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精华）
神奇的土地
凉山地处祖国大西南川滇两省的结合部，南至金沙江，北至大渡河，西跨横断山脉北段，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东含连绵起伏的大小凉山。中部有雅砻江、安宁河纵贯南北。地理特点是南北有大河环绕，东西有高山对峙，中部有纵贯南北的狭长的河谷。四面山水环绕，形成天然屏障。西面，大雪山脉由西北向东南绵延，以太阳山和牦牛山两大山脉构成。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海拔高，气候寒冷，有较多的原始森林分布；东 面，大小凉山由北向南绵延。黄茅埂是大小凉山的分界岭。大凉山地势较高，但山体起伏舒缓，河谷中间常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坝子。而小凉山地区 海拔高度虽不及大凉山，但山体挺拔陡峭，山脚与山顶的相对高度比较大，所以，有“大凉山山不大， 小凉山山不小”的说法。凉山山高水深，交通极其 不便。人们常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凉山交通的艰难更甚于此。人们出行，常常要翻山越岭，穿江渡河。彝族有个笑话，隔沟看见鸡吃粮食，但要过去把鸡赶走，须绕路走上半天，到时鸡已吃饱了。还有，在彝区常见到这种情况，两个人在两座相邻的山上，可以打招呼和谈话，但要走到对面与对方见面，恐怕要走上半天。 一些地方为 了方便，在江河峡谷上建溜索桥。溜索桥的结构很简单，即在江河或峡谷的两岸连一条藤或竹溜索，上面挂一个滑轮，人们通过滑轮从溜索上来往滑行，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下边是滚滚江水或是峡谷深渊，上边仅靠一根溜索和一个滑轮，胆小的人一般不敢滑过去，时有人因不慎或溜索断裂而掉入江中。其中的惊险，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凉山自然风光奇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 凉山的山峰雕绘成千姿百态。山巅披雪，云飘雾罩，奇景随处可见。西昌南边的螺髻山，是川西的名山，其主峰海拔4000米。明代时就有“螺髻山开，峨眉山闭”之说，其意是指螺髻山比峨眉山还 要美丽。在莽莽群山之间，有许多美丽的天然湖泊，西昌的邛海、冕宁的彝海、雷波的马湖、盐源的泸沽湖等闻名遐迩。这里湖光山色，青山绿水，构成独特的天然美景，是理想的旅游风景区。
凉山的气候，在安宁河谷一带是很温和的，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阳光充足，四季有花开。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被专家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 的地方，是凉山的米粮仓。而在高原和石山地区，地势变化较大，气候也变化无常，同一地方常常有几个气候类型，同一座山头，就是在夏暑季节，山顶也长年积雪，寒如严冬；而越往下走，气候逐渐变暖，如春似秋，到了河谷低地，则是炎热的夏日了。过去在凉山工作的时候，我曾写过一首反映凉山这种地形和气候特点的诗，现在还记得有这么几句：
上山踩云间，
下山到河边。
山腰是梯田，
劳作甜心间。
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
凉山由于有多种类型的地势和气候，所以，动植物种类比较多。在美姑、马边交界的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和冕宁县的拖乌（冶勒，编者注）自然保护区等地方，有大熊猫、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凉山的森林，尤其是原始森林藏量丰富，木里一带就是我国有名的林业基地。凉山的矿藏丰富多样，有金、银、铜、铁、锡、矾、稀土、钛等各种矿藏，有的矿藏 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有重要位置。由于这里地势起伏大，河流多，山高水急，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能量，可开发利用达3668万千瓦之多。四川是我国 水能蕴藏量最丰富的省之一，而四川的水能蕴藏量则主要分布在包括大小凉山在内的攀西地区。 现已建成发电的二滩水电站是亚洲最大的水电 站，正在动工兴建的还有大渡河上的瀑布沟水电站和即将动工的金沙江上的溪洛渡水电站等大型电站。凉山的地热资源极为丰富，几乎每个县都有温泉，许多温泉正在开发利用，已经建成的普格县螺髻山温泉山庄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游。在凉山这片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地上地下资源，其品种之多、蕴藏量之丰富，在国内外实属少见。
多种社会形态并存
历史发展的步伐，在凉山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表现出了惊人的差异。凉山民族众多，地形封闭，长期与外界隔绝，受外界的影响较小。 一些古老的传统能够在这里延续更长的时间。直至解放前夕，凉山不同地区还保留着多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理范围内，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多种形态，在世界上极其罕见。
在凉山，彝族是当地人口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民族。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解放 前，凉山彝族地区除与汉族接壤区域或者同其他民族杂居的区域外，多数地区基本上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在周边汉族地区进入封建社会一两千年之后，凉山彝区能够这样长期保留奴隶制，其原因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
民主改革以前，彝族内部存在着界限分明的 五个人身等级，即兹伙(土司)、诺伙(黑彝)、曲伙 (白彝)、瓦加(安家娃子)、呷西(锅庄娃子)。兹伙、诺伙基本上都是统治阶级，呷西是最底层的等级，完全没有人身自由。
“兹伙”,在彝语中有“掌权者”之意。这一等级源自黑彝，元明清时期被封建王朝册封为统治当地彝族的土司，并可以世袭传承，后来逐步变成享有特权的等级。兹伙曾经是彝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包括诺伙都归他们统治，他们占有大量的奴隶和财产，受封建王朝的控制，代理封建王朝统治 彝族地区。后来，诺伙势力日渐强大，加上中央王朝进行“改土归流”,兹伙统治区域渐小，势力渐弱。
“诺伙”(黑彝),是彝族世传的贵族阶层。诺伙和兹伙一样，都占有大量的奴隶、土地、牲畜及其他生产资料。兹伙、诺伙自视高贵，严禁同被统治等级通婚。除特殊情况外，兹伙一般也不与诺伙通婚。
“曲伙”(白彝),部分与兹伙、诺伙是同祖同宗，后因出现剩余产品，产生阶级分化演变而来。彝族谚语说明了这种分化：“乌果兹咪，尼果尔节” (兄成为统治者，弟成为被统治者)。还有少部分是由安家娃子(瓦加)赎身后成为曲伙的。曲伙的人身较为自由，可以在主子的管辖地内自由流动，有自己的家支组织和可以支配的财产，但他们仍然必须依附兹伙、诺伙以求得保护。曲伙对主人承担一定的义务。曲伙对一些大事必须经主子的同意方可处理。比如，买卖土地，必须得到主子同 意，主子可以优先购买。曲伙如果全家死亡或逃亡，财产全归主子，同胞兄弟也不能继承。有极少数曲伙势力很大，成为奴隶主，甚至还统治黑彝。
