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与广西作为中国西南边疆核心省份，既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南陆海联动枢纽（云南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广西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门户），也是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与区域商贸互动的核心区域。历史维度中，地理连通、民族迁徙与商贸网络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设施联通奠定了历史根基；近现代以来，两地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RCEP等国家战略，在跨境贸易、产业协作、文化输出等领域的协同实践，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微观缩影。
本文基于区域协同发展理论（赫希曼不平衡增长理论）、“一带一路”“五通”理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及文化认同理论（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从历史脉络、经济协同、文化赋能、政策机制四个维度，系统剖析滇桂“历史纽带—现实协作—未来突破”的发展逻辑。研究发现：历史上的铜鼓文化传播、茶马古道贸易网络与民族迁徙，构成了两地协同发展的“文化基因”；近现代的跨境口岸联动、“飞地经济”产业布局、非遗文旅融合，是“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实践创新；未来需以“陆海统筹、东盟联动、数字赋能”为核心，破解产业链碎片化、文化影响力不足、跨境治理复杂等难题，推动滇桂从“区域协同”向“国家战略支点”升级，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西南边疆样本。
关键词：一带一路；滇桂协同；历史文化交融；经济互动；区域一体化；民心相通
（空中俯瞰雨后的昆明城区，图源：新华社，江文耀 摄）
引言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西南边疆的开放格局从“陆疆末梢”向“陆海联动前沿”转变。云南与广西（以下简称“滇桂”）作为西南边疆的“双核心”，兼具沿边、沿海、跨境民族聚居三重属性：云南拥有中老、中越、中缅3个陆上边境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南亚东南亚的陆路枢纽；广西拥有北部湾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盟的海上门户。两地的协同发展，不仅关乎西南边疆经济社会稳定，更直接影响“一带一路”“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开放格局的落地。
既有研究多聚焦滇桂单一区域的文化传承或经济发展，对“历史交融与近现代协同”的关联性分析不足，且缺乏“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定位提炼。本文以“历史—现实—未来”为时间轴，以“一带一路”“五通”为理论锚点，融合历史文化与经济社会维度，试图回答：滇桂历史文化交融如何为“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提供基础？两地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形成了哪些协同模式？未来如何通过深化协作实现“从区域发展向国家战略支点”的跨越？
一、历史脉络：“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文化基因与设施雏形
滇桂的历史交融并非偶然，而是地理禀赋、民族迁徙与商贸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形成的“文化认同”与“通道网络”，不仅是两地协同的历史根基，更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设施联通形成历史延续性--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是今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雏形，跨境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天然纽带。
（一）地理连通：从“水系通道”到“陆海枢纽”的历史延续
滇桂同属西南喀斯特地貌区，珠江—红河水系与茶马古道构成了古代“跨区域通道网络”，为当代“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提供了地理基础：
