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方言土语
当今学术界常称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又有彝语“属彝藏语族彝语支”等论述。其实，彝语的归属问题，据近年的调查看仍有再探讨的必要，如滇南中越边境的彝语，其中蕴含的壮侗语的特征很明显。在此，以传统的彝语分类进行概述。
《哎哺九十根源》有原始时代的彝族“奢基奢莫”氏族群体“语音很悦耳，语意完备了”的记载。由于受历史上行政区域相对封闭和交通阻隔等因素制约，小聚居、大散居在滇、川、黔、桂广阔地区的彝族人民，难以互相经常沟通交往，久而久之，彝族口语出现了方言土语差异。《彝语简志》将彝语分六大方言、二十五个土语。近年，有学者认为“彝语方言土语没有汉语方言土语复杂”，而对彝语进行新的分类。
“过去，以云南昆明、楚雄为中心，划贵州彝语为东部方言。东部方言区内，又分滇东北、黔西北、盘州市三个次方言。黔西北次方言区内，又分俄索（乌撒）、阿哲（水西）两个土语，再细又分若干次土语。”
日常生活中，俄索、阿哲的彝族在一起交流、讨论，没有汉语广东话与贵州话之间所产生的那种严重的语言障碍，而黔西北次方言和盘州市次方言则不能进行语言交流。经音素对比，俄索土语音素比阿哲土语音素多5个辅音，即舌尖后（即卷舌）清、浊塞擦音，舌尖后、前附鼻音，舌尖后清擦音。另有尤如汉语北方话与南方话之间所存在的声转、韵变和语流音变等情形。
因汉语拼音字母不够标注彝语音节，彝语便采用国际语音学会于1888年公布通行的“国际音标”注音。（对应彝语发音部位、发音方法，黔西北彝语音素可分为元音和辅音两种。
彝语的单元音有ⅰ、y、l、e、ε、a、Ь、o、u、v、w、（m）。二合元音有ie、ye、uε、ui、ua。
辅音分为唇音、唇齿音、舌尖音、舌面音、声门音等。对于唇单，p，双唇不送气清塞音；ph，双唇送气清塞音；b，双唇不送气浊塞音；mb，双唇不送气前附鼻音；m，双唇浊鼻音。
对于唇齿音，f，唇齿清擦音；v，唇齿浊擦音。关于舌尖音，ts，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tsh，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dz，舌尖前不送气浊塞擦音；ndz，舌尖前不送气前附鼻音；s，舌尖前清擦音；z，舌尖前浊擦音；t，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th，舌尖中送气清塞音；d，舌尖中不送气浊塞音；nd，舌尖中不送气关附鼻音；n，舌尖中浊鼻音；l，舌尖中浊边音；t，舌尖后不送气清塞音；th舌尖后送气清塞音；h，舌尖后不送气前附鼻音；h，舌尖后不送气浊鼻音；tξ，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tξh，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dz，舌尖后不送气浊塞擦音；ndz，舌尖后不送气前附鼻音；s，舌尖后清擦音。
对于舌面音，t，舌面前不送气清塞擦音；th，舌面前送气清塞擦音；dz，舌面前不送气浊塞擦音；ndz，舌面前不送气前附鼻音；n，舌面前浊鼻音；k，舌面后不送气清塞音；kh，舌面后送气清塞音；g，舌面后不送气浊塞音；ng，舌面后不送气前附鼻音；n，舌面后浊鼻音；x，舌面后清擦音；γ，舌面后浊擦音。
对于声门音，h，声门送气浊擦音。
以上音素分列情况表明黔西北彝语辅音和元音组成音节后，多为元音收尾的开音节，没有辅音收尾的闭音节。故彝人讲汉话时，闭音节受母语制约，辅音韵尾（n或g）自然脱落而被人们称为“打土音”。实际上，毕节地区各县汉语，又受彝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处处都有“打土音”情形。如彝族大多把ang（昂）韵音节都发成an（安）韵，把ian（烟）韵音节都发成in（因）韵，又把uan（冤）韵音节都发成un（晕）韵。于是，将“床单”说为“传单”，把“大方县”说成“大翻信”，称“张远娟”为“詹永军”等等。另外，还存在把“英”读成“因”，把“瓮”读成“汪”等情况。
黔西北彝语的音节构成为：辅音+元音+声调＝音节。
声调有调号、调值、调类。调号为┓、┨。调值有55、33、13、21。调类有高平、中平、低升、低降。如[pha┓]或写作[pa]，意为破裂；[pha┨]或写作[pa]，意为另、别；[pha]或写作[pa]，意为叶；[pha]或写作[pa]，意义为半。
据贵州民族大学柳远超先生研究，操贵州彝语盘州市次方言的人约有20万左右，主要分布在今盘州市、兴仁、兴义、睛隆、普安和水城南部及云南富源、罗平等县，这个范围大致是自明代以来龙氏土司所辖区域。与黔西北次方言比较，盘州市次方言的主要特点是声调较为复杂，有6个声调，没有卷舌元音，除少部分外来词外没有复韵母等。
彝语盘州市次方言的声母按发音部位大至可排成如下6组：
p p b mb m f v
ts ts dz ndz s z
t t d nd n l
