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当今中国呼声尤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整体，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黄河、长江是横贯中华的两条母亲河。本人来自西部，来自既关联黄河又关联长江的多民族共居的四川，下面就以两大母亲河流为视点，结合地域和族群，着眼传统与现实，就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进行审视和论说，以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和把握 。
一、一道西部山梁与中国“两河流域”
说起人类古代文明，史学界常常提及“两河流域”，那通常指的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伊拉克境内。纵观中华版图，我们也有著名的“两河流域”（或称“江、河流域”），其与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联系，为整体考察中华文化不可或缺。中国是大陆型国家，整个地势西高东低并自西向东呈三级阶梯式延展，西部是高原，东部是平原。横贯中华大地的滔滔黄河、滚滚长江均发源于西部高原，一北一南，由高到低，自西向东流淌并滋润着中华大地，养育着中华儿女。在中国西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处北纬30°35'-34°19'，东经100°30'-104°27'之间。该州北部与青海、甘肃两省相邻，东、南、西三面分别与四川省内的绵阳市、德阳市、成都市、雅安市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南北长约414千米，总面积84242平方千米，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属于四川西北部高寒地区。
以藏、羌民族为主的阿坝州境内有高山有河谷，有宽阔草地，有高原牧场，自然风光美丽，民族文化灿烂，是生态保护重地和人文旅游胜地。全州辖汶川、理县、茂县、黑水、松潘、九寨沟、红原、若尔盖、马尔康、金川、小金、壤塘以及阿坝县，共13个县，可谓县县有特色。海拔4345米的查针梁子位于红原县境内，国道213线 719公里处（距省府成都约350公里，有自驾者说距首都北京2100多公里），距离2020年隆重举办羌年庆典的理县不远。常来州里就民族文化做田野调查的我屡屡经过查针梁子，那海拔4000多米的蓝天白云下丘原起伏、草场辽阔的风景让人感到心胸开阔。山梁上立有巨石，以红色大字书写着“黄河、长江分水岭”，路过的游客都会在此驻足，拍照留影。查针梁子为红原南部丘状高原之巅，山势谈不上奇绝，却因丘原两侧有二水发源，一入黄河，一入长江，于是被称为中华两条母亲河的分水岭，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一道重要的人文地理景观。
黄河全长5600公里，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其干流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流域面积752443平方公里。从黄河水系看，黄河在四川境内流长126千米，汇聚了草地上的白河（嘎曲）、黑河（墨曲）和贾曲三条支流。白河全长270千米，就发源于阿坝州红原县境内的查针梁子，其汇入黄河之处，河宽300米，比该地的黄河干流还宽100米左右，最大流量可达每秒1200立方米。“查针”在当地话中意为柳树，因梁子垭口四周红柳成荫，高原毛茛、绣线菊遍布。在这里，山北（壤口乡文部沟）有水发源，称壤口曲（藏语意为“铜锅河”），向南汇入大渡河支流梭磨河，为长江上游支流；山南发育嘎曲河(白河)，名曰龙日曲，流程400公里，于若尔盖县唐克乡索克藏寺院附近注入黄河。置身海拔数千米的高原，站在查针梁子垭口眺望，眼前丘原起伏，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白云蓝天，景色壮美，令人心旷神怡。
笔者在阿坝州海拔4000多米的查针梁子留影（红原）
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其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穿越中国西南（青海、四川、西藏、云南、重庆）、中部（湖北、湖南、江西）、东部（安徽、江苏），在上海注入东海，流经11个省区直辖市，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从长江水系看，长江上游有古称“江源”的岷江，有“历史上被作为中国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的大渡河。梭磨河发源于红原境内，壤口以上称壤口曲而以下称梭磨河，南经马尔康汇入金川，流长185千米。金川是大渡河的上游，又称大金川，发源于青海，在阿坝州境内流过，梭磨河是其支流之一。查针梁子被称为黄河、长江分水岭，当地流传着相关神话传说。相传有一位俊俏的仙女，身着五彩衣，在山顶执金梭编经织纬，绵亘百里尽铺氆氇。一日，忽遇暴雨，仙姑起身抖氆氇，雨水顺山梁各往一方流去，于是北边水草丰盛成为牧区，西南农田丰美成为农区 。这个寄托着美丽想象、体现着奇妙寓意的故事，以超现实的神话编码方式喻说着以游牧为主和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形态。
幅员辽阔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居的国家，五彩绚烂的多民族文化铸就了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这在本土是从学界到国家都高度重视的重大话题，也是中国的立国之本。201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并在讲话中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立足大局，尊重国情，从整体而不仅仅是从局部认识和把握多民族中华文化，这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看看中国的“两河流域”，再看看中华大地上串联大江大河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黄河、长江作为孕育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滋润着江河两岸土地，养育着江河两岸儿女，将璀璨的多民族中华文化图卷展开在世界面前。