“瓦加”,彝语全称为“瓦土瓦加”,意思是主子 门前门后居住的娃子， 一般也称为安家奴隶。瓦加的人身严格隶属于主子(兹伙、诺伙或曲伙),是主子的私有财产。主子可以将瓦加全家或分散出卖。瓦加没有迁居自由，不得出外探亲。瓦加每年要为主子服役，做大量的无偿劳动，还要负担各种摊派。他们及其子女的婚姻由主子指定和安 排。瓦加可以有少量的土地、牲畜甚至娃子。瓦加被主子出卖或绝嗣后，其财产归主子。瓦加的来源主要是由呷西结婚后转变形成的，也有一部分由被俘虏的外族人或者因破产的曲伙下降所致。有极个别瓦加势力壮大后，发展成为奴隶主， 变成统治阶级。
“呷西”,在彝语中全称是“呷西呷洛”,意为在主子锅灶前后转的人，也称为锅庄奴隶。呷西开始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的奴隶，后来他们不仅从事家内劳动，也参加外面的生产劳动。呷西主要来源是瓦加的子女或者是曲伙和瓦加因破产或其他原因转变成的。呷西住在主子家里，整日为主 人劳动，主人可以任意买卖呷西，年幼的价格高， 年老的价格低。
彝区严格的等级制度是通过家支组织来维护的。凉山彝区没有统一政权，家支组织在一定意义上起着政权的作用。彝谚说“喂各喂梯斯，喂尼喂梯斯”(家支是枷锁),形象地说明了家支是维护彝区奴隶社会的阶级压迫工具。家支是血缘集团组织，保留着氏族组织的某些特点。彝族都有自己所属的家支，每个家支有数目不等的头人，头人根据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护兹伙、诺伙的统治地位。兹伙、诺伙家支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完整的聚居区域。
凉山彝区在解放前夕还处于奴隶制社会，而在此时，凉山的摩梭人还保留有原始社会的一些 习俗。在盐源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交界的美丽 的泸沽湖，是人们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是文学家笔 下的“世外桃源”。而使这一带更加远近闻名的， 是生活在这里的摩梭人。摩梭人分布在云南、四 川两省交界处。解放后，两省进行民族识别时没有互相联系、沟通，摩梭人在两省被划为两个不同的民族，云南定为纳西族，四川定为蒙古族。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因为生活在交界的不同两侧，就被定为不同的民族。云南的摩梭人不愿意定为纳西族，云南省后来就把云南的摩梭人视作 单独的群体，仍然称为“摩梭人”。而四川的摩梭人仍定为蒙古族。这是民族识别工作中的一个教训。
摩梭人保留着母系氏族时代的古规：按母系传承。因此，他们的“婚姻家庭”与父系制的民族大相径庭。这里的“母系家庭”,全由母系的后裔 组成，由女人主事。家中的男人是兄弟、舅舅、舅祖，没有由婚姻关系产生的夫妇和父子关系。这种以母系血缘论亲疏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两性间的结合只能是一种松散的关系。摩梭人称这种关系为“阿肖”,意思是“共宿的朋友”,可译为“情 人”。当地汉族把“阿肖”关系称为“走婚”,普米族则称为“阿柱”。阿肖关系建立简便，解除自由。凡是没有母系血缘关系的成年男女，只要双方有意，就可以建立。男子晚上到女子家同宿，次日一 早仍回自己的“母系家庭”生产、生活。所生子女是女方后裔，与男方无关。阿肖之间不论相处时间长短， 一方不愿意即可终止，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家庭”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故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们所说的摩梭人具有浓厚的原始风俗，主要是指他们的婚姻 家庭特点。
解放前夕，凉山西部的藏区已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凉山的汉族地区，以及彝汉杂居区、或与汉族接壤的部分彝族地区，则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在凉山政治经济中心的西昌，解放前夕已经出现了银行、发电厂、面粉厂、火柴厂、肥皂厂、卷烟厂、丝厂、纺织 厂等等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企业。
也就是说，凉山这个弹丸之地，直至20世纪中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等不同社会形态。摩梭人地区残留了浓厚的原始母系社会习俗，彝区处于奴隶社会，藏区处于封建农奴社会，汉区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西昌等城镇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国内外都是极其罕见的。
一些学者和同志问我，在周边汉族地区早就进入封建社会，凉山彝区为何能够长时期处于奴隶社会。我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因，也有 外因；既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主 要有三条：
一是凉山彝区内部历来没有统一的地方政权，统治彝区的是各自为政的彝族各家支的头人。前面已经提到，彝族家支制度是非常严密的制度， 既得利益的奴隶主阶级通过这种制度对奴隶进行了严格控制，分散于各家支的奴隶很难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尽管彝区也时有奴隶起义，但都形成不了规模，难于撼动和打破奴隶主的统治枷锁。而统治阶层也缺乏自我变革的条件。因为各家支 一般各居一域，相互牵制，谁都难以降伏或吞并对 方，加上生产力水平低，剩余产品不多，在彝区没有形成过经济或政治中心，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推 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以此来看，凉山彝区缺少自我变革的内在因素和条件。
二是历代反动统治者歧视和压迫彝族，把彝族蔑称为“夷”、“蛮夷”等，限制彝族的对外交往。他们认为凉山彝区是蛮荒的边地，对这一地带并不关心和重视，从来没有集中力量来认真地解决彝区的问题。通常是，接到地方奏章，说彝人闹 事，中央或有关地方政府就派出有限兵力镇压，但一般都是在彝汉交接地带围剿一下就撤兵。因为彝区地理复杂，加上彝人的顽强反抗，没有足够的兵力是很难征服彝人的，所以只能是打一打就走。而不少地方官“玩夷吃夷”,利用彝族的所谓“闹 事”骗取上面的钱粮，自己发财，也不愿意从根本 上解决彝区问题。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凉山彝区多采用封闭、防范的办法，或者“因事而剿”、打一打就撤走的办法，没有一套完整的处理彝族事务的方略。和平时期，政府对彝区就多关注一些，统 治更有力一些；而战乱的时候，则无力处理彝区彝事。除用兵之外，历代统治者有时也采用安抚的办法，比如用当地土官来统治彝区，以彝治彝。国 民党时期， 一些学者，以及各级政府对如何解决彝区问题提出了各种意见：一种是把彝区封闭起来，与汉区隔离；一种是把彝族人迁出来，分散于汉区生活；第三种是在彝区实行所谓的“德化、进化、同化”的“三化”政策。国民党最后选择了第三种意见。但是国民党并没有平等对待彝族，还不时以 武力打击彝区，所以，最终也“三化”不了彝区。外来兵力解决不了彝区问题，除了力量不够、地理复杂之外，彝族人顽强有力的抵抗也是重要因素。彝族人有相当强烈的英雄主义传统。从小彝族人就听到大人讲各种勇敢战斗的英雄故事。彝族人认为，在任何战斗中，只有勇往直前才是真正的男 儿。在战斗中，被敌人从前面打中是光荣的，而被 敌人从后面打中则被视为胆怯和耻辱。彝族人的孩子从小就学摔跤和掷石头，稍大以后就练骑马、 射箭、打枪。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彝族人，养成了视死如归的个性，个个都骁勇善战，个个都有勇猛的战斗力。我国一位现代军事家在了解彝族的情况后曾说，在各民族当中，动员起来能够投入战斗的人员比例，看来彝族是最高的。事实就是如此。彝族内部各家支长期备有武装，每个家庭就是一个战斗单位，每个彝族人都是战斗员。平时大家亦武亦农，常常是刀枪不离身。在劳作的时候， 一 旦有情况，丢下农具就可以投入战斗。面对这样 一个勇猛顽强的民族，历代统治者也毫无办法，外力也打破不了彝区的统治体制。