1.红河水系的“铜鼓传播带”：春秋时期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沿红河水系传入广西，与瓯骆文化融合形成北流型、灵山型铜鼓，不仅塑造了“北鼎南鼓”的文化格局，更构建了跨区域文化传播通道。这一通道与今日中越跨境公路、铁路高度重合，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文化廊道；
2.茶马古道的“商贸动脉”：明清时期，滇桂依托茶马古道与“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形成以八角、茶叶、马匹为主的贸易网络，剥隘—百色水路的开通推动滇东南八角种植技术向广西扩散。这一商贸通道与当代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富宁港—北部湾港”海铁联运线路形成历史呼应，体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历史传承性。
（二）民族迁徙：从“文化共生”到“民心相通”的基因沉淀
氐羌、百越族群的迁徙与壮族、苗、瑶等跨境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形成了滇桂“文化共同体”，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提供了文化认同基础：
1.壮族文化的“跨区域认同”：广西靖西与云南富宁的壮族共同保留“三月花街节”，通过对歌、铜鼓舞强化族群认同，这种“同根文化”成为当代滇桂联合举办“壮族三月三”非遗活动、对接东盟壮族文化圈的核心纽带；
2.跨境民族的“技艺传播”：苗、瑶等民族的迁徙推动服饰刺绣、民族医药跨区域传播，如云南文山苗族刺绣与广西百色瑶族医药的融合，为当代滇桂开发“民族文创+健康旅游”产品、出口东盟市场奠定基础。
（三）商贸往来：从“边境互市”到“贸易畅通”的模式雏形
明清至民国的滇桂商贸互动，不仅推动经济繁荣，更形成了“互利共生”的贸易逻辑，与“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1.明清“南方丝绸之路”的“互补贸易”：云南输出茶叶、矿产，广西输出海盐、丝绸，这种“资源互补”模式延续至今——云南向广西输送绿色电力，广西向云南提供港口物流服务，形成“陆海资源联动”；
2.民国“剥隘—百色”水路的“产业联动”：剥隘港的八角贸易带动云南种植、广西加工的产业链分工，这种“产地—加工”模式演变为当代滇桂“飞地经济”（如昆明总部+防城港加工），为对接东盟“原料—制造—市场”产业链提供经验。
（南宁市鸟瞰，图源：百家号-行摄千山万水）
二、近现代经济协同：“一带一路”“五通”的滇桂实践
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滇桂依托国家战略，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领域形成协同创新，成为“一带一路”西南陆海联动的核心载体。
（一）设施联通：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核心的“陆海联动网络”
“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关键在于“打通断点、衔接陆海”，滇桂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了“陆路通南亚、海路连东盟”的立体网络：
1.陆海通道的“无缝衔接”：2026年将建成的平陆运河，缩短云南出海距离560公里，富宁港与北部湾港的海铁联运使货物周转效率提升30%，实现“云南货物—广西港口—东盟市场”的全程贯通；中老铁路开通后，昆明至万象货运班列日均开行5列，带动滇桂与东盟的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120%，形成“陆上丝路+海上丝路”的联动效应；
2.口岸设施的“协同升级”：广西自贸试验区推行“船边直提”政策，云南磨憨—磨丁合作区实施“前店后厂”模式，两地联合优化“边民互市+跨境电商”通关流程，2023年云南边民互市贸易额达200.3亿元（同比增长55.5%），广西对东盟边境小额贸易增长17.2%，实现“一带一路”口岸设施的“跨省协同”。
（二）贸易畅通：以RCEP为契机的“东盟市场联动”
作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重要机制，RCEP为滇桂深化与东盟合作提供了政策红利，两地通过“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实现贸易协同：
1.贸易数据的“协同增长”：2024年云南对东盟进出口1093.2亿元（连续20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广西对东盟贸易额3978.2亿元（占全国对东盟贸易比重5.7%），两地合计占全国对东盟贸易的8.3%（2024年全国对东盟贸易额约5.78万亿元），成为“一带一路”对东盟贸易的重要增长极；
2.贸易结构的“协同优化”：云南依托绿色能源优势，向东盟出口光伏组件、绿电（2024年新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广西依托制造业基础，向东盟出口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75.3%）、石化产品，形成“云南能源+广西制造”的对东盟出口格局；此外，两地联合打造“中越跨境产业链”，如广西东兴产业园加工云南河口进口的热带水果，2024年前7个月友谊关口岸进口水果占广西总量80%以上，实现“原料—加工—出口”的闭环。
