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光禄古镇发展很快。 在先后被评定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全省重点开发建设型特色旅游小镇； 第二批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云南“十佳”宜居小镇之一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后。又被评定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国家级特色小镇。随着光禄古镇的不断发展和对外知名度的提升，研究光禄历史文化的书籍文章，描写古镇的各类文学作品，研究古镇开发建设的规划文本，宣传古镇的各种材料和新闻报道稿件等也渐渐多了起来。在前些年古镇开发建设规划和形象定位策划案编制过程中，由于所聘请的个别省外规划编制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对姚安和光禄的历史文化不了解，又没有进行深入学习和调查研究，极个别所谓策划“大师”就主观地从姚安福光、光禄、长寿等几个地名入手，望文生意地提出了姚安历史文化的主体是传统文化中的“福”、“禄”、“寿”、“禧”；光禄古镇的名称“光禄”也源自于“福”、“禄”“寿”、“禧”中的“禄”字的说法。具体解释是：“福”就是福光；“禄”就是光禄；“寿”就是长寿；因为在姚安地名中，没有与“禧”字相关地名，就用谐音代替，将现有的徐官坝村说成是“禧官坝”村。
一段时间里，少数基层领导和导游、讲解员在向外介绍情况、导游讲解时都围绕这一说法无限演绎；很多文件、材料，规划和书籍文章都引用这种说法。特别是少数地方文化人也跟风撰写文章去圆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姚安历史文化的特色渊源和“光禄”之名的由来史书早已有明确记载。旅游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性经济活动，套用业界一句名言：“祖国山河有多美，全靠导游一张嘴！”少数基层领导和导游、讲解员在介绍情况、为游客导游讲解服务时杜撰和演绎一些情况，取悦一下游客也无可厚非，在旅游界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作为正式文件、材料，规划和书籍文章，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就听信一家之言，推翻历史定论就值得商榷了。史籍上记录的历史事件，结论可以讨论、可以研究更改订证，提出新的观点，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但必须有充足的论据材料作为支撑，绝不能信口雌黄。作为本人，对上述说法是坚决不敢苟同的。这并不是因为对“福”、“禄”、“寿”、“禧”这种传统文化有什么成见，而是基于姚安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因为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情，并不是可以随意揉捏的泥巴球。民国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先生在《姚安县志序》中说：“为文人易，为史家难，何也？文必已出，则亦自言其心之所欲言者而已；若夫史，则所以记客观之事实，不能向壁虚造，……”其实，为史之难，主要在于寻找证据材料之上。现就本人的观点和看法阐述如下。
先谈姚安与福、寿、禧几个文字有关的地名源来。福光，长期为光禄高氏家族高土官家的私人田庄，相当于现在农村的田房之类。原名叫“官庄子”、“官庄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获得翻身解放，分得了土地。为感恩中国共产党的恩情，应当地群众要求，将原名改为“福光村”，取“福光照耀、土地还家”之意。此史实1983年3月姚安县人民政府编辑出版的《云南省姚安县地名志》17页已记载得非常明白。况且，这个历史事实的发生时间并不久远，无需考证，只要到当地询问一下年纪稍长的人都能说得清楚； 长寿，源于当地村子里有一口古井，名叫“长寿井”，不知是这口井使用的时间长，还是水质好而起这个名字现已无法考证，后来因井名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村名；徐官坝是因明洪武年间外来武官徐芬在此落藉，并于当地河上筑坝开发，成为这个村落的始祖，逐步发展成村而得名，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从上述可以看出，这些地名其实与传统文化中的“福”、“寿”和“禧”的内涵实在没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将徐官坝解释为“禧官坝”之说，更是“皇帝的新装”，无稽之谈。
