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精华（1931年2月17日-2007年10月19日），中共党员，彝族，是四川省冕宁县人。本文选自伍精华作品《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书，该书出版于2002年。
一、凉山彝区没有统一的政权
自秦汉起,历代中央王朝就在凉山设置郡县, 委派官吏进行管理,但统治范围一般仅限于安宁 河谷-•带，统治不了彝族腹心地区。民国时期西 康省在西昌设立屯垦委员会管理凉山，也只能管 理安宁河谷一带的汉区及少部分彝区，范围只及
现在凉山州17个县市中的8个。解放前夕，国民 政府不清楚大小凉山到底有多少彝族人。在多数 彝族聚居的地区，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统治 者都无法建立政权。像布拖、美姑、金阳、喜德、甘 洛、普格、会东以及木里藏族自治县等县都是解放 后才建立的。而个别彝族聚居区虽然设立了县政 权,但形同虚设。昭觉清末开始设县，建了县城、 县衙以及文庙和关帝庙等相配套的统治系统，首 任县长是陕西人，叫徐怀璋，他畏于彝族人的反 抗，竟不敢在昭觉县城居住,长期在冕宁县冕山镇 遥控。他到县城巡视还要请彝族头人担保。县长 没有权威，自然也统治不了那里的人民。后来彝 族人把县城烧了。至解放时，昭觉县城只剩残破 的城墙和几所房屋，其中一所是县政府办公房，一 所为一外国传教士的居所,另外还有儿间破破烂 烂的瓦板房。
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未曾对凉山彝区进 行过有效的统治。唐朝时期，居住在云南的彝族 先民建立了南诏政权(732 - 902年)。南诏的领 地包括云南全省、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和广西西 部，这些地区也就是今天彝族分布的范围。南诏 虽然由彝族统治，而且凉山是南诏的属地,但其有 效统治范围仍然仅限于西昌一带。
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因无法有效统治彝 区，采取了“以夷治夷”的办法。中央王朝在彝区 任命彝族土司（兹伙），利用土司来统治彝区。土 司各管一方,没有哪个土司可以凌驾于其他土司 之上。土司在一些地区也无法行使统治权力，一 些地方有势力的黑彝常常不服土司管制。有的地 区黑彝比土司势力还强,他们甚至攻打土司。清 末实行“改土归流”后，土司更加没落。
彝族地区各家支划地为界，各自为政,加上交 通不便，使彝区特别是腹心地区相当封闭。过去 多数彝族人不知政权为何物，甚至不知道自己属 于哪个国家。有人还问“中国大还是牛牛坝（现美 姑县一个小小的坝子）大、成都大还是牛牛坝大?” 这样一些现在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解放前夕， 西昌附近的一位彝族老人带着名叫吉克的外甥登 上黄毛山顶，指着远处的金沙江对吉克说:“那就 是金沙江，听说那边，一个叫蒋介石的人在管。”吉 克说:“舅舅，我们也归蒋介石管啊。”抗美援朝时， 美姑的彝族头人在工作队宣传抗美援朝的群众大 会上说:“年轻人,你们不要说了，你们把美国人哄 到这里来，我们来收拾他们。”过去他们接触过外 国传教士，以为收拾入侵朝鲜的美国人就像他们 当时对待外国传教士那样简单。
四、兵家必争之地
凉山虽然地处偏僻，然而它却是我国西南地 区重要的南北通道。“南方丝绸之路”就经过安宁 河谷一带。我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物品，曾通过 这里运往云南，销往东南亚，并由那里传向欧洲。 司马迁等历史名人也曾到过凉山。三国时，诸葛 亮为巩固后方，打通西面的南北通道，曾率重兵 “五月渡泸”，进入凉山。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 的历史典故就是在凉山发生的。在彝族典籍当 中，也有记载“孟获八擒八纵诸葛亮”的传说。太 平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为躲避清军追剿,取道凉 山北上，但最后兵败大渡河;红军长征时也经过凉 山，刘伯承和果基约达进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 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并强渡大渡河成功，为长征 的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凉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历史上这 一带兵事不断。据《西昌志》记载，仅清朝时期，雍 正四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六年、七年，光绪十五 年、二十九年,清王朝就多次出动重兵大规模攻打 彝族地区。小规模的战事更不计其数。而彝族奴 隶主也频繁到汉区进行掠夺。到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更是加强对凉山的控制和镇压。蒋介石把 西昌乃至整个凉山看做是牵制滇康两省的重要军 事基地，在这里修了军用机场，还修了从乐山到西 昌的乐西公路,这条路因失修在解放前就停用了。 蒋介石“百忙”中于1945年曾亲赴西昌视察，足见 他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当时，凉山就有四个师的 部队在这里驻守，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亲信贺国光 中将任司令的警备司令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 侄子刘元瑁任师长的24军136师（刘文辉女婿伍 培英后来接替刘元瑁任师长）、邓秀廷中将任司令 的靖边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小小的凉山，既不 是前线，也不是政治经济中心，但因为它处于川滇 康三省的交界，地理位置险要，所以，国民党政府 不惜力量，重兵把守。