三是凉山彝区地处大小凉山山脉，这里山高水深，交通不便，形成与外界隔绝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特点，客观上阻碍了凉山彝族的对外学习 和交往，也阻碍了外界对凉山彝区的渗透，使凉山彝区几乎在封闭的条件下自我发展。而且，凉山彝族人民世代在这片自成一体的地方生息繁衍， 他们适应了这里的生存环境，并在长期艰苦的开发中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所以，他们自身没有强烈的向外学习和交往的动力。而正是这里艰苦的地理环境，也消减了外部势力向彝区渗透的愿望。在这种情况 下，彝区的发展极其缓慢，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性和社会制度。
闭塞的地理环境，以及上述的种种内外因素， 致使凉山彝区长期处于落后的封闭的奴隶制社会。
由于社会封闭，历来外界对凉山彝区的历史和社会情况缺乏了解，虽然这种状况在解放后已大为改观，但因不了解历史而产生的一些误解、曲 解仍然存在。我曾听说有一些人，认为凉山只有 土司和黑彝才是真正的彝族，白彝则是被黑彝抓来的其他民族，血统上不属于彝族。这种说法显 然是错误的。黑彝(包括土司)白彝本是同根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彝族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 一部分成为统治阶层， 一部分成为被统治阶层，即有了 土司、黑彝、白彝之分。上面我们提到的彝族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即“乌果兹咪，尼果尔节”(兄成 为统治者，弟成为被统治者),就很好地证明了这 一点。而作为凉山彝族历史重要证据的谱系也清晰地证明了黑白彝源自一体。谱系研究说明，凉山彝族绝大多数是从古侯、曲涅两弟兄派生繁衍而来的。古侯、曲涅两支在长期繁衍演变过程中， 有的成为黑彝，有的成为白彝。下面举的例子都 是源于曲涅支的彝族的发展变化情况：
1.源自“几木—阿哲—雅古”支的，老大“雅古 书补”支为金阳县沙马土司支；“书补”的老三 “雅古—书补—麻恩(常称‘海子三子’)”则成为白 彝，分布在凉山、攀枝花和云南的丽江地区。
2.从黑彝“阿鲁比阿史—拉则”支衍出了美姑县的黑彝“俄其”和白彝“俄其曲比”支以及遍布全州的白彝“几克”七子支。
3.从“尼格”七子中衍出的老大“利木利利”为 凉山彝族四大土司之首，老二“桑几马海”中衍出马海土司、马海黑彝、马海白彝。
4.从“尼格—拉普—舍曲—阿波”五子中衍出 黑彝“果基”支、白彝“莫洛”三子支，均分布在越 西、石棉县。
5.从“尼格—拉普—敌俄”四子中衍出：(1)黑彝“补约”,白彝“几火、节兹、几古”,分布于云南丽江宁蒗县；(2)“敌俄一敌尼—拉尼—几格”中衍出 黑彝“倮伍”、白彝“呷马”;(3)“阿子一阿海”中衍出黑彝“博史”支和白彝“博史”支；(4)从黑彝“倮木”中衍出白彝“吉木”六子；(5)从“敌俄一阿都” 支的黑彝“瓦扎”中衍出白彝“阿苦、阿底、阿西” 支，分布于凉山、攀枝花和云南丽江地区。
6.“敌俄—阿格—勒格”二子中衍出黑彝“罗洪”九子和白彝“补撒”五子(里苦、阿色、吉窝、吉牛、阿苏),分布在凉山和云南的丽江地区。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彝族父子连名制的谱系是比较可靠的。在奴隶社会，这些同源的土司、黑彝和白彝多数居住在一起，白彝多为同源黑彝的 属民，服从于黑彝；黑彝则为其所属的白彝提供保护，让其免受其他家支的侵犯。这也说明了黑彝和白彝本是兄弟，只是“兄成为统治者，弟成为被统治者。”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有些异族经长期融合演变成彝族，也是存在的，但决不能武断地怀疑黑白彝的同源事实。
民族众多，关系复杂
凉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有彝、汉、藏、回等十多个民族。彝族和汉族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 数，是凉山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民族。彝族很早就在凉山包括安宁河一带生存繁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彝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服饰、饮食、建筑、节庆、信仰、历法等等。彝族长期深居山 区，艰苦的环境，塑造了彝族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性格，也造就了彝族人强壮的体魄。过去有人认为彝族人“荞子洋芋过日子”,“吃的圆根菜， 穿的羊皮子”,以为这些食品是落后的、贫穷的表现，其实这些彝族人喜爱的食品，用现代的观点来看，是富有营养的绿色食物。彝族人能够有健壮的体魄，与他们的饮食特点也不无关系。艰苦的环境，和由家支网络连接起来的彝族社会，有着团结互助的传统。彝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背不了父亲家谱的人，家门不认你；背不了母亲家谱的 人，亲戚不认你。”能背诵父母家谱的人，出远门不需要带干粮。如果对有困难的本家支人不闻不问，其他家支会看不起这个家支的。如果家支内有人无钱结婚，全家支的人要凑钱帮助他。彝族人能歌善舞，性情豪放，勇猛顽强，解放前一位名为布鲁贺(A.J.Broom-hall) 的希腊人在他所写的 《强人的祈祷》一书中，就把彝族人称作当地的强 人。
彝族独特的制度和风俗、鲜明的个性，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但是当时外界对凉山彝族的情况了解很少，加上一些人片面渲染彝族的奴隶社会，使彝区变得异常神秘，由此吸引国内外一些学者到彝区调查研究和探险猎奇。上个世纪初一个英国人曾进入凉山调查，写出了《独立倮倮》一书，这是较早对外介绍凉山彝族情况的书。法国人李埃达 (Afred Lietard)写的《倮法字典》和《法倮字汇》是外国人较早研究彝语的书籍。1943年，时任燕京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博士、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到了凉山彝区调查。林先生深入凉山彝区， 详细地调查彝族社会情况，写出《凉山彝家》一书。此书后来被译成英文，在当时是国内外了解凉山彝区的重要参考书。
解放前，彝族内部家支林立，等级森严，“打冤家”不断，相互间的关系复杂，彝汉之间的矛盾尖锐。长期以来，整个凉山始终处在动荡复杂的斗 争当中。