接着探讨辩析“光禄”之名由来。要探讨一个地名的来历，首先必须搞清楚这个地方的发展演变过程。光禄是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就在现古镇西南旧城村的高陀山筑城，并设置弄栋县，为云南最早设立的24个县之一，“旧城”村名就是由此而来的，并沿用至今。唐天祐年间（公元904—907年）在光木山脚始建了活佛寺，又名龙华寺。据史料记载，蜀汉时期，姚安高氏家族的始祖高翔随武候入滇后，高氏的第二十世子孙高义和受南诏弄栋军演习，落藉姚安，并世居光禄，开始世袭之职。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元代，姚安先置州，后升路，置姚安路军民总管府于光禄，高氏袭职，受州、路两级土职。对此，史学界是没有疑义的。早期姚安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光禄，但从唐代以后，出现了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一个是由中原朝廷中央政府节制的政治中心。唐代后这个中心就向南移至了现在的县城及附近。如唐代御史李知古所筑的唐古城在现县城东一公里左右的东岳庙附近；随后，唐代姚州都督府驻地张虔陀城在现县城东3公里左右的候家山一带；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戴都在唐古城的基础上，筑成姚安府城，就是现在县城的早期，后来无论是设府、州，还是县，治所都在这里，直到今天。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任姚安知府时，其府衙就在县城里，讲学的地点也在县城的德丰寺，时称“德丰书院”。另一个政治中心是由高氏家族世袭土职的光禄。这个中心从高义和受南诏弄栋军演习之职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动过。其间，也在这里设置过弄栋节度、统矢逻府，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等，但这些都是南诏和大理国地方政权设置的机构，高氏家族不仅是光禄的世袭土职，而且还一直在南诏和大理国政权中兼任高官。所以，光禄也没脱离过高氏家族的统治。直到清朝中后期“改土归流”、特别是世袭土职高厚德因“苴却十二马地”事件被解去世职后，高氏对光禄的世袭统治才算终结。清道光《大姚县志》记载：“苴却十二马地方，自古荒服，每年纳马，故地以“马”名。每马彝长一名，曰“马头”，各辖数村或十余村，谓之“马脚庄”。自前明洪武以来，归土司管。康熙二十三年，改归县（大姚）辖。康熙三十一年，因上宪委迤西道某公清查流土分界。某受土司贿，饬县令孔君贞瑄将钱粮由土司催征。土司高映厚遂伪造申文，俟孔君过境，强邀至衙住宿。夜中潜盗，用县印出详，以县令请责成土司催征为名，上司批行。地方受土司酷虐，无可申辩。”《云南事略》也记载：“……传至厚德，以与土民争讼苴却十马地，营求事发，被参革袭。”可以说：从高义和受南诏弄栋军演习起至高厚德“东窗事发”，被解职法办的这段时间里，光禄其实一直是高氏家族的私家领地。高家败落，加之马家、赵家等的进入，并发展成为当地大姓人家后，光禄的集镇规模才逐步形成。民国21年（1932）成为了建制镇；民国末年集镇占地44575平米，居民222户、人口1112人。建国初期，全县分六个大区，光禄属第四区光禄镇 ；1954年至1957年全县置七个区，光禄仍属第四区光禄镇 ；1962年至1965年单独设立光禄区；1966年至1982年设立光禄公社；其中“文革”前期将“光禄”改为“红星”，称红星公社，历时4年后恢复原名。1983年复设光禄区；1984复设光禄镇至今。
可以肯定的是，光禄古镇的初步城池规模形成于元代，因为新编《姚安县志》记载说：“始建于唐代，元代增设军民总管府，周围俱4关。”周围俱4关就说明城镇的规模已初步具备雏形了。但此时4关之内都还是高家的府宅，现在的古镇核心“回”型街等部分是马家、赵家等大姓家族进入后的清代才逐步形成的。因为明代著名大旅行家徐霞客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游历光禄时形成的《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四》中说：“十二日饭、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随坞西转。二里，有桥跨溪上，曰梁桥。渡其北，即仡老村尽处也。其水自南入，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逾坳西，行岭上。半里，有岐从西南下，误从坡下直西。半里，乃改从岐西南行。半里，渐下转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峡中。随峡南去半里，有大路随东峡来，小水随之。西半里，入南峡。一里，有池地峡中。又一里半，峡分两岐，从西南者，倚东岭平上，一里，南逾坳。