t t dz ndz n z
k k g ng n x γ
？ h
韵母如下：
i I a o o v U u l
彝语盘州市次方言的声调调值有6个，分别为55、51、33、22、2、21。其词汇分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有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虚词有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叹词、象声词。
彝语句子结构基本格式（即语法秩序）为“宾动关系”或“宾语前置”，俗称“倒装句”。其语法特点有如下几种：
1.主语+宾语+谓语：如我田耕，即我耕田；妻子布织，即妻子织布；阿妈孙子带，即妈妈带孙子。
2.在句子中，否定副词置于名词和动词之间：如手莫伸，即莫伸手；铁牛别乘，即别坐拖拉机；猪母肉不吃，即不吃母猪肉。
3.单音节动词、形容词重叠表疑问：如去去，即去不去；美美，即美不美；活干干，即干不干活；舒服服，即舒不舒服。
4.强调宾语时，宾语前置于句首：如羊我牧，即我牧羊；猪你喂，即你养猪。
5.定语置于宾语之后：如舅舅披毡一领擀送我给，即舅舅擀一领披毡送给我。
6.修饰中心词的形容词、量词在中心词之后：如马母，即母马；人好，即好人；马黑母五匹，即五匹黑母马。
7.介词在被其介绍的名词、代词之后：如阿果家从来，即从阿果家来；苏卡向说，即向苏卡说。
1978年后，国家重申民族语文政策，彝语语文教学和推广逐步走入正轨。
关于贵州彝族人民使用彝语的情况，到2000年止，分布在毕节龙场到大方六龙至织金珠藏一线以东的彝族45岁以上者，在家或走亲戚说彝语，在公共场所说汉语；45岁以下者已基本不使用本民族语言。分布在上述一线以西纳雍、赫章、威宁、水城等县的彝族，45岁以上者说彝语，部分老年人不懂汉语，45岁以下者说彝汉双语。盘州市普古一带彝族，均可说彝语，同时可用汉语作交际。人数不多的兴仁大山镇大、小雨场村，男女老少皆可使用彝汉双语。
第二节 文字起源与推广使用
历代地方汉文志史中，多称彝文、彝书作“爨文”“韪书”“夷字”“倮罗文”或“罗罗文”等，有的甚至夷苗不分，把彝文称为“苗文”。《滇志·羁縻志·种人》、天启《滇志·爨夷》等都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的记载。
把彝文称为爨文，把彝文古籍称作“韪书”，其源起与古代文献记载有关。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羸弱配大姓集、雍、晏、爨、孟、量、毛、李为部曲”。樊绰《蛮书》中有“东爨乌蛮，西爨白蛮”等记载。《大定县志》卷五《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有“阿轲，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夷字”等说。
于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彝文起源问题，多依前述记载，并根据贵州明代彝文石刻、金铭较多为据，说“彝文创于唐，集大成于明”。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促成彝族历史文献出版的拓荒者。他根据犍为郡椽田恭用汉文标音、释义后载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的44行《白狼歌》，与彝语作对比研究，于1936年在《爨文丛刻》自序中说：“我们可以假设白狼歌是已经写下来的文字，（当）是倮罗文的前身。”
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出现“彝文约有9000年历史”“彝文源流7000年”等论述，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中有桀黠能言者，谓之耆志，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又《大定府志》：“蜀汉以来，安氏世有其地，其素所传者，左翻倒念之文。”故而不能误解“阿轲撰爨字”的“撰”为“创造”，“撰”是“著述”，没有“发明创造”的意思。因为早在唐以前的汉、晋时期，彝族就有“左翻倒念之文”和“议论好譬喻物”的“夷经”了。
为了探索彝文起源问题，西南地区有的专家学者鼓励有识之士，追溯研究包括彝文在内的彝族文化源流。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一直关注和鼓励彝文及其起源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通过对今近80年中断续翻译出版的《爨文丛刻》《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彝族源流》《土鲁窦吉》等彝文古籍的研究，结合有关出土文物考证，查明原始时代彝族哎哺世的哺氏族中，有位叫哺哲普额克的先贤，在“密姆喽嘎”地方（今云南滇池附近）率先设置“记年树”和“记月石”，其用以刻记古老的天文历算的形象思维符号是彝文的创始雏形。到哎始俄十世的则咪氏之时，先民们长期观察高天，不断辨识大地，其思维达到“知晓与见闻，多如云雾涌，密集如星辰”的程度。于是，先民们把“心里想（的）知识，口里传（的）知识，动手写下来”，让一代代的“智者来整理，识者来分辨”，便逐渐形成了彝文典籍。