凉山彝区长期保持落后的奴隶制体制，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统治彝区的是各居一方的家支组织。历代封建王朝没有主动协调和处理家支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时候，他们挑拨和利用家支矛盾，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使冤家易结不易解。所以，彝族各家支之间矛盾重重，关系错综复 杂。家支之间相互“打冤家”在彝区是平常的、经常发生的事情。林耀华先生在《凉山彝家》一书中 提到：“冤家为罗罗社会的特点之一，它的重要性 并不亚于阶级制度。冤家的仇视械斗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非单纯的战争或政治，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法律。好像是阶级制度一样，冤家是 罗罗文化的一个重要枢纽，就中贯联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打冤家少的几个人参与，多的有几千人参与。有时双方还向其他家支或到汉区求援。我从小就目睹了许许多多的“打冤家”,劳民伤财，给彝族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彝族各家支之间虽然经常打冤家，内部矛盾重重，但奴隶主也有共同利益。一旦有外来势力入侵，或者奴隶起来反抗，奴隶主们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和镇压。
解放前，凉山彝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这 些矛盾主要是彝汉统治阶级，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长期不断地挑拨、相互掠夺而逐步积累下来 的。历代反动统治者搞大汉族主义，宣扬“夷性犬羊”、“夷人畏威不怀德”,经常对彝区采取征伐、剿灭的政策，残杀彝族人，掠夺彝族人财产并不断挑 拨彝族内部打冤家，搞所谓的“玩夷吃夷”的勾当；而彝族奴隶主不分好坏，盲目报复，经常对汉族地区进行掠夺，抢走汉族的财产，掳走汉人来充做奴隶。彝汉统治者之间长期的战争，冤冤相报，使相 互间的仇视根深蒂固，广大彝汉人民深受蒙蔽，也深受其害，因而导致了两个民族之间整体性的紧张关系。彝族有句谚语：“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而汉区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见蛮不杀三分罪”、“蛮子当不得官，猪毛赶不得毡”。“蛮”、“蛮子”是对彝族的侮辱性称呼。
我在省立冕宁边民小学上学时，经常看见冕宁县城门守门入勒索进城的彝族人。卖柴火的要抽出几根给守门人，卖萝卜洋芋的也要被他们拿走几个。彝族人常常无端地遭受责骂甚至殴打。有一年阴历二月初八，冕宁县城举行大佛会，周边的乡民涌进城里观看。城里的街道挤满了人。正热闹的时候，突然有人喊：“蛮子进城了!蛮子进城了!”接着便看见满街的人在追打彝族人。冕宁 边民小学的彝族小学生伍成汉因来不及逃跑而被活活打死，不少人被打伤。这件事后来还引起更严重的冲突。伍成汉所在的草西罗村的彝族人， 听说自己的人是被某个汉族村的汉人打死的，也不向官府告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到汉族村庄报复，将村里的牛羊抢走。事后，汉人向官府告了状，国民党政府派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的292团到草西罗村进行清剿，把村庄的房屋全烧了，不仅勒令退还抢走的牛羊，还罚了彝族人不 少钱款，才了结此事。
这样的冤冤相报，加剧了彝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个民族之间不能正常往来，没有担保不能随便进入对方地区。过去彝族人到汉区，时有被杀， 冕宁县城的西门和西昌的城门口不时挂有彝族人的头颅和串耳示众，其情景极为恐怖。同样，外来人进入彝区也相当危险。没有人担保，贸然进去， 就被杀或被掳作奴隶。在进彝区之前，外人都要出钱请保头，并与保头杀鸡宰牛发誓，双方饮血酒为盟。由于家支林立，保头在自己家支地界可以担保，过冤家地界时不但不能担保，还可能由于他的原因引来危险，殃及被担保人。所以，就出现过一家支地界要另换保头的情况，这样层层请保，极其烦琐。林耀华先生在《凉山彝家》中提到，他进彝区之前请的保头，路过保头冤家地界时，保头就不得不绕道而行。这种情况就是到了20世纪50 年代初，在进行开辟彝区工作的时候都仍然存在。工作队要帮助群众，发放救济钱物，召开群众大 会，都需要通过家支头人同意后才能进行。林耀华先生进凉山之前曾做好了被掳作奴隶的准备， 行前给自己的夫人和校方写了信，写明进山日期、 黑彝保头的支系姓名、办理彝务的介绍人等等。林先生进凉山并写出《凉山彝家》一书，在当时被誉为壮举，说明进凉山彝区的艰难。而英国人布尔克(Donald Burk)就不那么幸运了。1909年他率随从十多人到凉山彝区探险。布尔克被彝族人所 杀，随从被充作奴隶。
当然，彝汉之间有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也有相对和谐的一面。在彝汉杂居区或者彝汉接壤地 区，彝汉两个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之间保持了正常的往来，在一些方面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比如，彝汉之间相互认干亲，彝族孩子认汉族老人为干父母，取汉族名字；汉族孩子认彝族老人为干父 母，取彝族名字。平时干亲家互相往来，过年过节，干儿女要给干爹干娘拜年，干爹干娘要给干儿女礼物。认了干亲以后，双方在对方区域内的安全由对方负责。过去，彝汉相邻的地方，为安全考虑，双方建立“互保”关系，即所谓的“彝保汉，汉保 彝”,其做法是相邻彝汉两地，派代表互相商量，制定公约，定下互相担保的规矩，即汉区或汉人受到彝族人的侵害时由彝族人负责惩罚，彝区或彝族人受到汉人的侵害时由汉人负责惩罚。我所居住的哈哈乡阿始乐村就长期与相邻的迥坪乡（现高阳街道回坪社区）汉区互相担保，保持了和谐关系。另外，出于物品交易的需要，也有部分彝族人和汉人建立互惠互市关系。彝族就有这样的说法：“彝人离不开汉人，汉人离不开彝人；彝人离不开盐铁布，汉人离不开皮张山货。”彝汉双方经过接触取得信任后，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买卖关系，双方平时互相帮忙，彝人到汉区办事，由汉人朋友帮助，汉人到彝区办事，也需要 彝人担保。这种相对和谐的关系，在一些地方处于上升状态，说明广大人民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但就整个凉山来说，这种关系还是局部的、个别 的，掩盖不了两个民族之间整体性的紧张关系。
以上主要是叙述彝族内部，以及彝汉之间的 关系。在凉山还有藏族等一些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接触和交 往，出现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这里不一一赘述。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开拓祖国西南疆土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彝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有自己古老的文字，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古彝文是除甲骨文以外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现在使用的彝文，是由古彝文演变并经科学规范后形成的。彝族独特的火把节、丰富多彩的歌舞文化， 已广为人知。
在凉山彝区，地理环境封闭，加上长期以来各家支独自割据一方，互不妥协，形成了谁也不服谁的个性，“黑彝脑壳一般大”盲目自大，对外来(包括家支以外和民族以外)的先进文化怀有盲目排斥的心态，这些是彝族人需要注意克服的。彝族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克服自身的局限，虚心 学习先进，才能走向现代化，跻身于先进民族之 列。
凉山彝区没有统一的政权
