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纪念馆）
一、历史背景
1934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至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为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通过彝区，抢渡大渡河。当时，从冕宁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越西的“官道”大路，另一条是穿过拖乌彝区的密林小道。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在大路上布下重兵堵截。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了避开强敌尽早过河，决定走小路。红军进入四川凉山彝区，面临国民党军队围堵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境。彼时彝族地区长期受军阀压迫，民族隔阂深重。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彝区不可动武，须以政策感召人心。”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冕宁县后，立即释放了被扣押在城内“坐质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并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当了红军民族政策的宣传员。5月22日，在彝海，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小叶丹像过去见国民党官员那样要行礼，刘伯承一把拉住了他。刘伯承以诚恳的态度重申红军来意，宣传民族平等，表示红军和彝族同胞要做好朋友。小叶丹当即向刘伯承提议盟誓，刘伯承欣然应允。于是，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授予小叶丹“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小叶丹派向导为红军带路，让红军顺利走出凉山彝族地区，直达安顺场，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过境创造了条件。彝海结盟不仅化解了军事危机，更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团结合作的先河，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二、战略突破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决议和宣言中就提出了以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民族团结自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与纲领。1928年，“党的六大”充分认识到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专门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委托中央委员会调查研究，准备材料，将民族问题列入“七大”议程。各项民族政策的实施，受到了各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他们热情支持和参加革命斗争，使中国革命同少数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反对共同敌人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分别通过了苗、瑶、侗、水、布依、彝、藏、羌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共走了371天，其中在藏、苗、彝等民族地区就达125天，占全程总天数的33.7%。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国民党的压迫，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争取少数民族各阶层支持红军，参加革命斗争。彝海结盟对于粉碎蒋介石迫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意图，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封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彝海结盟是党和红军执行民族政策，开展广泛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成功的典范，为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军事转折：突破封锁的关键“窗口”。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虽小，但分布地区广且多处边疆，对国家的安定团结起着重大作用。历代王朝统治经验证明，对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各民族群众就可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边疆长期安定，王朝政权就能巩固，实现长时间的稳定统治。反之，王朝政权就会遇到更多的反抗，导致社会动荡，危及统治政权的稳固，导致改朝换代。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密切而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民族问题上也根据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制定了各项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策略，对影响革命和全局的民族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定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之列。1935年5月，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军先遣队从冕宁县城向彝族聚居区进发之前，毛泽东叮嘱：“过彝区，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能打枪、不能伤害彝族兄弟，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族同胞实现友好共处。”先遣队严格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严格执行了民族政策，取得了彝族兄弟的信任和拥护，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彝海结盟使红军得以快速通过彝区，抢占大渡河渡口，彻底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彝区”的计划。小叶丹组建的“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为后续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援，印证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实效性。
（二）政策实践：民族平等的首次胜利。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在冕宁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回顾红军长征过凉山，回顾彝海结盟，《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历经岁月，彰显出特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从《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到实际接触，红军以“夷汉一家”的口号取代国民党的民族压迫，通过保障自治权、尊重语言与文字，赢得彝族信任。毛泽东评价其为“党的民族政策从宣言到行动的里程碑”。
（三）思想传播：革命理想的跨民族共鸣。长征途中，红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恶劣条件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纪律严明，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彝海结盟和帮助彝族建立自己的队伍，显示了红军与彝族兄弟鱼水般的亲密关系，是军民团结的典范。红军在彝区的成功，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突破地域与族群界限，为后续通过苗、藏等民族地区积累了经验。
（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处）
三、现实启示
（一）民族问题的战略延续性。邓小平将现代化建设喻为“新长征”，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民族地区占国土面积的60%，资源互补性与发展不平衡性并存，需借鉴彝海结盟经验，将民族平等、区域协调置于国家战略高度。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民族问题同社会上几乎所
有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长期牵制全局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民族问题的形成、发展与消亡有一定的规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新长征过程中，民族问题仍然贯穿始终。各民族只有在平等、团结、互助原则下，才能加快互补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二）政策执行的底线思维。新时代需坚持区域自治制度，完善经济扶持与文化保护，避免“一刀切”思维对民族团结的侵蚀。红军在长征途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靠政策兑现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新长征还要不要全面完整地认真贯彻各项政策？各项工作还要不要体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权利还要不要得到保障？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还要不要保持？是否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等等，这些都显得十分重要。实践证明，必须一以贯之、长期坚持。邓小平曾指出：“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近些年，个别地区在某些文艺作品中，由于没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给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也给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是极其错误的。因此，必须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全部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发动起来，同心同德，才能共同实现祖国现代化宏伟大业。
（三）统一战线的时代拓展。从“彝海结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党的统一战线始终是凝聚多元力量、实现共同目标的战略法宝。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文化信仰多元交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复杂局面，统一战线需进一步深化内涵、拓展外延，构建全方位协同机制，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强大的凝聚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需正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新业态从业者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通过政策倾斜、社会保障和权益保障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矛盾。统一战线的拓展需在东西部协作、城乡融合、边疆振兴中发挥纽带作用。深化“对口支援”“万企帮万村”等机制，推动技术、资本与人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将边疆民族地区从“末梢”变为开放前沿，激活其资源与区位优势。统一战线的时代拓展，既是历史的传承，更是现实的创新。从“歃血为盟”的朴素信任到“共同体”建设的系统治理，党的统一战线始终是破解复杂问题、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钥匙。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唯有以更大格局整合多元力量，以更实举措构建利益共同体，方能书写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兼程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牺牲，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彝海结盟不仅是长征胜利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军事胜利，更在于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范本。新时代背景下，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命题。唯有继承长征精神，坚守政策初心，方能在“新长征”中续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