从事彝文研究的学者们根据郭沫若先生“中国古文字的起源，可以以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的主张，将半坡出土的陶文、贵州威宁中水出土的陶文与书写彝族古籍的彝文，先从字形上加以对比，再给两处陶文分别注上彝音，诠释出字意之后，向学术界公布了原被称为“天书”的破译结果，获得了“彝文在距今6000年前已在陶器上运用”的例证。彝族学者李乔先生认为“半坡出土的陶文能用彝文释读并非偶然”，
刘志一教授认定“半坡刻划符号是古彝文的前身”。其后，贵州的彝文专家们又逐步翻译公布了在赫章出土的“西汉铜擂钵彝文”、大方响水发现的“蜀汉妥阿哲纪功碑彝文”、黔西凤凰乡发现的“唐朝元和彝文碑”、六枝发现的“南宋拦龙桥彝文岩刻”等等实物例证。另外，不同时期的彝文被翻译出版在中国古文字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彝族的宗法权力在“六祖”分支中分解后，分布在大西南的六部彝族先民在六个区域内各立宗主，拓展沿袭。历代彝文学者在手抄传统典籍和应用传统彝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六个区域的方言，任意使用同音字、形似字，不依正体、异体，不分本义、转注地假借书写，导致彝文同义多形字、通假代用字杂乱混淆于所有彝族历史文献之中，既给今人认读、领会古籍带来困难，又给现代翻译工作造成极大障碍，同时又给古彝文字的研究带来了重重疑难。
为此，从事彝文翻译、教学、研究的学者们一再呼吁，要求国家指定有关部门牵头，按彝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造字法和转注、假借用字原理，统一整理规范，正式出版《彝文字典》工具书。1978年以来，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重申民族语文政策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从局部开设彝文教学、抢救彝文古籍着手，从为提供系统超方言彝文规范出发，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贵州韦德官方网址研究会、贵州省民宗委古籍办及语文办等团体、单位通力合作，抽出力量，以已故罗国义、王兴友等韦德官方网址专家编写的《彝文字典》（油印本）为基础，加以整理、补充，于1991年12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中国彝文统一通用正体字方案协作办公室于1992年开展工作后，贵州指派专业学者前往昆明参与业务协作，为中国彝族使用规范统一的超方言彝文做出了贡献，现已出版了《彝文字集》等工具书。
第三节 彝文古籍的整理
原始时代哎哺氏族中的哺哲普额克以“记年树”和“记月石”创制彝文之后，彝族先民经历了从哎始俄至迪索依密的发展阶段，有则咪氏、米古氏、娄宏氏、武恒氏、喜迤氏、筹娄阿莫氏、俦珐氏、布博氏（布奢哲、博莫额）、麻卓氏、鲁卓氏、窑窑氏、倮法氏、娄密氏等等历代“智者”和“识者”，把“心里想、嘴上讲、手上写”的所知所识，一代接一代地加以反复整理，并“传播和分辨”，使日、月、星相以及文史、地理等等一切知识“逐渐地发展”。直到“有成千书文，有上万史籍，如繁星密集”之时，娄密氏等彝族先民群体已达到“诗歌如海洋”“头脑很开通、心地很明智”“开知识卷册”的文明程度。
汉晋以来各朝统称彝文典籍为“彝经”。彝文古书以五言叙事为主要体裁。汉文史志、论著通常根据“彝族史诗”“彝族叙事诗”“彝族诗文”等不同内容给彝书分类。如彝文巨著《西南彝志》一书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彝文史诗”。彝文古籍基本无撰著者署名，也无成书年代记载，要断其成书于何代，只能根据书中所述内容或所记系谱等作大致推算。如建国初期在大方县东境三元村彝族陈朝光家中收集、今保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哎哺啥额》（今定名为《西南彝志》），全书经整理翻译为26卷，共计37.8万余字。所记内容，上至宇宙混沌初开、人类产生，下至清康熙三年吴三桂剿水西，抄书者不落名，只注明自己是热卧家的慕史。热卧，又作则窝，在今黔西县东北。慕史，专司礼仪、宣诵的能歌善舞者。若断该书为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水西末代君长安胜祖死后由热卧慕史撰著，却恐忽略历代众多彝文学者辛勤笔耕的功绩，而且缩短了彝文献产生的历史，只能说《西南彝志》是热卧土目家的慕史于清康熙年间传抄、再次编纂集成的巨著。