二、黄河、长江是共同孕育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都有灿若星斗的文明成果，它们交汇融合，成就了中华文化共同体。话题及此，尤其不能不首先提到中华两大母亲河，这就是千古流淌、横贯神州的黄河、长江，她们以其伟岸的身姿共同铸造着中华文明。
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自古辉煌。考古界、史学界、文化界对中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起步早也成果多。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疆域辽阔，大部分区域处于中纬度，气候温和，适于农耕，“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新石器时代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黄河中下游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 ，对中华文化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的夏、商、周三代即发达于此。按照流行的表述，“中原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中原文化以河南为核心，以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海外。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中原地区在古代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定都于中原地区，中国八大古都的一半，包括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中原地区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长期居于正统主流地位，中原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又云：“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迁移，向四方传播。”依此表述，从代表性看，“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口头相传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对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河南省有大量遗址遗物。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从包容性看，“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方式，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考古人员发现，20万年前南北文化在中原一带交汇。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更为深化。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点。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 。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说：“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9月，他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又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鉴于上述，研究中华文化，务必重视黄河流域中原文化。
西部的地理人文景观向游客提示着中国的“两河流域”（笔者留影处）
长江流域，南方考古耀人眼目。中国南方地区的考古迟于北方，但有如滔滔黄河，滚滚长江也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对中华文化的寻根从一源观转向多源观。“传统史学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但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资料使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说得到了修正。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特征来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 。结合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针对流行观点说中华文明是从黄河中下游向四方单源扩散的，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即中华文明最初是在不同地点分别起源，然后不断交汇融合，逐步形成统一格局的 。在他看来，仅仅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主的区域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说它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熔炉倒更符合历史真实。从起源的满天星斗到整体的融合铸就，苏秉琦提出的“多源观”和“熔炉说”，以辩证的观念助推着我们客观、深入把握中华文化。当今中国，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5），是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意在通过考古资料，以现代科技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由该项目形成的认识有：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而“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这个结论与苏秉琦提出的“多源观”和“熔炉说”形成呼应。