自秦汉起，历代中央王朝就在凉山设置郡县， 委派官吏进行管理，但统治范围一般仅限于安宁河谷一带，统治不了彝族腹心地区。民国时期西 康省在西昌设立屯垦委员会管理凉山，也只能管理安宁河谷一带的汉区及少部分彝区，范围只及现在凉山州17个县市中的8个。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不清楚大小凉山到底有多少彝族人。在多数彝族聚居的地区，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统治者都无法建立政权。像布拖、美姑、金阳、喜德、甘 洛、普格、会东以及木里藏族自治县等县都是解放后才建立的。而个别彝族聚居区虽然设立了县政权，但形同虚设。昭觉清末开始设县，建了县城、 县衙以及文庙和关帝庙等相配套的统治系统，首任县长是陕西人，叫徐怀璋，他畏于彝族人的反 抗，竟不敢在昭觉县城居住，长期在冕宁县冕山镇遥控。他到县城巡视还要请彝族头人担保。县长没有权威，自然也统治不了那里的人民。后来彝族人把县城烧了。至解放时，昭觉县城只剩残破的城墙和几所房屋，其中一所是县政府办公房， 一 所为一外国传教士的居所，另外还有几间破破烂烂的瓦板房。
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未曾对凉山彝区进行过有效的统治。唐朝时期，居住在云南的彝族先民建立了南诏政权(732-902年)。南诏的领地包括云南全省、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和广西西部，这些地区也就是今天彝族分布的范围。南诏虽然由彝族统治，而且凉山是南诏的属地，但其有效统治范围仍然仅限于西昌一带。
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因无法有效统治彝区，采取了“以夷治夷”的办法。中央王朝在彝区任命彝族土司(兹伙),利用土司来统治彝区。土司各管一方，没有哪个土司可以凌驾于其他土司之上。土司在一些地区也无法行使统治权力， 一 些地方有势力的黑彝常常不服土司管制。有的地区黑彝比土司势力还强，他们甚至攻打土司。清末实行“改土归流”后，土司更加没落。
彝族地区各家支划地为界，各自为政，加上交 通不便，使彝区特别是腹心地区相当封闭。过去多数彝族人不知政权为何物，甚至不知道自己属 于哪个国家。有人还问“中国大还是牛牛坝(现美姑县一个小小的坝子)大、成都大还是牛牛坝大?” 这样一些现在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解放前夕， 西昌附近的一位彝族老人带着名叫吉克的外甥登上黄毛山顶，指着远处的金沙江对吉克说：“那就是金沙江，听说那边， 一个叫蒋介石的人在管。”吉 克说：“舅舅，我们也归蒋介石管啊。”抗美援朝时， 美姑的彝族头人在工作队宣传抗美援朝的群众大会上说：“年轻人，你们不要说了，你们把美国人哄到这里来，我们来收拾他们。”过去他们接触过外国传教士，以为收拾入侵朝鲜的美国人就像他们当时对待外国传教士那样简单。
兵家必争之地
凉山虽然地处偏僻，然而它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南北通道。“南方丝绸之路”就经过安宁河谷一带。我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物品，曾通过这里运往云南，销往东南亚，并由那里传向欧洲。司马迁等历史名人也曾到过凉山。三国时，诸葛亮为巩固后方，打通西面的南北通道，曾率重兵 “五月渡泸”,进入凉山。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 的历史典故就是在凉山发生的。在彝族典籍当 中，也有记载“孟获八擒八纵诸葛亮”的传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为躲避清军追剿，取道凉山北上，但最后兵败大渡河；红军长征时也经过凉山，刘伯承和果基约达进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 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并强渡大渡河成功，为长征的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凉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历史上这 一带兵事不断。据《西昌志》记载，仅清朝时期，雍正四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六年、七年，光绪十五 年、二十九年，清王朝就多次出动重兵大规模攻打彝族地区。小规模的战事更不计其数。而彝族奴隶主也频繁到汉区进行掠夺。到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更是加强对凉山的控制和镇压。蒋介石把西昌乃至整个凉山看做是牵制滇康两省的重要军事基地，在这里修了军用机场，还修了从乐山到西昌的乐西公路，这条路因失修在解放前就停用了。蒋介石“百忙”中于1945年曾亲赴西昌视察，足见他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当时，凉山就有四个师的部队在这里驻守，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亲信贺国光中将任司令的警备司令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瑄任师长的24军136师(刘文辉女婿伍培英后来接替刘元瑄任师长)、邓秀廷中将任司令的靖边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小小的凉山，既不是前线，也不是政治经济中心，但因为它处于川滇康三省的交界，地理位置险要，所以，国民党政府不惜力量，重兵把守。1946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镇压彝族，巩固自己的后方基地，出动驻守当地的四个师，还特别调来中央军一个团和空军的 一个飞行中队，大举进攻凉山普雄的彝族地区。他们烧杀抢掠、狂轰滥炸，但也没有解决彝族地区 的任何问题。既没有使彝族人屈服，也没有能够占领广大彝区，只是加剧了当地的紧张局势。激化了矛盾。蒋介石在兵败逃窜台湾之前，还曾妄想以凉山为基地，做最后的挣扎。他命令他的亲信、 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胡宗南退守西昌，配合西康省主席贺国光(刘文辉起义之后)固守凉山。1950 年3月26日，人民解放军兵临西昌城，胡宗南和贺国光乘飞机仓皇出逃，次日西昌即告解放。
生产力水平低，普遍种植鸦片
安宁河谷一带，地势比较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盛产谷物，历来是凉山一带重要的产粮基地。这里交通较为方便，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多，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西昌甚至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安宁河谷是以汉族为主的彝汉杂居区，广大彝族主要居住在二半 山以上的山区。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生产工具简陋，铁制农具很少，主要使用木制农具，生产条件差。彝族地区主要种植养麦、洋芋、燕麦、玉米等旱地作物，产量低，广大彝族劳动人民一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缺粮，靠摘树叶挖野菜充饥。过去，彝区许多人一到春播就断粮，所以，当地彝族有谚语：“阿衣以各莫，果布裸古莫”(布谷鸟在外叫，娃娃在家叫),说明小孩因饥饿而哭闹。
凉山彝区生产长期低水平徘徊，物质基础薄 弱，除了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因素外，主要是落后的奴隶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频繁的打冤 家和相互掠夺，破坏了社会和生产秩序，消耗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挫伤了人们生产的积极 性，影响了财富的积累，最终导致广大彝族人民的生活异常困苦。