彝族历史文献历来靠手写传抄。故若干同一书名抄本的内容，各有增减或结构调整。又有抄写者将不同内容的卷册合本装订，形成卷本内容纷繁、多学科并存于一书的现象。在翻译某一卷本过程中，首先要通读原本，领会不同内容的内涵后，再加以整理分类，才能译出较系统的学科和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州彝文古籍翻译著作仅在方志中偶有记述。影响较大的唯有明代《华夷译语》一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出版发行的彝文古籍译著，国内仅有已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教授与已故大方彝族罗文笔先生合作译编，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的《爨文丛刻》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据王仕举先生统计，仅毕节市就翻译了彝文古书25部，计51卷初稿复写本或油印本。
贵州是彝族先民建立过地方政权和彝族古代文化发展的圣地，虽历经政治浩劫、战祸破坏和自然损失，目前仍有不少珍贵的彝文金铭石刻和古典文献散藏于民间。除有上千册古籍早已由贵州省博物馆收藏而外，今仍有3000余册散藏于全省各县档案、文化（文物）、民委、政法等单位和民间彝文经师手中，已有1000余册由各地彝文翻译组搜集、整理、翻译出内容简介，编成《彝文典籍目录》一书，该书被列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这些彝文古籍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医药、算学、农牧、矿冶和工艺美术等门类，还涉及彝族与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及民族关系等内容。
20世纪80年代初，六盘水市和大方、威宁、赫章、纳雍、盘州市、六枝、仁怀等市县建立彝文翻译组，同时开展对各地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30多年来，彝族地区各级党政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救人、救书、救学科”的指示，给恢复、新建的彝文翻译机构充实了人力、财力、物力，使彝文古籍翻译成果陆续出版问世。正式出版发行的彝文古籍译著分别荣获中国民族图书奖、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毕节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等等。
贵州历代彝族先民在运用本民族文字时留下了很多石刻金铭。除遭损毁无数外，根据1980—1995年期间的不全面勘查统计，现今仍有600余方（件）幸存于全省彝区山野。今已发现的彝文金石数量较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古罗甸国、罗氏鬼国故地大方县。
威宁中水吴家坪1978年出土的彝文陶器、陶片年代为战国前后，已由贵州省博物馆收为重要文物藏品。彝族学者王子尧、王正贤对45个陶文进行了注音、释义，并撰成学术论文发表。赫章、纳雍、毕节、织金、黔西、金沙、仁怀、普定、水城、盘州市、六枝、普安、安龙等县（市）也有数量不等的彝文金石幸存。明代以前的彝文金石只铸刻彝文。明代以后，则多为彝汉文并存。
彝文墓碑在全省很多，至今仍在不断产生。其内容多记述宗族谱系、家支迁徙等内容。各级党政有关部门在贵州彝区采集到的300多幅彝文金石拓片的基础上，从翻译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价值的视角出发，在1985年—1990年第七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把彝文金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类型，列入重点翻译出版项目，并指定相关地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承担翻译任务。通过地、市、县彝文翻译工作者的通力合作，先后出版了《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辑。第三、四辑已在赫章、大方两县民委组建的彝文翻译组译出初稿。同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王正贤等编著的中国石文化丛书《石刻论著汇编·贵州红岩古迹研究》。