华夏号称“以农立国”，远古时期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有粟、稻，至今中国饮食文化片区仍分为粟麦为主的北方和稻谷为主的南方。在黄河流域，年代尤早的粟粒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经C14测定为距今7300余年；在长江流域，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10多个探方达4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发掘出由稻谷、稻杆以及其它禾本科植物混合堆积物，而上山文化遗址发掘的稻谷已有上万年历史。说起中国农耕文化，世人习惯把目光投向东部及中原，但在多民族中国西部，“最早种植了耐寒的青稞（稞麦）和油麦”的是氐羌，“这是从康藏高原传来的品种，而不是汉族农民所固有的”；作为氐羌民族对中国农业的贡献，“这种麦类，在秦汉以来，成了西北汉族农民广泛采用的良种” 。青铜文明在中华史上发达，在长江流域考古成果尚未面世时，人们熟悉的是黄河中下游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沉睡数千年”的诸多文物（仅二号坑就有青铜器439件之多）“一醒惊天下”，面对种种造型精美的青铜制品，学界在看到后者与中原文化有联系的同时也对其“与中原同时期器物不同的特点”无法忽视 。蜀地文明古老，尽管后来发展也受到中原影响，但归根结底，“古蜀文明的诸要素，从总体上说来是独立产生的，是组成中国文明的若干区域板块之一，并非中原文明的分支和亚型”；反映在考古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青铜人头、青铜人面、青铜兽面等均为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珍宝，却“与中原夏商文化判然有别，拥有独自的风格和系统” 。在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在今天呼声甚高。从考古成果看，“良渚古城遗址”于2019年7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文化互动看，“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2016年1月，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9年8月，习近平去嘉峪关考察长城保护情况时又强调：“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尊重事实，考察中华文化，不可忽视长江流域南方文化。
今天的会议在河南举行，来到中原大地会想到这里出土的甲骨文。“羌”是中华史上古老的族群 ，其族名见于甲骨文，当今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于2019年获得政府批准，与此呼应，曾有题为“黄河源非遗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于次年羌年期间在羌藏结合部阿坝州理县召开，从多民族中华文化看也意味深长。《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以“5.12”地震后羌族文化的修复和保护为抓手，亦旨在推动保护区内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如《规划》所述：“四川羌族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发展形成”并且“涵盖语言、信仰、服饰、饮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风俗习惯、礼仪节庆、民间艺术、手工技艺诸多方面”，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核心文化区和文化支撑区，“羌族分布于汉族、藏族之间，因而羌文化可粗略划分为三种类型：羌族原文化、‘汉羌融合’型文化和‘藏羌融合’型文化”。无论核心区还是支撑区，各民族文化都是今天我们关注、保护视野中不可忽视的对象，这是由国情所决定的。就拿羌族来说，亦如《规划》所言，“其悠久历史可溯源到三千多年前的古羌族群。大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部分古羌人从甘肃、青海地区先后迁徙到岷江、涪江上游河谷地带，与当地居民相融合，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四川羌族”。即是说，“今天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羌人，系秦汉及以后时期从河湟一带迁来的羌人与当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民族”。惟其如此，2020年我在汶川大禹文化论坛上谈到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的大禹传说时指出，在保护好羌族文化的同时促进保护区内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的题中之义。羌族敬奉白石，以之为神灵的象征。数年前，我去理县通化乡西山村参加“俄比且迪”（白石祭），当地羌民告诉我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北边草地（牧区），至今村民们行此祭祀要去草地买牛来敬献 。见于甲骨文的“羌”，原本是驰骋在中国大西北以“牧羊”为特征的族群之泛称。如今，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人口30多万的羌族主要聚居地川西北岷江流域古称“江源”，属于长江水系并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长江源头（徐霞客实地走访之前），茂县营盘山遗址向世人昭示着此地的古老历史；不仅如此，岷江上游羌族亦有先祖从甘青河湟地区迁徙而来的口头传说，透露出有关老家在北边黄河流域的族群记忆，且听羌族戏剧中天神木比塔所唱：“观人间香烟袅袅，尔玛人歌舞升平。想当年，居河湟，羌人创业几多艰，烽烟连连生存难，战争兼并和迁徙，岷江河畔建家园。”这里借天神之口唱出的是川西北尔玛人世代讲述的族群历史 。从羌人的口述历史中，我们了解到该古老民族与黄河、长江这中华文明的两大母亲河都有深远的、血肉相关的联系。走访川西北羌族地区可知，植根于族群历史的这种记忆迄今依然深刻，从“5.12”汶川大地震后新建的种种文化设施和符号景观上历历可见。