（三）产业协同：以“飞地经济”为载体的“国际合作布局”
“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核心是“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滇桂通过“飞地经济”“园区共建”推动产业协同，吸引国际企业布局：
1.产业转移的“跨区域联动”：昆明托管磨憨后，引入特斯拉、拜尔斯道夫等跨国企业，形成“昆明研发总部+磨憨沿边加工+北部湾港出口”的产业链；2024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省长论坛上，滇桂签署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联盟协议，重点发展电子电器、新能源产业，利用云南绿色能源（水电、光伏）与广西港口物流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绿色制造基地”；
2.园区共建的“制度创新”：云南89个省级以上开发区与广西“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结对，借鉴广西“边境贸易+加工”模式与云南“沿边金融试点”经验，推动“东部研发—滇桂制造—东盟销售”的跨境产业链分工，2024年两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项目投资额超1200亿元，带动就业45万人。
三、文化赋能：“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滇桂路径
文化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核心纽带，滇桂依托历史文化交融优势，通过非遗活化、文旅融合、国际交流，将“区域文化”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一）非遗活化：从“区域传承”到“国际传播”
滇桂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通过联合开发、品牌共建，打造“一带一路”文化输出载体：
非遗品牌的“跨省共建”：两地联合申报“壮族三月三”为国家级非遗，并共同举办“中国—东盟壮族歌王赛”“国际铜鼓文化节”，2024年广南县与西林县“三月花街节”吸引东盟游客8.2万人次，占总游客量的53%；广西环江韦氏兄弟的铜鼓铸造技艺与云南大理甲马版画结合，开发“铜鼓甲马”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其中30%出口东盟；
非遗产业的“赋能乡村”：云南宁洱县那柯里村依托茶马古道非遗，发展“民宿+体验”旅游，2024年旅游收入1.78亿元，村民人均收入增长45倍；广西龙州依托天琴艺术非遗，打造“天琴文化小镇”，带动周边5个行政村脱贫，体现“一带一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二）文旅融合：从“线路联动”到“东盟辐射”
滇桂整合山水景观与民族文化，打造“一带一路”跨境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与东盟文旅交流的核心窗口：
1.跨境线路的“品牌化”：推出“七彩云南·壮美广西”联合旅游品牌，打造“桂林—昆明—万象”“德天瀑布—普者黑—河内”等跨境线路，2024年“桂林—昆明”线路接待东盟游客超200万人次，占两地东盟游客总量的40%；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建设，实现“一地两游、跨境通关”，成为“一带一路”跨境文旅合作的样板；
2.文旅营销的“国际化”：广西借“小砂糖橘”事件推动“水果文旅”融合，与东盟国家签订“水果+旅游”合作协议，2024年东盟游客赴桂采摘游增长65%；云南依托普洱茶马古道，在曼谷、吉隆坡设立“茶文化驿站”，推动普洱茶文旅产品进入东盟市场。
（三）人才培育：从“区域合作”到“东盟服务”
“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贸易畅通需复合型人才支撑，滇桂通过高校合作、跨境培训，培养服务于“一带一路”的专业人才：
1.高校协同的“人才共建”：云南艺术学院与广西艺术学院联合举办“中国—东盟美术作品展”，推动“漓江画派”与“云南重彩画”技法融合，并开设“东盟文化研究中心”，培养既懂东盟语言又熟悉文化贸易的人才；2024年两地高校共输送东盟相关专业毕业生1200余人，其中80%进入跨境企业、金融机构；
2.跨境培训的“能力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中国—东盟跨境金融人才培训基地”，2024年培训东盟金融从业者300余人，覆盖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滇桂联合开展“边境口岸管理人才互训”，借鉴广西“胞波卡”制度（为外籍务工人员提供医疗、教育便利）与云南“跨境民族事务治理”经验，提升“一带一路”跨境治理能力。
四、政策机制：“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滇桂创新