19世纪中叶，鸦片传入凉山地区。当时的凉山地区，各种势力交错，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民生活困苦，这些为鸦片的传入和迅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便利条件。鸦片传入不久，凉山很快大量种植，吸毒贩毒随之泛滥不已。早期鸦片种植多集中在山区，后来连宜于种 粮的安宁河谷也大量种植。记得1950年3月西昌解放的时候，安宁河谷一带正是罂粟花开时节， 红、白、粉、紫等各色罂粟花遍地开放，景色极为绚丽，给我很深印象。种植鸦片首先源于贫穷，因为鸦片价格很高，种鸦片比种粮食获利更高，在土地贫瘠的山区更是如此。统治者热衷于种植鸦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用鸦片换取武器。解放前凉山地区枪支泛滥，民主改革时仅部分彝区就收缴各类枪支六万多条。彝族各家支的武装配备比较齐全，足以抗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种植鸦片促进了枪支买卖，客观上加剧了矛盾和冲突，战争更加频繁，武器杀伤力更大，对社会的破坏更为严重。为了获取先进武器，彝汉统治者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使鸦片越种越多，恶性循环，凉山社会出现畸形发展。
对于烟毒的泛滥，国民党政府虽也颁布所谓的禁烟条例，但纯粹是自欺欺人。政府虽设立禁烟机构，但对种烟贩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 至与烟商烟贩勾结，以禁烟做幌子，发烟毒之财。各路军阀采取武装贩烟、抢烟。军队之间、土匪之 间、家支之间常因鸦片利益问题发生火并，由此形成了错综复杂的黑道势力，你争我夺，危害社会的安定。
解放前，凉山鸦片买卖十分兴隆，西昌及各县县城烟市都很热闹。西昌有两个有名的市场节日，一个是大烟上市时的烟会， 一个是蜡虫上市时 的虫会。在烟会期间，烟商烟贩云集，物资交流活 跃，戏班子搭台唱戏，热闹非凡。小小的冕宁县城，烟馆云集。南街的一烟馆悬挂着一个大招牌， 上书四个大字：“闻香下马”,下面附一副对联：“一盏孤灯照尽天下许多事业，半枝竹杖打倒世间无数英雄”。这副对联道破了鸦片的危害。
更可怕的是，吸食鸦片在部分人中成为时尚。当时有点钱的人都吸食鸦片，有的地方甚至把抽鸦片作为荣耀，认为抽鸦片才是男子汉，并成为姑娘选择配偶的一个重要条件。伴随种烟贩烟和吸食鸦片的泛滥，抢劫、卖淫、嫖娼、诈骗、偷窃、卖儿卖女等罪恶现象也随之盛行。多少家庭被毁灭， 多少财产被耗尽。冕宁彝族地区有一个人，原来很富有，因吸毒上瘾，卖田卖地，卖妻卖儿，耗尽了 所有家财。最后抽完一口鸦片之后，他说：“烟斗鸡蛋一样大，烟嘴针眼一样小，但是我的牛羊进去 了，我的田地进去了，老婆娃儿进去了!”说完砸烂 烟枪就上吊死了。这个故事和他说的这几句话， 在凉山彝区广为流传。在凉山的汉族地区，烟毒也是到处泛滥。为了劝诫人们戒毒，有人还写了 《戒烟歌》。《戒烟歌》共一千多字，解放前凉山汉区一些学校曾以之作为附读教材。其中写道：“……你莫看，烟斗小得像鸡蛋，厉害却无边。房屋装进不上算，田地也往里面钻。慈母训，贤妻劝，全然不管，忠言丢在耳后边。吃馋又耍懒，衣裳披起，手竿懒把袖子钻。皮包骨，肉垮完，毛长嘴又尖。身上虱子成串串，衣裳两层连脱肩。裤儿乱成刷把头，长一边来短一边。……当年翩翩男子汉，到而今不伦不类像灯竿。…… ””
解放初，凉山彝区禁烟之前，在各级各界代表大会上，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带着烟枪，在会议期间吞云吐雾。解放前的凉山是当时国内鸦片生产的重要地区和吸食鸦片的重灾区。种植鸦片破坏了生产，摧残了人的身体，恶化了社会风气，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使本来就落后的凉山更加雪上加霜。因此，解放初期禁种禁食鸦片成为人民政府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之一。
革命火种
残酷落后的社会制度，尖锐的民族矛盾，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凉山的经济不仅难于发展，还不时遭受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安居乐业，生活极度贫困。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凉山地区的统治。在安宁河一带，各种苛捐杂税使当地人民苦不堪言，激起人民的反抗。
1931年开始，受全国革命浪潮的影响，西昌等汉族地区的革命活动日渐活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西昌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坚决 要求抗日。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派到凉山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廖质生(廖文彬)积极组织各种进步活动。他组织的“邛泸益智读书会”、“利文研究会” 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童光敏、陈野萍(陈荣檀)、廖志高、李祥云等一些进步青年由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 些地下党员在随后迎接红军、协助红军长征经过凉山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云南进入四川，突破了金沙江 之后，在会理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成立先遣部队，由刘伯承总参谋长兼任先遣部队司令，由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任先遣部队的政委，罗瑞卿任参谋长，率领红一团，加上电台分队、工兵 排，作为先遣部队，通过会理、德昌、西昌、冕宁北上 。
当时盘踞在凉山一带的敌军是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总兵力5个旅12个团约1.5万人。蒋介石还命令刘文辉的24军、刘湘的21军和杨森的20军共15个团约2万人赶赴大渡河北岸设防。蒋介石认为，凉山社会复杂，地势艰险，在这一带 消灭红军是最好的地点和时机。所以，他亲临昆 明、成都督战，并频频致电前线将士。其中一封电报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夷杂处、 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 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 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红军的情况非常危急，前面敌军正在大渡河北岸布防，后面有薛岳率领的10万追兵步步紧跟。所以，在敌人完成部署之前渡过大渡河，是红军摆脱困境、顺利北上的关键。
中央拟定的行军路线是经泸沽、越西到大渡 河，由此过河北上。但是刘伯承和聂荣臻到达泸 沽以后，经了解得知，由泸沽北上有两条路线。一 条是经过登相营再过越西县到达大渡河边的富 林，这是大道，是中央拟定的路线。可是当时蒋介 石命令四川部队重兵把守富林这条线。另外一条 线是取道冕宁县城通过彝族聚居地区，到达大渡 河边的安顺场。这是敌人戒备比较弱的路线。