1946年，国民党反动政府 为了镇压彝族，巩固自己的后方基地，出动驻守当 地的四个师,还特别调来中央军一个团和空军的 一个飞行中队，大举进攻凉山普雄的彝族地区。 他们烧杀抢掠、狂轰滥炸，但也没有解决彝族地区 的任何问题。既没有使彝族人屈服，也没有能够 占领广大彝区，只是加剧了当地的紧张局势，激化 了矛盾。蒋介石在兵败逃窜台湾之前，还曾妄想 以凉山为基地，做最后的挣扎。他命令他的亲信、 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胡宗南退守西昌，配合西康
省主席贺国光（刘文辉起义之后）固守凉山。1950 年3月26日，人民解放军兵临西昌城，胡宗南和 贺国光乘飞机仓皇出逃,次日西昌即告解放。
五、生产力水平低，普遍种植鸦片
安宁河谷一带，地势比较平坦，土地肥沃，气 候温和，盛产谷物，历来是凉山一带重要的产粮基 地。这里交通较为方便,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多，已 经进入了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西昌甚至 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安宁河谷是以汉 族为主的彝汉杂居区，广大彝族主要居住在二半 山以上的山区。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土地贫 瘠，交通不便,生产工具简陋,铁制农具很少，主要 使用木制农具，生产条件差。彝族地区主要种植 养麦、洋芋、燕麦、玉米等旱地作物,产量低，广大 彝族劳动人民一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缺粮，靠 摘树叶挖野菜充饥。过去,彝区许多人一到春播 就断粮，所以，当地彝族有谚语:“阿衣以各莫，果 布裸古莫”（布谷鸟在外叫，娃娃在家叫），说明小 孩因饥饿而哭闹。
凉山彝区生产长期低水平徘徊，物质基础薄 弱,除了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因素外，主要是落后的奴隶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频繁的打冤 家和相互掠夺，破坏了社会和生产秩序，消耗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挫伤了人们生产的积极 性，影响了财富的积累，最终导致广大彝族人民的 生活异常困苦。
19世纪中叶,鸦片传入凉山地区。当时的凉 山地区，各种势力交错,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地处 偏僻，交通不便,人民生活困苦，这些为鸦片的传 入和迅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便利条件。鸦片传入 不久，凉山很快大量种植，吸毒贩毒随之泛滥不 已。早期鸦片种植多集中在山区，后来连宜于种 粮的安宁河谷也大量种植。记得1950年3月西 昌解放的时候，安宁河谷一带正是罂粟花开时节， 红、白、粉、紫等各色罂粟花遍地开放,景色极为绚 丽，给我很深印象。种植鸦片首先源于贫穷，因为 鸦片价格很高，种鸦片比种粮食获利更高，在土地 贫瘠的山区更是如此。统治者热衷于种植鸦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用鸦片换取武器。 解放前凉山地区枪支泛滥，民主改革时仅部分彝 区就收缴各类枪支六万多条。彝族各家支的武装 配备比较齐全，足以抗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 种植鸦片促进了枪支买卖,客观上加剧了矛盾和 冲突，战争更加频繁，武器杀伤力更大，对社会的破坏更为严重。为了获取先进武器，彝汉统治者 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使鸦片越种越多,恶性循 环，凉山社会出现畸形发展。
对于烟毒的泛滥，国民党政府虽也颁布所谓 的禁烟条例,但纯粹是自欺欺人。政府虽设立禁 烟机构，但对种烟贩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 至与烟商烟贩勾结，以禁烟做幌子,发烟毒之财。 各路军阀采取武装贩烟、抢烟。军队之间、土匪之 间、家支之间常因鸦片利益问题发生火并，由此形 成了错综复杂的黑道势力，你争我夺，危害社会的 安定。
解放前，凉山鸦片买卖十分兴隆，西昌及各县 县城烟市都很热闹。西昌有两个有名的市场节 日，一个是大烟上市时的烟会，一个是蜡虫上市时 的虫会。在烟会期间,烟商烟贩云集，物资交流活 跃，戏班子搭台唱戏，热闹非凡。小小的冕宁县 城，烟馆云集。南街的一烟馆悬挂着一个大招牌, 上书四个大字:“闻香下马”，下面附一副对联:“一 盏孤灯照尽天下许多事业,半枝竹杖打倒世间无 数英雄”。这副对联道破了鸦片的危害。
更可怕的是，吸食鸦片在部分人中成为时尚。 当时有点钱的人都吸食鸦片，有的地方甚至把抽 鸦片作为荣耀，认为抽鸦片才是男子汉，并成为姑 娘选择配偶的一个重要条件。伴随种烟贩烟和吸 食鸦片的泛滥，抢劫、卖淫、嫖娼、诈骗、偷窃、卖儿 卖女等罪恶现象也随之盛行。多少家庭被毁灭， 多少财产被耗尽。冕宁彝族地区有一个人，原来 很富有，因吸毒上瘾，卖田卖地，卖妻卖儿,耗尽了 所有家财。最后抽完一口鸦片之后，他说:“烟斗 鸡蛋一样大,烟嘴针眼一样小，但是我的牛羊进去 了，我的田地进去了，老婆娃儿进去了！ ”说完砸烂 烟枪就上吊死了。这个故事和他说的这几句话, 在凉山彝区广为流传。在凉山的汉族地区，烟毒 也是到处泛滥。为了劝诫人们戒毒，有人还写了 《戒烟歌》。《戒烟歌》共一千多字,解放前凉山汉 区一些学校曾以之作为附读教材。其中写道: "……你莫看，烟斗小得像鸡蛋,厉害却无边。房 屋装进不上算，田地也往里面钻。慈母训，贤妻 劝，全然不管，忠言丢在耳后边。吃馋又耍懒，衣 裳披起，手竿懒把袖子钻。皮包骨，肉垮完，毛长 嘴又尖。身上虱子成串串，衣裳两层连脱肩。裤 儿乱成刷把头，长一边来短一边。……当年翩翩 男子汉，到而今不伦不类像灯竿。……”①
