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中国56个民族共谋共建、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宝贵财富。本期邀请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邵维庆,昆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杨亚玲,以《云南民族医药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的多元共生与互鉴互融特质》为题,从云南中医药体系、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典型案例具象分析,提出云南民族医药交流交融历史中所具有的鲜明特质。
中国传统医药学由中医药学(狭义的汉族医学)、民族医药学和民间医药三部分组成,是中国56个民族共谋共建、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宝贵财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生态、区域分布和地处连接南亚东南亚枢纽的地理区位,云南各民族在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居住空间格局的同时,又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的方式,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知识体系,并在长期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过程中交往接触、交流互鉴、交叉渗透、交相辉映,呈现出民族医药多元共生、多层互嵌、互鉴互融等基本特质。
基于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云南民族医药发展中的交流交融史实,从云南中医药体系、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典型案例具象分析,提出云南民族医药交流交融历史中所具有的鲜明特质,对于丰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研究,将民族医药文化特质深度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创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医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以汉族医学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医药理论和经验的过程。
一是从药物使用来看,中医药(狭义的汉族医学)广泛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药物经验。如:“唐朝时期,南诏王朝曾经多次向唐朝皇帝进贡云南出产的药物,如槟榔、琥珀、诃黎勒等;《元阳彝医书》记载了当时大理国向宋朝进贡犀牛角、象牙、花椒、麝香等药物,这些药物至今仍然在中医药的运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
二是从药物典籍来看,中医药典籍普遍吸收了少数民族医药知识。例如,作为汉族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保存了中国16世纪以前大量的汉族本草文献资料,而且记载了蒙古人裹于牛皮内治疗外伤等方法,同时还收载了西南地区苗人的一些传统医药知识。又如,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吸收借鉴西南民族医药经验方面,“《本草纲目》第一册就收有15种苗药,第二册收有27种苗药,同时,还收载了一些苗族用药的经验,如‘菖蒲色微赤,嚼之辛香,黔蜀蛮人常将随行,以治卒患心痛。’”[2]
《滇南本草》
三是从云南中医学发展来看,云南中医药发展历史就是中原汉族中医药文化不断本土化,不断与民族医药、地方民间医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历史。例如,明代云南嵩明人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所载方药及所论病证,比较切合云南的地理气候和民情病谱,对临床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3]又如,《滇南本草》中有关于云南民族药物“韭叶芸香草”的记载:“昔武侯入滇,得此草以治烟瘴”。武侯入滇,系指公元 225年,诸葛亮率军入云南征战少数民族奴隶主雍闿、孟获的武装叛乱,因瘴疫(疟疾)所侵,战斗力受到影响,后来孟节献出防治瘴疫有着特效的韭叶芸香草,治好了军中的瘴疫,大败孟获,稳定了云南安定的局面。[4]同时,“《滇南本草》是云南各族人民长期利用云南地产民族药、中草药防治云南常见病、多发病为主的经验总结……《滇南本草》记载了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不少来源于彝族药的药材,有的已成为云南道地药材,并收载入《中国药典》。”[5]可见,中医药传入云南后的本土化进程,造就了云南中医药文化独具特色的地方色彩。正如有学者总结的,云南中医文化,传承仲景之说,重实践创新,系统发掘整理以《滇南本草》《医门揽要》为代表的云南历史医家文献典籍、民族民间诊疗技术和经验,形成了以兰茂医学为核心,傣医学、彝医学、纳西东巴医学等为代表,具有独特云南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中医药文化理论及实践体系。[6]
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根植本民族文化并不断吸收借鉴汉族医学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和经验的过程。
以藏医药为例。
一是汉藏茶马互市,引茶入药。云南藏医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滇西北迪庆高原。茶在中国古代作为万病之药,最早的关于茶的药用记述,是唐代苏敬等撰的《新修本草》。而根据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随着汉藏茶马互市,茶叶从云南等地传入藏区,茶叶不仅是藏民的一种治疗疾病的良药,而且成为藏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
二是汉藏和亲对藏医药的影响。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蕃嫁松赞干布为妻,将汉族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传入吐蕃:“《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木刻本,说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批书籍和百工技艺人员,其中有医方百种,诊断法5种,医药著作4种。这些医药书籍由汉族僧医马哈耶那和达马郭嘎等译成藏文,命名《医学大全》(《门杰钦木》),这是最早的一部藏医药著作。”[7]随后,“公元710年,金城公主进藏,嫁给吐蕃第37代赞普赤德祖甸为妻,金城公主入蕃时,带进大批工技书籍。”[8]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说金城公主“又带来了许多医学著作”。金城公主所带的医学著作,曾被多次翻译成藏文,其中最著名的译注本是以汉地带入的医著为基础,结合藏医药临床经验,于720年前后编著而成的《月王药诊》,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藏医药经典著作。