为了避开敌人主力，争取时间和减少伤亡，刘伯承和聂荣臻经侦察和听取地下党的汇报后决定改变路线，即经过冕宁县城通过彝族聚居地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决定后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请示。当时中央军委正在行军途中，联系不上， 刘、聂两首长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决定把部队开往冕宁， 一边行军， 一边继续与中央军委联系。部队到达冕宁时，才与中央军委联系上。中央军委接到报告以后，权衡利弊，最后同意先遣部队的请 示，同时指示左权、刘亚楼率领一支部队经过越西北上，以迷惑敌人。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大汉族主义，压迫彝族同胞，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当时，彝族地区每一 个家支，每一个乡村单位，都被迫各派一个人到冕宁县城监狱坐牢作为人质。万一地方上出点什么事，就拿这些人质是问。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 “坐值换班”制度。这种制度导致许多无辜的彝族人被关进监狱。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到达冕宁前， 冕宁县伪县长钟伯琴和夷务团长李德吾，携家带眷，纠集五六百武装士兵，带上果基家部分“坐值 换班”的彝族人弃城逃跑。他们以为手里有果基家的人质，就可以通过果基家地界。可是到果基家领地时，被果基家武装缴了械，钟、李被杀，其余 人被剥了衣服放回。果基家之所以缴杀他们，是有前因的。在此之前，李德吾曾无辜残杀果基什呷等7个人，其中有2人还认李德吾为干爹。李德吾此番路过，被果基家的人认出，即遭到武装围剿。李德吾当时跪下求饶，表示要赔偿以前杀害 的人家，要铸造像他们死去孩子一般高大的金人赔偿他们。但果基家不予理睬， 一刀一刀把他剐死。
红军先遣部队到冕宁县城后，把关在监狱里 的人质放了，并请他们喝酒，给他们讲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的政策。这些长期受关押的彝族人深受 感动，说红军与“旧的汉人”(彝族人称压迫他们的汉人为“旧汉人”)不一样，与国民党军队不一样， 是新汉人，是彝族的朋友。
但由于在此之前，冕宁一带的彝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不少彝族人受了蒙蔽，认为红军 来了以后，会像旧时的军队那样杀人放火，因此， 对红军采取敌意行为。红军的工兵排经过俄瓦的时候，就遭到彝族人的袭击，衣服和器材被抢了。即便如此，刘、聂两首长仍给部队规定，不经过他们两个批准，部队不准开枪，要做到打不还手，骂 不还口。
此时，说服彝族头人，争取彝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成了当务之急。为了表明党的民族政策，红军指战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把竹子砍下来整 齐排列成一样高，用手比划向群众解释，意思你是 彝人，我是汉人，我们都是一样高的，叫做民族平 等。就在此时，果基支头人果基约达(史书上也叫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尼达前来打探情况。经通司(翻译)联络，红军群众工作队长肖华与果基尼达相见。肖华向果基尼达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 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过好生活。红军此来只 是借路北上，并表示红军部队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起初，果基尼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 当他看到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不像地方军阀那 样烧杀抢掠，便消除了疑虑，接受了结盟意见。
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伯承立刻骑马来到彝海子边与果基约达相见。果基约达见了刘伯承，便要摘掉黑头帕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 前扶住。刘伯承向果基约达说明了此番来意，并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刘伯承和果基约达越谈越投机，遂决定按彝族的传统，在彝海子湖畔杀鸡喝血酒结拜兄弟。果基约达随即叫人找来一只鸡，刘伯承从警 卫员的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斟上酒。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约达要刘伯承先喝，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高兴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同果基约达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 一口喝下血酒。果基约达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大声说：“我约达同 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 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刘伯承当众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十支步枪送给了果基约 达。果基约达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结盟便告结束。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彝海结盟”。随后，刘伯承还代表红军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授予果基约达，委任约达作支队长。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 果基约达的陪同下，向彝区进发，沿途没有受到阻 拦，顺利到达安顺场。之后，约达派他的弟弟果基尼迫等人来回护送红军主力，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
“彝海结盟”为红军过彝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解放初期，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主席的时候曾对时任西康区党委书记、省政 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 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廖志高也说过：“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彝海结盟”几天之后，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顺利到达安顺场。和刘伯承见面的时候，毛主席特意给他敬酒表示祝贺。周恩来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 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 了。”毛主席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 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 果。”