解放初，凉山彝区禁烟之前，在各级各界代表①引自《冕宁文史》第3辑，冕宁县政协文史委编。 大会上，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带着烟枪，在会议期 间吞云吐雾。解放前的凉山是当时国内鸦片生产 的重要地区和吸食鸦片的重灾区。种植鸦片破坏 了生产，摧残了人的身体，恶化了社会风气，造成 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使本来就落后的凉山更加 雪上加霜。因此，解放初期禁种禁食鸦片成为人 民政府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之一。
六、革命火种
残酷落后的社会制度，尖锐的民族矛盾，连年 不断的战争，使凉山的经济不仅难于发展,还不时 遭受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安居乐业，生活 极度贫困。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加 强对凉山地区的统治。在安宁河一带，各种苛捐 杂税使当地人民苦不堪言,激起人民的反抗・。
1931年开始，受全国革命浪潮的影响，西昌 等汉族地区的革命活动日渐活跃。“九一八”事变 爆发后，西昌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坚决 要求抗日。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派到凉山开展工作 的地下党员虜质生（廖文彬）积极组织各种进步活 动。他组织的“邛泸益智读书会”、“利文研究会” 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童光敏、陈野萍（陈荣檀）、廖志高、李 祥云等一些进步青年由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 些地下党员在随后迎接红军、协助红军长征经过 凉山地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领导5,经过云南进入四川，突破了金沙江 之后，在会理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成 立先遣部队，由刘伯承总参谋长兼任先遣部队司 令，由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任先遣部队的政委，罗 瑞卿任参谋长，率领红一团，加上电台分队、工兵 排,作为先遣部队，通过会理、德昌、西昌、冕宁北 ，当时盘踞在凉山一带的敌军是刘文辉的川康 边防军，总兵力5个旅12个团约1.5万人。蒋介 石还命令刘文辉的24军、刘湘的21军和杨森的 20军共15个团约2万人赶赴大渡河北岸设防。 蒋介石认为，凉山社会复杂，地势艰险，在这一带 消灭红军是最好的地点和时机。所以，他亲临昆 明、成都督战，并频频致电前线将士。其中一封电 报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 今共军入此汉夷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 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 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红军的情况非常危急，前 面敌军正在大渡河北岸布防，后面有薛岳率领的 10万追兵步步紧跟。所以，在敌人完成部署之前 渡过大渡河，是红军摆脱困境、顺利北上的关键。
中央拟定的行军路线是经泸沽、越西到大渡 河，由此过河北上。但是刘伯承和聂荣臻到达泸 沽以后，经了解得知，由泸沽北上有两条路线。一 条是经过登相营再过越西县到达大渡河边的富 林，这是大道,是中央拟定的路线。可是当时蒋介 石命令四川部队重兵把守富林这条线。另外一条 线是取道冕宁县城通过彝族聚居地区，到达大渡 河边的安顺场。这是敌人戒备比较弱的路线。
为了避开敌人主力,争取时间和减少伤亡，刘 伯承和聂荣臻经侦察和听取地下党的汇报后决定 改变路线，即经过冕宁县城通过彝族聚居地区,到 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决定后向中央军委发电报 请示。当时中央军委正在行军途中，联系不上， 刘、聂两首长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决定把部队开 往冕宁，一边行军,一边继续与中央军委联系。部 队到达冕宁时，才与中央军委联系上。中央军委 接到报告以后，权衡利弊，最后同意先遣部队的请 示，同时指示左权、刘亚楼率领一支部队经过越西 北上，以迷惑敌人。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大汉族主义，压迫彝族同胞，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当时,彝族地区每一 个家支，每一个乡村单位，都被迫各派一个人到冕 宁县城监狱坐牢作为人质。万一地方上出点什么 事,就拿这些人质是问。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 “坐值换班”制度。这种制度导致许多无辜的彝族 人被关进监狱。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到达冕宁前， 冕宁县伪县长钟伯琴和夷务团长李德吾,携家带 眷,纠集五六百武装士兵，带上果基家部分“坐值 换班”的彝族人弃城逃跑。他们以为手里有果基 家的人质，就可以通过果基家地界。可是到果基 家领地时,被果基家武装缴了械，钟、李被杀，其余 人被剥了衣服放回。果基家之所以缴杀他们，是 有前因的。在此之前，李德吾曾无辜残杀果基什 呷等7个人,其中有2人还认李德吾为干爹。李 德吾此番路过，被果基家的人认出，即遭到武装围 剿。李德吾当时跪下求饶，表示要赔偿以前杀害 的人家，要铸造像他们死去孩子一般高大的金人 赔偿他们。但果基家不予理睬，一刀一刀把他刖 死。