三是在药物制剂和临床诊断方面,云南藏医药也深受汉族医药的影响。如,“云南藏医药的药物炮制与汉药相仿,有火制(煅、炮炒、酒炙等)、水制(洗、淘、浸等)、水火共制(煮、煎、熬膏等)。”而“藏药的汤剂(汤散),和汉末张仲景《金匮要略》的麻黄杏仁汤、防己黄蔑汤、白虎加桂枝汤、风引一物汤、瓜蒂汤、桂枝汤、桂枝救逆汤等用锉粗末煎服一样,即以煮散为汤。煮散盛于唐宋。这样的煎剂印度也有,是唐文成、金城两公主嫁藏王的汉藏文化交流成果之一。至于藏医在生理、病理的理论上虽多受印度医学影响,但脉诊时三指位置分别称冲、寸、甘,恰是汉医寸关尺的音译,两手三部六候配合五脏六腑。这就说明藏医药学是受梵、汉医药学的影响而成的独特医药学体系。”[9]
《中国彝医药典籍》 云南日报记者 吕瑾 摄
以云南其他少数民族医药为例。
一是在医学思想和医药基础理论方面,云南少数民族医药与汉族医药同根同脉、同源异流。汉文化对云南民族医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阴阳五行学说、中和思想、文化认同的宽容性和开放性。许多民族医药理论都有动态平衡的观点,如藏医认为人体内有3大因素,即“隆(气血或风,指动能)”“赤巴(火或胆,指热能、机能)”“培根(水和土,指津液或痰湿)”,三者出现偏盛或偏衰的失调即为生病。纳西东巴医药理论认为“精威”有木、铁、水、火、土五元质,五元质的偏斜为生病,崩裂为死亡。傣医药用“风、火、水、土”的“四塔”理论解释人体生理结构、功能及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和用药,认为“四塔”平衡的失调则为病。[10]无独有偶,在云南佤医理论中,自然界的万物可归结为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每种物质都有神性并具有独特的作用和规律性,这种规律不能改变,规律一旦被打破就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就会导致疾病。哈尼族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由天、地和人构成的,人之所以产生疾病是由于人与天、地之间未能自然和谐相处或者三层次间的整体世界被破坏,认为人是否生病就取决于人体各管道内的风、火、水、气与自然界的相通或平衡,否则产生疼痛亦为病。[11]又如,有学者认为,彝医和汉族中医都是对中华上古医药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彝文典籍《哎哺啥呃》和《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均秉承于上古时期的伏羲先天易学,阴阳五行是二者相关医学理论建立的共同基础,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医、彝医治病用药的理论基础,是判断寒热和虚实的两大坐标。”彝医与中医均以阴阳五行论医理,以时空论养生治病,以天体之理论人体之理,具有同源性特征。“彝民族与汉族自古就有交流、融合和发展,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医药学领域的具体体现。”[12]
二是在医药知识体系方面,云南各少数民族大量吸收借鉴了汉族传统医药典籍,借鉴吸收后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医药文化。比如,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先民就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中原引进大量医书。“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大理国曾得到宋朝的医药书62部;南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又得到了《本草广注》等书,并引进了紫檀、沉香、甘草、决明子等药物。”“1255年,元世祖忽必烈灭了大理国。之后的700年间,彝族医药发展较快,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又如,明代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有了《明代彝医书》,书中记载疾病59种,彝药231种,方剂226首。”[13]明朝时期,云南从“夷多汉少”逐渐演变为“汉多夷少”的民族空间分布格局,云南的各民族医药均受到了汉族医药的冲击和影响:“汉族医学融入云南民族医药的另一个例证就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是纳西族医学吸收了汉族医学理论后,结合本民族得天独厚的医药资源和临床实践而编写的一部地方性药物典籍。再如,汉族医学的传入,对白族医药的影响最大,从南诏国时期,大量的印度佛教医学、波斯医学和藏医学传入大理地区,与本地巫医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医学体系的白族医药。然而,到了10—13世纪,中医药在大理地区迅速发展,并逐渐在大理国医学中取得主导地位,从此以后,白族医学就一直处在和中医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推动的状态之中。”[14]
三是在药物使用和诊断经验方面,云南各少数民族医药与汉族中医药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通。比如:“名扬海内外的‘云南白药’是彝族民间医生曲焕章根据彝族群众医治外伤的丰富经验研制而成的,一直以来被中原地区及云南等地的中医生用来治疗跌打损伤等疾病;有‘礼乐名邦’之称的文化古城云南通海的老拨云堂的拨云锭誉名中外。”又如:“据报道,目前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的80种……又如灯盏细辛在彝医、苗医、壮医、回医、藏医等各自医学体系中均有应用,但用药的适应证又不完全相同。从许多交叉用药中都可以看到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相互交融而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15]再如,在医学诊断技术方面,以云南傣医药为例,长期以来,傣族与中原文化通过官方交往、互市通商、移民戍边、宗教传播等方式进行着持续的交往接触,在与中原医药文化的相互交流借鉴中,傣医药也吸收了中医药和其他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如傣医诊断书《刚比迪萨沙可菊哈》(看舌诊断书)中记载“吹菊哈(看舌尖),知疾病在心肺”“短甘宁(看舌中部),可知脾胃病”,就与中医舌诊内容十分相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蓬勃开展,内涵不断深化、形式不断丰富、方法不断创新、领域不断扩展。实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行动中,传统医药领域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大有可为。如何从云南民族医药的多元共生与互鉴互融等特质出发,接续梳理凝练和深入挖掘云南传统医药交流交融的共生性、相融性、互嵌性和趋同性等相关影响要素及其价值引领功能,把云南民族医药领域和相关行业深度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创建全过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领域和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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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统医药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证研究”(编号:YB2022071)阶段性成果]
原载:《社会主义论坛》2023年第11期;文图来源:微信公众号-社会主义论坛(图片来源:“嵩明发布”微博、云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