三、东西互动、南北交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钧”，有歌曲唱道。沿着两大母亲河，目光上溯，便到了中国西部多民族密集区。自古以来，中国是多民族共居的国家，汉族之外的55个民族绝大多数分布在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民族学告诉我们，中国西部横断山脉六江流域是民族迁徙和民族交往的大通道，自古以来是藏缅语族各族先民南下和壮傣语族、孟高棉语族各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以及他们交汇融合之所，学界称之为“藏彝走廊” ，今天又有人称为“藏羌彝走廊”。在这条民族迁徙大走廊上，无论从单个族群看还是从族群之间看，文化融合时时在发生，相关事例举不胜举。再看整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东西互动、南北交融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今中国，深入挖掘、积极宣传“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是必然，此乃我们回溯多元融合的中华文化史的现实意义。
20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其中有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古史甄微》。该书从类型学角度着眼区系文化，从三皇五帝到江、河、海文化再到夏、商、周三代考察中国上古民族（部族），提出“古民族由三系之分”的观点，并根据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将此三系名为“炎族、黄族、泰族”，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兼营耕牧渔猎；炎族在南方，从事稼耕；黄族出于西北，为游牧民族。在其看来，上古中华文化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后主次之别。究其由来，“《古史甄微》的写作，乃缘起于作者本师廖平先生于1915年提出的一道命题。廖氏的命题只有百余字，而指示旧时所称的上古‘五帝’皆以祖孙关系相传承的‘一元论’观念靠不住，以为若‘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 。着眼地域及族群，又有论者以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游牧狩猎为主）、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定居农业为主）、南方山地游耕文化（迁徙游耕为主）三大类型划分秦汉以后中华文化。中原地区融汇多种文化并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中国版图内汉文化拥有强势影响乃是历史造就的。地理位置偏西的南方游耕民族，居地分散，在中原王朝的教化下深受影响，其与汉族的交融亦呈双向，既有“游耕民族‘汉化’日益加深，以至某些支系消泯于汉族之中”，又有杂居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出现“夷化”现象，“如南中大姓爨氏，在南朝时已发展融合为‘爨蛮’；迁居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则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部分”。三千年历史进程表明，“上述三个文化类型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多方面交汇融合，而气象恢宏的中国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冲突又相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 。再看川西北，族群交往的历史悠久，特别是在清代“乾隆平定金川”后，金川地区形成的藏、回、汉等多元文化融汇特征十分鲜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为嘉绒大本营，据该地回族族谱记载主要来自陕西渭南，他们带来了西北文化；留驻的绿营兵以及移居的川内民屯人员，多为移民潮“湖广填四川”的新四川人，也带来种种他方文化。于是，族群互动，多元融合，“金川民俗文化就形成了既有本土传承久远的嘉绒藏族文化，也有我国西北及我国南方的汉、回等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 ，从饮食、民居、婚俗到节庆、信仰、风习均有体现。
岷江西岸中国羌城祭祀先祖炎帝的大殿（茂县，李祥林摄影）
古往今来，多民族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整合精神，善于在多元汲取中发扬光大。2021年开年，在我的家乡四川，在古称“江源”的岷江流域，对三星堆遗址的再次发掘成为媒体热点，出土的青铜器又引起世人关注和热议。“三星堆文明从本质上讲，乃是古蜀文明的同义语。所谓古蜀文明，是指以古蜀人为主体创造的文化与文明；三星堆文明，则是以考古学商的三星堆文化为基本框架，去广泛第联系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而建构起的文化与文明的集合概念。”古蜀文化区以北是中原文化区，以南是濮越各支系创造的文化，以西是横断山脉而其族群主体多与氐羌有关，以东“是一个文化类型极其复杂多样，民族来往迁徙异常频繁的区域。其史前文化主要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 。如学界所言，三星堆的玉器、青铜器等在造型上呈现出与中原文化有同也有异的特点，二者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华大地上，灿烂发达的青铜文明见于四方。从中部到西部，从中原腹心到西南边地，结合考古实物解读上古时期中华青铜文化，可以得到不少启示。