族、土族、侗族、畲族等17个民族，合计30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平均水平。但是，仍有彝族、哈尼族、怒族、佤族、布朗族、保安族、珞巴族、德昂族、傈僳族、门巴族、拉祜族、撒拉族、藏族、东乡族14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7.6年，还未达到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2000年时的水平，教育发展明显滞后。意味着部分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较低，未来推动各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的同向协调仍是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的致力方向。
2. 少数民族人口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部分民族发展明显不充分
1982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呈现大幅增加趋势。纵向来看，少数民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从1982年的373人增至2020年的11596人，增加了30倍，同期汉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增加了25倍，少数民族增长明显更快。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每10万人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人数的差距由1982年的39.6%缩小至2020年的26.5%（表7）。具体来看，55个少数民族中，除门巴族和珞巴族两个民族每10万人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呈现波动提升之外，其他各民族均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其中有34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人数增长幅度大于少数民族人口水平，37个民族增长幅度大于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平均水平，表明我国绝大多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均取得了重大发展。
族际比较来看，当前我国各民族人口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特点。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17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高于汉族人口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有30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高于少数民族总体水平。具体来看，俄罗斯族、赫哲族、塔塔尔族、鄂伦春族4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均超过3万人，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傈僳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东乡族5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的人数却不足6000人，相差5倍之多。这种不均衡特点在更高教育发展中的表现更加明显，如2020年赫哲族每10万人中拥有博士研究生的人数达到465人，高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91人），而阿昌族、黎族、门巴族、德昂族、景颇族、拉祜族、保安族、傈僳族、怒族、东乡族、佤族、塔吉克族12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博士研究生的人数不足10人，相差40多倍。可见，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族际差异中表现尤为突出。推动各民族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提升各民族人力资本水平，助推各民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内容。
表7 1982年至2020年各民族人口受教育情况
注：为便于跨时期比较，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其中2020年数据中并未公布单岁组的分民族人口数，为此统一按照全国年龄结构比例，在分民族3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上剔除相应年龄人口数之后估计得到。“大学受教育程度”是指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其中“2020*”表示2020年每10万人中拥有的博士研究生人数。
四、结论与讨论
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但发展条件也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我国人口正处于重要的结构调整期，需要全面深化认识我国人口发展现实情景。人口是慢变量，但人口发展的动态变化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部署紧密相连。各民族人口发展成就既是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本文依托最新“七普”资料，结合以往年份人口普查资料，从规模、结构与质量三个维度全面描绘了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及变化规律，以期在此基础上，为推动我国各民族人口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富裕，完善民族发展政策提供基础性支撑。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人口数量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占全国人口比重稳步提升，但各民族人口规模量级不断分化、增长模式类型迥异。“七普”数据表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比重延续以往增长态势，且近10年的增速明显回弹，但远低于峰值时期增长水平。不过，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变动存在明显的族际差异。其中，有的民族人口增速超过2%，处于高速增长模式，也有部分民族处于人口负增长发展态势，未来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动仍将呈现不断分化趋势。
第二，从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来看，在年龄结构方面，各民族人口均经历不断老龄化过程，但人口年龄结构仍较为年轻，部分民族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全国10年到20年不等。在迁移流动方面，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愈发活跃，近半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参与度超过全国人口平均水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后来居上。在地区分布方面，199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由西渐东”过程逐步向“唯东渐强”转变，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离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离散程度具有明显的族际差异。在城镇化方面，各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但族际间不平衡特点仍然显著。在行业构成方面，各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呈现明显提升态势，其中，多数民族人口的非农就业比例低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行业构成仍以第一产业主导。
第三，从人口教育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各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各民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各民族教育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不可忽视民族间教育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其中，1982年以来，55个少数民族中有41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幅水平高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但当前阶段仍有部分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未达到全国人口2000年时的水平；55个少数民族中有37个民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增幅水平高于全国水平，但仍有部分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明显滞后全国平均水平。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各民族人口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研究发现仍有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其一，成就与差距的问题。不同维度之下各民族人口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是不争的事实，而各民族人口发展的差距问题也显而易见。如俄罗斯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90%，而塔吉克族和珞巴族人口城镇化率仍不足25%。未来正视成就、弥补差距是推进各民族人口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则。其二，一般与特殊的问题。各民族人口发展过程具有一般性人口发展的普遍特点和规律，同时各民族人口发展水平与进程具有明显的高低与快慢之分。例如，1982年以来，各民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是一般性的发展规律，但是各民族人口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应该显然不同，如朝鲜族人口可能面临的高龄化问题，而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珞巴族等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明显。未来如何全面认识各民族人口一般性特点、深化理解各民族人口发展的特殊内涵是推动各民族人口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三。共性与个性的问题。人口发展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各民族人口内在特性决定了其人口发展过程千差万别的特点，不同民族人口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显然不同。例如，德昂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等民族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却普遍存在人口流动参与度低、人口城镇化率低、高等教育发展慢的共性问题；而裕固族人口城镇化率、人口流动参与度、平均受教育年限均不低，但存在行业构成集中分布在第一产业的个性问题。未来统筹共性、协调个性是推动各民族人口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方向。
综上，为更加深入推动各民族人口发展的相关研究和工作，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全面构建人口发展指标体系，深化认识民族人口发展状况。人口发展内涵丰富，需要统筹考虑人口发展过程的方方面面，才能深化认识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现状及所处阶段，为更好推动各民族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其次，立足民族发展自身优势条件，补齐各民族人口发展短板。人口流动性低、空间分布集中、城镇化水平低、行业结构转变慢、教育发展滞后都不利于各民族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嵌入式发展。各民族人口发展水平与速度存在高低快慢之分，应该相互借鉴各民族人口发展的有利经验，推动各民族人口均衡发展。最后，激发各民族人口迁移流动活力，促进各民族全面交融互嵌发展。人口迁移流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在迁移流动过程中空间位置转换带来的城乡融合、就业身份、文化场域的变化，既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进步，也在空间互嵌基础上，推进各民族人口在经济、文化、心理等层面的深度互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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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文字来源：西南大学－民族教育文摘；图片来源：伟德平台，拍摄于楚雄州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