第四节 彝文经师布摩
布摩是历代彝族文化、典籍的主要传承者和整理者。布，意为念、诵；摩，意为师、长。因难以择用适当汉语名称对译，在汉文文献中，常出现同音无定字现象，故布摩有呗耄、呗莫、拜玛、白玛、白幕、布姆、比莫、毕摩等音译。
一些汉文论著和辞书中“布摩即彝巫”的解释，被彝族民间称之为“不懂本义”之误释。彝族格言“倮比罗杰”以“雄鹰飞得高，知识见闻广；骏马跑得快，布摩懂得多”赞誉布摩。彝族人民历来称布摩为“彝族之鹰”。
彝族历史上的地方政权为纪（君）、莫（臣）、布（师）三位一体的宗法制度。布摩权威达到“君来师不起，师起责君长”的地步。《大定县志》卷五《水西安氏本末下》在附录《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说：“呗耄最尊重，丧祭用之……其术惟祈禳占卜，而无果报鬼怪之说……饮食起居务洁净……五所白即乌撒呗。阿哲呗为支庶，其嫡祖师在云南宣威。”彝族的“巫师”为“苏额”，不能与懂彝文、掌经典的布摩并论。经有关学术人士研究，“布摩为彝族经师”的解释似较符合本义。
据许多彝文典籍记载，布摩始于母系社会时期的确妥姆、亥阿蔚。到父系一世希姆遮时，著名的大布摩称密阿谍。《西南彝志》卷三载，古人追荐无神基，斋祭无神业，由女子荐祭天地、日月、星云、雾霭、甘霖、和风、禾稼和祖先，使子孙繁荣。随后，才有布博耿奢哲（此名有布奢哲、举者哲等译写）等一些很有文才的男性布摩，与阿买妮等女性布摩同时在一起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有《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等，留传至今，现已被康健、何积全、王子尧等学者整理出版，在省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彝族古代布摩每逢庆典、战争、会盟、议和、婚丧、礼俗活动等等，皆用摩经。清代康、雍、乾三世，在逐步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后，曾在彝族君长阿哲四十八部、乌撒二十四部及古普安各统治阶层参政的大小布摩的地位随苴摩（君长）权力的崩溃而衰落。从此，各地布摩作为劳动者中的知识分子，农闲时撰写著作、抄录典籍、传授彝文，或带弟子为人主持祭祀。有作为的大布摩虔心归纳、考订、研究彝文经典，为彝文古籍流传、保存至今做出了卓越贡献。从1955年起，曾为丁文江先生翻译《爨文丛刻》（首次出版）的大方罗文笔之子罗国义先生和赫章阿侯布摩王兴友先生，受聘于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承担彝文古籍翻译业务，直至逝世。他们的译著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
随着各项法律、政策深入贯彻执行，政府以民间闲散科技人才特殊指标选拔录用部分有功底的布摩之后，抢救彝文古籍的工作局面才开始有起色。还有部分习读彝汉双语成绩较好的年轻人，从1980年开始，先后考入中央、西南、贵州等民族院校，经过彝汉语文专业深造，现已相继毕业，从事彝文翻译、整理工作，缓解了彝文古籍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困难。1994年，奢香博物馆在大方县城郊奢香夫人墓地落成，首次开馆中，展出了许多布摩经典和历史遗留的布摩文物，包括布素、洛宏、布补、樾妥、那佐、布笃、亚姆等。布素，即布摩用于各种祭奠、礼俗的经典；洛宏，即布摩司祭奠、主礼俗中戴于头上的黑或白色宽边毡笠；布补，即布摩司祭时穿的样式独特的长衣，多为青、黄、黑、白色；樾妥，即布摩用于祭祀的圆筒，以竹、木制成，刻纹饰、上漆，配有挂于肩部的带子，筒口插塞鸡羽；那佐，即布摩司祭所用手铃；布笃，即布摩司祭用的杵杖，用藤、木或竹制成；亚姆，即布摩司祭佩剑。
贵州彝族民间现在还有代代相传的老、中、青布摩，经常受请为人司献酒、献药、供牲、指路，或行庆典礼仪、推测吉日佳期等宗教礼俗活动。据调查统计，毕节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200余布摩，1963年为150人，1980年为104人，1983年为87人，1987年为77人，1996年时加上漏记和新增的16人，还有93人。到2000年底，年老布摩相继去世，全地区只有60余位布摩，而且大多为资历浅的布摩。
在六盘水市，布摩已不足20人。黔西南、遵义、安顺等州、市的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现已无布摩存在。
原载：贵州民族出版社《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2017年10月出版；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伟德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