红军先遣部队到冕宁县城后，把关在监狱里 的人质放了，并请他们喝酒,给他们讲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的政策。这些长期受关押的彝族人深受 感动，说红军与“旧的汉人”（彝族人称压迫他们的 汉人为“旧汉人”）不一样，与国民党军队不一样， 是新汉人，是彝族的朋友。
但由于在此之前，冕宁一带的彝区受国民党 反动宣传的影响,不少彝族人受了蒙蔽，认为红军 来了以后，会像旧时的军队那样杀人放火，因此， 对红军釆取敌意行为。红军的工兵排经过俄瓦的 时候，就遭到彝族人的袭击,衣服和器材被抢了。 即便如此，刘、聂两首长仍给部队规定，不经过他 们两个批准,部队不准开枪，要做到打不还手，骂 不还口。
此时,说服彝族头人，争取彝族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成了当务之急。为了表明党的民族政策，红 军指战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把竹子砍下来整 齐排列成一样高,用手比划向群众解释，意思你是 彝人,我是《^人,我们都是一样高的，叫做民族平 等。就在此时,果基支头人果基约达（史书上也叫 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尼达前来打探情况。经 通司（翻译）联络，红军群众工作队长肖华与果基 尼达相见。肖华向果基尼达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 的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 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 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过好生活。红军此来只 是借路北上,并表示红军部队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起初，果基尼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 当他看到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不像地方军阀那 样烧杀抢掠,便消除了疑虑，接受了结盟意见。
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伯承立刻骑马 来到彝海子边与果基约达相见。果基约达见了刘 伯承,便要摘掉黑头帕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 前扶住。刘伯承向果基约达说明了此番来意，并 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 天下的。刘伯承和果基约达越谈越投机,遂决定 按葬族的传统，在彝海子湖畔杀鸡喝血酒结拜兄 弟。果基约达随即叫人找来一只鸡，刘伯承从警 卫员的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斟上酒。 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约达要刘伯承先喝，先喝 者为大哥，兄弟就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高兴地 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 天我刘伯承同果基约达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 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果基 约达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大声说:“我约达同 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 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刘伯承当众将 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十支步枪送给了果基约 达。果基约达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 承，结盟便告结束。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 “彝海结盟”。随后,刘伯承还代表红军将一面书 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①的红旗授予果基 约达,委任约达作支队长。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 果基约达的陪同下，向彝区进发，沿途没有受到阻 拦，顺利到达安顺场。之后,约达派他的弟弟果基 尼迫等人来回护送红军主力，使红军顺利地通过 了彝族地区。