由坳转而西，始见西坞大开，西南有海子颇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即所谓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村在坡下，曰破寺屯。于是从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溪中，山绕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是为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扺西坡下，是为海子村。转南，随西山东麓行，名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尽，有路直扺大山下，半里，为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庙当坡峡间。又上半里，活佛寺临其后。其西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从徐霞客先生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光禄除高土官家、活佛寺，周边有几个村落等建筑物外，并没有“回”型街等其它建筑物存在。
光禄的地名曾经有“笋子街”、“北塔街”（有的也写成白塔街）和“光禄”三个。“笋子街”之名影响不大，用的也不多，现在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至于为什么叫“笋子街”，因没有证据材料，不敢妄下结论。笔者大胆推测，是不是跟古镇“回”型街的规划布局形状有关？因为古镇“回”型街的形状确实有点像根大的“竹笋”；“北塔街”之名是出现时间最早、民间使用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地名。“北塔街”之名源于古代光禄地区高陀山上的地标性建筑物高陀山塔，也叫北塔，这一点没有争议。《一统志》记载：“在姚州北二十里，一名北塔山，山有塔，石晋天福中建，高十五丈。”民国《姚安县志》也载：“高陀山塔，在城北二十里高陀山，高十有五级。”该塔在清朝前期就已经倾废。建塔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石晋天福间；二是大宝甲戌。石晋天福是五代时期的一个年号，石晋天福元年就是公元935年；据姚安地方史专家，原姚安县博物馆馆长郭开元先生考证，大宝为大理国年号。笔者更倾向于高陀山塔建于“大宝甲戌”的说法。因为，据载在清乾隆年间，当地人在塔原址建观音阁时，发现了有“大宝六年甲戌”等字及梵文的塔砖；建国后，郭开元等文物工作者在考古调查中，也在当地多次采集到有“大宝六年”字样的梵文砖瓦；大宝六年实为宋绍兴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154年。不管是石晋天福间，还是大宝甲戌，高陀山塔建于五代十国至宋朝前期这个时间段是可以肯定的。光禄成为建制镇是民国中期的事。也就是说，在很早以前，光禄因有世袭土职的高氏家族这个政治中心存在，势必会在此形成集聚的经济文化中心。因高氏家族必然会举办一些诸如庆典、祭祀、娱乐等文化活动，这就聚集和吸引了人气，周边群众在参与或观看高氏家族文化活动的同时，必然也有贸易的需求。逐步在高氏家族的府宅附近形成了集中的贸易场地“街市”，就用当地标志性建筑物北塔对其进行命名，叫“北塔街”。从高陀山塔建塔的时间往后推，“北塔街”之名至少在宋朝中期左右就出现了吧。时至今日，一些老年群众在说到光禄时，还不时会使用“北塔街”之名。这充分说明这个地名使用时间之长，民间影响之大。
“光禄”这个地名的出现，要比“北塔街”之名晚很多。因为在清朝中后期以前姚安所有古籍和文字当中，均未发现“光禄”这个地名；在现有出土和收集到的文物当中，也未发现“光禄”这个地名使用的字样。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十二日徐霞客从大姚妙峰山德云寺出来进入姚安光禄地区后，并在高土官家、活佛寺等地活动3天，写成了《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四》。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四》描写光禄的段落中，出现了“白塔”、“破寺屯”、“海子村”、“息夷村海子”、“高土官家”、“活佛寺”、“广木山”等多个地名，但并没有出现“光禄”的字样。这充分说明，在明朝末年的1638年以前，还未出现和使用“光禄”这个地名。“光禄”之名的大量出现，是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马驷良、赵鹤清等地方文人的作品之中。现有资料中能找到的“光禄”之名出现时间是在清乾隆年间。