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本人为研究税史而收藏的一枚彝汉双语税单：昭觉县1960年农业税收据。在释读该税单过程中自己查了一些资料加以对照，感觉有一个问题或值得提出并加以注意，即在1960年代初期，在政府层面老彝文的使用情况究竟怎样。
1960年5月，新彝文因成效不佳被废止并直转汉语文。其后，老彝文在彝族群众中继续流传，那么在政府层面老彝文是否被废止了呢？就我所见，学界对此问题似没有直接正面回答，但我从一些文献中得到的感受是：在政府层面，老彝文的使用停止了。
如朱文旭教授在“彝文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一文中曾有一段描述：“1950年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在西昌专区访问，访问团赠送的锦旗上绣有彝汉文对照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彝文汉文。这面锦旗至今还保存在美姑县毕摩文化展览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赠送的毛主席像章背面也铸刻有彝汉文对照"中央民族访问团"。从那时起，四川彝族地区政府机关公章、招牌、布告都使用彝汉两种文字。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至今还保存有1956年州政府发布的实行民主改革的彝汉文对照的《布告》。但是，彝文后来却被封杀，直到1975年左右才开始被公开使用。‘’
何文海、袁晓文在“伍精华对制定和确立《彝文规范方案》的贡献述略”（贵州民族研究月刊2018年4月）一文中提到，1963年，时任昭觉县委第一书记的伍精华组织力量将中央文件“双十条”翻成了彝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凉山州委对昭觉县用彝文翻译、讲解"双十条"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并向全州各县批转了昭觉的经验。从此，昭觉县使用彝语文就公开化了。”也就是说，按此文的描述，老彝文的使用在昭觉县直到1963年底之前还是非公开化的。
秦和平教授所写“论凉山新彝文创制与新老彝文使用的争论及后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4-9）一文是研究新老彝文交替的重要文献，但可惜未明确述及1960年前后老彝文在政府层面的使用情况。
现在再来看那枚“收据”所带来的信息，最显眼的当然是红色政府大印，其上环国徽图汉文“昭觉县人民委员会”在左侧，相应的彝文（自然是老彝文）在右侧。在左边收据税单的顶部，有“昭觉县农业税收据”8个汉字，其上对应有10个彝文字，应是同样的含义。在税单右侧，有“第一联存根”5个汉字，与其对应的则有4个彝文字。虽然收据上的其它内容，如验收状况、交纳状况都是用汉文表述的，但彝文的存在感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在我收藏的另一枚与农业税相关的“介绍证明书”中，主要内容也都用汉文表述，但有一枚圆形彝汉双语“昭觉县比尔乡人民委员会”印迹，虽不大清楚，仍体现了在乡一级政府公共管理中老彝文的存在。
因此，基于这一组税单的实证，考虑到县政府印章的权威性、公开性及其在公共管理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特别是考虑到农业税在当时昭觉这样一个几乎是纯农业县的广泛影响，我认为在1960年的昭觉，老彝文在政府层面的使用如同在民间的传承使用一样，也是公开化的，并不存在被全面禁用的问题（感觉上在某些领域，如教育、宣传、文化等可能被管制较严），认为于1960年前后在政府层面没有使用老彝文的判断值得考虑。应指出的是，虽然我并没有掌握更多的类似实物证据，但考虑到我国的体制特征，昭觉县的情况在那个年代应当不是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