见于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数量不少，器型精美，大有国之重器，小有生活用品，如司母戊大方鼎之类老早就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老早就闻名遐迩。有如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出土的众多形制多样、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地属长江流域的三星堆青铜器也神韵别具（如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像、巨型青铜神树等），成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从中华文化的多元融合看，“三星堆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古蜀新石器文化高度持续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也同其他文化因素的多源性来源分不开。三星堆文明的基本结构框架，同样是‘多元一体’，而不是一元形成的” 。留心美术考古，关注造物艺术，阅读汇集诸家科技考古成果的《鉴古证今——传统工艺与科技考古文萃》 ，我对其中“冶铸篇”多有留意。研究者关注“物”，考究的是具体器物，涉及的是宏阔文化。青铜器的成分主要为铜、锡、铅，三元高合金是青铜器的主流，但制作青铜器的锡料来源如何，该问题一直是学界关心的。中国是世界上锡资源丰富、锡产量最大的国家，锡矿开采在中国历史悠久，锡资源量有95%“主要分布于云南、湖南、广西、内蒙古和广东五省（区）”，尤以云南个旧和广西大厂为代表，“二个地区的储量就占了全国总储量的48%左右” 。有课题组分析了陕西宝鸡西周时期墓葬青铜器1800多件，指出当地并没有发现锡矿，其“锡料主要依靠他地输入”；该地青铜制作，锡料当有较充分和固定来源，可能是通过贸易和其他手段从南方或西南获得的。总而言之，从原料来源和器物造型看，从考古发现和地域分布看，古代中国发达的青铜器也折射着中华文化的多元融汇特征。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梁启超 《中国地理大势论》），乃水土使然。由本土“两河流域”以及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划分的中国南北地理差异造就着南北文化差异，但与此同时，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文化又不断交流、渗透及融合，你来我往，在各自主流中融入对方某些元素而更新自身、激发活力，从而推动着数千年中华文化向前发展。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对抗西方列强中出现的，但其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形成于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根据他的表述，“中华民族”是政治性国族概念，“民族单位”指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具体族群。也就是说，“‘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 。中华历史上有多次民族大融合，以汉族为例，历史上“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所以说是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又如学界指出：“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民族有大小、各族人口有多少，但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作了各自的贡献。过去的华夏族，是中原地区众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汉族也是秦汉以后，经历了若干世代众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 多元汇流，终成一体多元又多元一体的大局。历史事实表明，“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如今聚居在川西北的羌族为古羌遗留的一支，他们尊奉炎帝、大禹为先祖（羌语译音分别称为“阿巴炎”和“阿巴禹基”；羌族有语言无文字，在羌语中，“阿巴”或“阿爸”指长辈、先祖），有强烈的华夏认同意识 ；在“5·12”汶川地震灾后新建的“中国羌城”（茂县）的祭祖大殿中，亦供奉着炎帝和大禹。族源古老的“羌”被费孝通称为“输血的民族”（意思是古羌在长久迁徙的历史进程中同许许多多族群发生了血缘融合），其东进中原的支系老早就融入华夏族并成为“‘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史实为众所周知。羌族的历史和现实，正为印证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既“多元一体”又“一体多元”提供了生动个案。
出处：本文起初是2021年5月赴河南师范大学参加“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学术研讨会时提交并作大会发言的论文，后来经过调整充实，又发表在《中国非遗传承与研究》第二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
作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非遗保护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化研究》编委、《神话研究集刊》编委，治学涉及文艺美学及戏剧学、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出版学术著作《中华多民族美学研究》、《女娲神话及信仰的考察和研究》、《巴蜀女娲神话及相关事象研究》、《民俗事象与族群生活——人类学视角下羌族民间文化研究》、《尔玛人的艺术——中国羌戏研究》、《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与原型批评》、《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顾恺之》等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