张方玉先生任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档案局编辑，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楚雄历代碑刻》一书中，收录了刻立于清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的《光禄施棺掩骨义举碑志》的拓片和碑文。不仅标题中出现了“光禄”之名，而且碑文的开篇就说：“光禄一乡，离郡城二十余里，……”原存于光禄小学，现收藏于县博物馆（德丰寺），刻立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重修光禄乡三义庙碑》和刻立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重修光禄乡三义庙劝捐众姓功德碑》等碑刻中，也已出现了“光禄”的名称。说明到清乾隆年间，“光禄”这个地名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和应用了。这也足以证明“光禄”这个地名的出现是在公元1638年之后至1753年之前这段时间里。一个新地名从提出到得到社会接受认可和广泛应用，至少也需一、二十年的时间吧，况且“光禄”之名出现时，还有“北塔街”这个名称在广泛使用，对其全面接受的时间可能就要更长一些。这样说来，“光禄”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大至应该在公元1700年前后，也就是清朝年间的康熙中期左右。
至于“光禄”之名的由来，由云龙先编著的民国《姚安县志》，李嘉相先生编著的新编《姚安县志》和郭开元先生编著、署名姚安县博物馆编的《姚安县文物志》（内部打印本）等史籍均有明确记载：“光禄、原系官名，秦时为郎中令，南诏段氏后理国以土官高泰明于国有功，褒旌其为晋秩银青光禄大夫；后裔高泰翟，从黔国公沐天波讨沙定州之乱，后辅永历，升光禄少卿。后人将其官名与地名相通，屡代因袭，得名光禄。”但什么时间开始使用“光禄”这个地名，为什么要用“光禄”这个官名作地名，是谁命名的等问题没有说明。按理，光禄在姚安的历史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整个云南的历史文化中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但为什么到清末和民国初年以后才大量出现“光禄”这个地名。在以前的典籍和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使用过“光禄”这个地名的痕迹呢，这成了长期困扰姚安地方史研究的一个“迷团”。近年来，不断有人对典籍和史料中“光禄”之名的来历提出质疑和异议。对此，笔者想谈谈自已的看法。
纵观姚安境内的地名形成的来源，总体不外乎五个方面。一是源于本地土著彝族文化和彝族语言。如：苴门扣、米苏旦、嗯楞哼山、虚拉鲊、恩子碑、枇么山、碑可么等；二是源于明、清时期大量内地移民移居姚安而形成的边屯文化。如：武都卫、后营、后屯、长屯等；三是因地形地物的原因而约定俗成形成的地名。如：塔山、山后、大平地、梅子箐、席草箐、田房箐、河尾等。四是因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些政治事件形成的地名。如：新华村、福光村、何福新村、青龙社区、赤云庄等；五是来源于中原内地传统汉文化而形成的地名。如平安街、旧城、观音阁等。光禄之名显然属于最后一种类型。
“光禄”这个地名，笔者认为史籍中关于来源于古代高氏所获得的官职名称“银青光禄大夫”和“光禄少卿”的记载是正确的。更准确地讲，是源自于“光禄少卿”这个官名。“银青光禄大夫”是隋、唐时期官名。隋朝前期为正三品，隋炀帝改为从三品。唐朝时也为从三品，宋代以后已经废除；“光禄少卿”是北魏时期开始设置的官职，初为三品上，后为正四品上；元时为从四品；明初为正五品、洪武八年(1375)改为从四品、建文帝时(1399—1402)改为正四品，康熙三十八年(1699)起改为汉军员为正四品，其它为正五品，顺治十六年(1659)皆改为正五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官名与地名相通，用作一个地方地名的现像是比较普遍的。例如：陕西省西安市古称长安，别名“京兆”，是中国多个朝代的都城。其别名“京兆”就是源于古代官名“京兆尹”，京兆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市市长之职；又如：“冯翊”和“扶风”也是古代有名的两个官职名称。西汉武帝至东汉末年（公元前104-220年）期间，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个官职名称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同时，这三位官员管辖的地区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方。