“彝海结盟”为红军过彝区、渡大渡河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解放初期，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 会任主席的时候曾对时任西康区党委书记、省政 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 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 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 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 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廖志高也说过: “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一个彝族 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 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 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党的民 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彝海结盟”几天之后，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顺利到达安顺场。
和刘伯承见面的时候，毛主席特意给他敬酒表示 祝贺。周恩来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 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 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 了。”毛主席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 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 服了呢?”刘伯承回答:“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 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国民党伪县长平时歧视和压迫彝族人民，在 逃跑的时候还想利用人质要挟彝族人，企图就此 通过彝区,结果被缴被杀，而红军尊重彝族人民， 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感化彝族人民，取得 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顺利通过彝区,形成了 鲜明对比。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显示了强大的威 力。
红军到达冕宁的时候，就以朱总司令的名义 发出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买卖，价格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长征是宣言书。在凉山，红军郑重宣告各民 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是骨肉兄弟，并明 确提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建立民族自治政 府的主张。这些主张，在解放后都得到很好的落 实，已经成为现实。
长征是宣传队。它向沿途广大人民宣布，反 动军阀是人民的共同敌人，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 解放他们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各族 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凉山，红军经过了现在的会 理、会东、宁南、普格、德昌、西昌、喜德、冕宁、越 西、甘洛10县市，这些地方受到红军宣传的影响， 广大彝汉人民受到革命教育，看到了革命的方向。 当时成百上千的凉山子弟踊跃参加了红军。这些 人中，像陈野萍、廖志高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 部。解放后还有部分人回到凉山参加建设，如1950年回到凉山任凉山军分区司令的陈占英;先 任彝民团团长，后任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州 劳动人民协会主席的王海民;州法院院长潘占云； 州检察院检察长王作义以及王占清、李木林、王占 友等都是当年参加红军的优秀的凉山彝族子弟。