国民党伪县长平时歧视和压迫彝族人民，在逃跑的时候还想利用人质要挟彝族人，企图就此通过彝区，结果被缴被杀，而红军尊重彝族人民， 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感化彝族人民，取得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顺利通过彝区，形成了 鲜明对比。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红军到达冕宁的时候，就以朱总司令的名义 发出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格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长征是宣言书。在凉山，红军郑重宣告各民 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是骨肉兄弟，并明确提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建立民族自治政 府的主张。这些主张，在解放后都得到很好的落 实，已经成为现实。
长征是宣传队。它向沿途广大人民宣布，反动军阀是人民的共同敌人，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凉山，红军经过了现在的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德昌、西昌、喜德、冕宁、越 西、甘洛10县市，这些地方受到红军宣传的影响， 广大彝汉人民受到革命教育，看到了革命的方向。当时成百上千的凉山子弟踊跃参加了红军。这些人中，像陈野萍、廖志高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 部。解放后还有部分人回到凉山参加建设，如1950年回到凉山任凉山军分区司令的陈占英；先任彝民团团长，后任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州 劳动人民协会主席的王海民；州法院院长潘占云；州检察院检察长王作义以及王占清、李木林、王占友等都是当年参加红军的优秀的凉山彝族子弟。
对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这段历史，李井泉同志在世时曾亲口与我谈过。他说：“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头天晚上，陈云同志召开会议，定 我为主席，副主席为陈荣檀。在会上我提议主席应由本地人担任，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所以次日公布时，主席变为陈荣檀，我作副主席。红军刚到冕宁的时候，曾有意要在凉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但经过后来几天的观察和分析，中央 认为凉山地理环境较差，民族矛盾尖锐，条件不具备，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要我北上，留下了 陈野萍。”陈野萍同志生前也曾与我谈过这段史实。
红军走后，凉山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是已经点 燃的火种没有熄灭，先烈的血也没有白流。一批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坚定革命信心，凉山的 革命更加活跃。这种情况，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国民党屡屡用兵难以征服彝族，加上红军又把“坐值换班”的彝族人放走了，再恢复“坐值换班”制度已难以做到。因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出以文的办法来教化彝族人，要实行所谓的“同 化、德化、进化”的“三化”政策。要化边民为腹民， 化边地为腹地。边民即少数民族，腹民即汉人；边地就是少数民族地区，腹地为汉族地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刘文辉在冕宁、西昌等地开办了边民 学校，要彝族各家支派子弟来读书，想以此来代替 坐值换班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的到来，促使国民党政府对彝族政策的变化，催生了边民学 校。国民党政府想利用边民学校培养忠于他们的人，而恰恰是，许多以教育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利用这个阵地，进入了这些学校，宣传 进步思想，培养革命火种。我就是从边民学校接受革命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
西康省立冕宁边民小学创办于1940年(民国 29年),主要招收彝族、藏族子弟，学校实行寄宿制。我于1942年进入冕宁边民小学学习。当时西康省全额拨给经费，包括衣食住等费用，但是经费经常为管理者克扣。之后，我到西昌，进入西康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学习。
在边师，教师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 士。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校长谢开明、黄荣宁都属于民盟，是开明进步人士， 积极向青年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谢开明解放后参加凉山州的领导工作，黄荣宁在四川省农业厅任处长。学校音乐老师王雪丁先生经常教我们唱革命歌曲，解放后在会理剿匪时遇见这位音乐老师， 我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员。
我在冕宁边民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得到了时任边民学校老师、后来担任校长的地下党员李祥云的指导。李祥云经常向我们宣传 各种进步思想，教我们唱各种进步歌曲，像《义勇 军进行曲》《九一八》等。他说：“黄牛是黄牛，水牛是水牛，但是都是牛；夷人是夷人，汉人是汉人， 但是都是中国人。”形象地宣传了我党关于民族平 等、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主张。我到西昌读书后， 李祥云还是非常关心我的成长。1949年下半年， 经李祥云介绍，我由西昌返回冕宁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会理，地下党组建的金江支队成为当地的重要武装力量，在解放西昌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 的家乡冕宁，到1948年底，全县已有党员二百多 人。1949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冕宁县委员会， 王月生任县委书记，李祥云等任县委委员。那时 候，冕宁的地下党基本控制了全县的武装，并开始酝酿组织冕倮游击队。形势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充实革命队伍。为此，李祥云同志要我留下来，不再回西昌读书。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投 身于凉山的革命和建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