隋唐以后称“辅”，太初元年改左、右内史与主爵都尉为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形成了后世熟悉的三辅（新三辅），又称“三秦”。“三秦大地”的说法至今依然还在不时使用，泛指陕西。左冯翊、右扶风既是官名，其所辖地区也以官名为地名。三国（魏）时改左冯翊为冯翊郡，长官称冯翊太守，治临晋(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等地)，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省韩城、黄龙以南，白水、蒲城以东和渭河以北地区，北周时废置，设同州。隋唐时又改同州为冯翊郡；作为官名的“扶风”通地名后，一直沿用到现在。就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所辖的扶风县。再如：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有一个“侯官村”，也是官名与地名相通的典型例子。“侯官”原为“候官”，是次于县令的官名。汉时，人口多的县称“望”，其行政长官称“县令”；人口少的县，其行政长官称“都尉”。“候”有次一级的含义。 东汉建安初（196年）以官名作地名，设“东候官县”，简称“候官县”。清时改为“侯官”。所以民国《辞海》载：“侯官，旧县名”。近代，候官县并入闽侯县以后，旧县址作为村名仍保留使用至今。作为云南望族之一、家学渊源十分深厚、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姚安光禄高氏家族，对官名与地名相通这一文化传统习惯做法肯定是十分熟悉和了解的。光禄长期作为高氏家族的传统私家领地，依据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习惯做法，将自已获得的官职名称命名为自已家领地的名称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光禄少卿”这个官职并算不大，明、清时期也就一个区区四品、五品官。在高氏家族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曾有“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之誉。曾涌现过多位比“光禄少卿”大得多的官职。但为什么不用更大的官职名称来对自家的领地命名，而是采用“光禄少卿”这个小官职呢？这就要从“沙普之乱”，也就是史籍中记载的“沙定州之乱”说起。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气数将尽，仅剩南明小朝廷苟延残喘。就在此时，在滇南爆发了一系列土司叛乱，即“沙普之乱”，又称沙定洲之乱。具体情况是云南在整个明朝统治时期，管理体制和内地各省有很大区别。除在云南设立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后来又设立了巡抚以外，由于云南土司众多，洪武年间起沐英世代镇守滇地。沐氏家族不仅掌握了很大的兵权，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句话说，云南在明代处于世袭勋臣和地方流官的双重管辖之下，两者既相互配合，又常时常出现矛盾。1644至1645年中原大地风云突变，特别是张献忠部入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黔国公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以防止大西军入滇，并准备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1645年九月，元谋土司吾必奎趁机发动叛乱，声言“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等多地，全滇震动。沐天波等人急令调集蒙自土司沙定洲等多部，于九月间一举击败叛军，吾必奎及其党羽都被活捉。沙定洲原是王弄（现文山县西北老回龙一带）土司沙源的儿子。阿迷州（现红河州开远市境内）土司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改嫁沙定洲，两土司合二为一，势力大增。以临安府生员汤嘉宾（万氏的妹夫）为主谋，暗中筹划利用沐府同云南巡抚和三司官之间的矛盾、各土司的向背不一，发动一场夺取云南权力的政变。于是，沙定洲夫妇统率的土司军在吾必奎叛乱已经平息后，仍滞留于省会昆明。沐天波因沙定洲之父沙源一贯表现忠贞，不疑有他，在黔国公府内多次设宴招待。沐府二百多年积累的财富使沙定洲垂涎欲滴，昆明守备力量单薄、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摩擦，更使他感到有可乘之机。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部署已定，以告辞为名，亲自率领士卒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派部众占领省城昆明各门。