长征更是播种机。红军在进入冕宁以后，成 立了中国共产党冕宁县工作委员会、冕宁县革命 委员会和武装组织抗捐军。革命委员会和抗捐军 是公开的，党的组织是秘密的，采取了公开与秘密 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是中央红 军入川后成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主席是陈 荣檀（陈野萍），副主席是李井泉。后来根据党中 央的决定，李井泉和廖志高随军北上，陈荣檀留在 当地任抗捐军政委,继续开展革命工作。红军大 部队离开后,革命委员会和抗捐军遭到反动武装 的镇压。抗捐军司令黄应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 害，陈荣檀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脱险，离开冕宁。 地下党员李祥云奉命隐蔽下来继续开展秘密工 作。李祥云1933年入党，一直在冕宁以教书作掩 护。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曾把他误为李井泉而 逮捕他，他坚持自己不是李井泉，国民党也不知他 是共产党。后来由教育界人士出面证明他不是李 井泉，国民党才放了他。对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这段历史，李井 泉同志在世时曾亲口与我谈过。他说:“冕宁县革 命委员会成立的头天晚上，陈云同志召开会议，定 我为主席，副主席为陈荣檀。在会上我提议主席 应由本地人担任,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所以次日 公布时，主席变为陈荣檀,我作副主席。红军刚到 冕宁的时候，曾有意要在凉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 展游击战争，但经过后来几天的观察和分析，中央 认为凉山地理环境较差，民族矛盾尖锐，条件不具 备,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要我北上，留下了 陈野萍。”陈野萍同志生前也曾与我谈过这段历史。
红军走后,凉山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是已经点 燃的火种没有熄灭，先烈的血也没有白流。一批 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坚定革命信心,凉山的 革命更加活跃。这种情况,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 慌。国民党屡屡用兵难以征服葬族，加上红军又 把“坐值换班”的彝族人放走了，再恢复“坐值换 班”制度已难以做到。因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 出以文的办法来教化彝族人，要实行所谓的“同 化、德化、进化”的“三化”政策。要化边民为腹民， 化边地为腹地。边民即少数民族,腹民即汉人;边 地就是少数民族地区，腹地为汉族地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刘文辉在冕宁、西昌等地开办了边民 学校,要彝族各家支派子弟来读书，想以此来代替 坐值换班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的到来，促 使国民党政府对彝族政策的变化,催生了边民学 校。国民党政府想利用边民学校培养忠于他们的 人，而恰恰是,许多以教育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和进 步人士，也利用这个阵地，进入了这些学校，宣传 进步思想，培养革命火种。我就是从边民学校接 受革命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
西康省立冕宁边民小学创办于1940年（民国 29年），主要招收彝族、藏族子弟,学校实行寄宿 制。我于1942年进入冕宁边民小学学习。当时 西康省全额拨给经费，包括衣食住等费用，但是经 费经常为管理者克扣。之后，我到西昌，进入西康 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学习。
在边师，教师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 士。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校 长谢开明、黄荣宁都属于民盟，是开明进步人士， 积极向青年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谢开明解放后参 加凉山州的领导工作，黄荣宁在四川省农业厅任 处K。学校音乐老师王雪丁先生经常教我们唱革 命歌曲，解放后在会理剿匪时遇见这位音乐老师， 我才知道他也是地F党员。
我在冕宁边民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革命 教育，得到了时任边民学校老师、后来担任校长的 地下党员李祥云的指导。李祥云经常向我们宣传 各种进步思想，教我们唱各种进步歌曲，像《义勇 军进行曲》、《九一八》等。他说:“黄牛是黄牛，水 牛是水牛,但是都是牛;夷人是夷人，汉人是汉人， 但是都是中国人。”形象地宣传了我党关于民族平 等、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主张。我到西昌读书后， 李祥云还是非常关心我的成长。1949年下半年， 经李祥云介绍，我由西昌返回冕宁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会理，地下党 组建的金江支队成为当地的重要武装力量，在解 放西昌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 的家乡冕宁，到1948年底，全县已有党员二百多 人。1949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冕宁县委员会， 王月生任县委书记，李祥云等任县委委员。那时 候，冕宁的地下党基本控制了全县的武装,并开始 酝酿组织冕保游击队。形势的发展，需要更多的 新生力量充实革命队伍。为此，李祥云同志要我 留下来，不再回西昌读书。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投 身于凉山的革命和建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