由于变生意外，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逃到楚雄，才暂时安顿下来。沙定洲占领昆明以后，自称“总府”。“总府”是明黔国公世爵的一般称呼，这表明他已经企图取代沐天波的地位。沙定洲派兵追拿沐天波，在楚雄被沐天波部属杨畏知集结的军队击败。他在西进失利之后，又发兵收取云南各地，在不长时间里除了沐天波、杨畏知控制下的楚雄及以西地区外，都归附了沙氏。直到1647年大西军入滇，沙定洲做云南王的黄粱美梦才被粉碎。在平定沙定州之乱的过程中，作为此时姚安光禄高氏家族掌门人的土府同知高泰翟 全力支持讨沙主帅黔国公沐天波，不仅出人、出钱、出粮。而且在杨畏知扼守楚雄遇危时，及时率自家武装前往驶援。永历帝入滇后，高泰翟 又“驶入卫”，保卫和辅佐永历帝，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振大明。
讨沙结束后，因高泰翟 忠勇可嘉，功勋卓著，被永历帝册封为光禄少卿，再转太仆正卿。可人算不如天算，毕竞南明小朝廷的气数已尽。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三路大军进攻云南。第二年，永历帝离开昆明向西逃往缅甸。高泰翟 作为南明小朝廷永历帝新册封的光禄少卿及太仆寺正卿。带着夫人木氏和儿子高奣映一道随从护送撤退。到腾冲后，亲属子弟以世职等原因“追留之”。高泰翟 只得带着家人返回姚安，但坚决“义不仕清”。将世袭土府同知之世职交给了年幼的儿子高奣映，“以印绶及子奣映付亲属”后，就到大姚昙华山大觉寺师从无往禅师出家当和尚去了。笔者认为，从这一段历史中完全可以看出，应该是在高泰翟 出家为僧之前，将自已土府同知世职移交给儿子高奣映之时，就按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名与地名相通的习惯做法，用自已获得过的“光禄少卿”之官职名称，把自家的领地命名为“光禄”了。这与前面论证的“光禄”之名大至出现在公元1700年前后的结论是十分吻合一致的。因为“光禄少卿”这个职务对于高泰翟 来说，是具有非常不同寻常意义的，这是他和他的家族拼尽全力为大明王朝作最后奋斗，得到永历帝认可而得来的职务，是自已忠于国家，忠于朝廷的最好明证。也是明朝给予自已和家族的最后一次恩泽。延续几百年的家族基业需要中兴，年且尚幼儿子需要教育扶养，自已的人生抱负需要去实现。不是在万般绝望的情况下，有谁会选择出家？可当时的形势是天公不作美，自已大半生追随的明王朝大势已去，重兵在手的吴三桂已背叛明朝，投降了清，成为了清朝的新权贵。自已实在是已经无力回天了，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遁入空门。用明朝给予自已的官职名称命名自家的领地，以此来纪念自已为之奋斗过的朝廷，既符合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也是在此种境遇之下， 作为身兼明朝命官和世职土司双职的高泰翟 唯一能为大明王朝做的事了。这样，对于明朝廷，对永历帝和对自已都是一个很好的交待。当然，这种明显带有怀念前朝和“反清复明”思想的行为做法，在清初那种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大背景下，肯定是不能大张旗鼓地公开的，只能在安全的自已家族势力范围内使用，而且不能留下任何的痕迹证据。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清乾隆中叶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在各种文献古籍、碑刻和文学作品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丁点有关“光禄”这个地名文字信息的原因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光禄古镇的“光禄”这个名称，源自于中国古代官职名称“光禄少卿”中的“光禄”，它与“福”、“禄”“寿”、“禧”中的“禄”字无关。“光禄”之名产生于明末清初，是在明朝灭亡之际，身兼明朝命官和姚安光禄高氏土司世职的高泰翟 ，看到明朝大势已去，自已又无力回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名与地名相通的习惯做法，用明朝给予自已的最后一个官职名称，来对自已家里的领地进行命名的结果，表达的是自已和高氏家族对已灭亡大明王朝的忠心、感恩与怀念。
注：本文原载《楚州今古》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保保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图片来源：云报旅游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