“一带一路”的落地需制度保障，滇桂通过“国家战略引领—区域协同机制—基层治理创新”三级体系，将“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转化为协同实践。
（一）国家战略引领：“一带一路”政策的地方落地
滇桂依托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将“一带一路”目标转化为具体政策：
1.沿边金融改革的“资金融通”：2013年《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落地后，两地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外汇管理创新，2023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3800亿元，占全国对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的12%；
2.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设施联通”：2024年《关于支持广西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的若干措施》明确“滇桂陆海联动”目标，推动文靖铁路、沿边铁路建设，2025年力争跨境铁路货运量增长20%，实现“云南陆路+广西海路”的无缝衔接；
3.RCEP的“政策衔接”：两地联合出台《滇桂RCEP实施协同方案》，在关税减免、原产地规则应用等领域形成统一标准，2024年两地企业利用RCEP规则出口东盟的货物金额增长42%，关税减免超3亿元。
（二）区域协同机制：“一带一路”协同的制度创新
滇桂建立“高层协商—部门协作—园区对接”的三级协同机制，破解“行政壁垒”：
1.高层协商的“战略统筹”：建立“滇桂省际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召开1次会议，2024年会议签署《滇桂“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协议》，明确交通、产业、文化等10个领域的合作目标；
2.部门协作的“政策落地”：两地发改、商务、文旅等部门建立对口协作机制，如交通部门联合制定《滇桂沿边公路养护标准》，文旅部门共同设计跨境旅游线路，2024年共签署30余项部门合作协议；
3.园区对接的“微观实践”：滇桂国家级经开区结对共建（如昆明经开区与南宁经开区），共享招商引资政策、产业数据，2024年联合引进东盟投资项目23个，投资额超150亿元。
（三）基层治理创新：“一带一路”跨境治理的微观探索
边境县市通过“党建联建+文化共治”，将“一带一路”跨境合作延伸至基层：
1.跨境党建的“治理协同”：云南广南县与广西西林县建立“跨省联合党支部”，共同管理跨境民族事务，如联合开展“铜鼓文化保护”“边境森林防火”，2024年化解跨境矛盾纠纷28起；
2.民生服务的“跨境覆盖”：云南德宏州与广西百色市试点“胞波卡”制度，为东盟籍务工人员提供医疗、教育、社保便利，2024年累计发放“胞波卡”1.2万张，覆盖越南、老挝务工人员；广西东兴与云南河口联合设立“跨境电商服务中心”，为小微企业提供报关、物流“一站式”服务，降低“一带一路”中小微企业的贸易成本。
五、挑战与未来路径：“一带一路”框架下滇桂协同的升级方向
尽管滇桂在“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中取得成效，但仍面临产业链协同不足、文化影响力有限、跨境治理复杂三大挑战：一是产业链碎片化，云南绿色能源与广西制造业的衔接度低，对东盟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弱；二是文化输出同质化，非遗产品缺乏国际设计，难以融入东盟主流市场；三是跨境治理存在“政策壁垒”，如边民互市标准不统一、跨境金融监管协同不足。
未来需以“陆海统筹、东盟联动、数字赋能”为核心，推动滇桂协同从“区域层面”向“国家战略支点”升级，具体路径如下：
（一）构建“一带一路”西南陆海联动经济带
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核心，强化“陆路+海路”协同：
设施衔接的“无缝化”：加快平陆运河建设，2026年建成后实现云南货物“直航东盟”；推进中越铁路（昆明—河内—海防）建设，形成“中老铁路+中越铁路+北部湾港”的立体网络；
产业协同的“集群化”：共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云南布局数字能源（如光伏大数据），广西布局数字制造（如新能源汽车芯片），联合吸引东盟数字企业落地；依托RCEP规则，打造“滇桂—东盟农产品加工集群”（云南种植+广西加工+东盟销售）。
（二）打造“一带一路”跨境文化创新带
以文化认同为核心，提升“中国—东盟文化软实力”：
1.文化遗产的“国际共享”：联合推进铜鼓文化、花山岩画、茶马古道的“跨国申遗”，建立“滇桂—东盟文化遗产保护联盟”，2025年前完成铜鼓文化跨国展览（覆盖曼谷、胡志明市）；
2.文化贸易的“品牌化”：培育“滇桂文创”国际品牌，如开发“铜鼓IP+东盟元素”的潮玩产品，通过东南亚电商平台（如Lazada）输出；在东盟设立“滇桂文化驿站”，推动民族歌舞、传统医药进入东盟市场。
（三）完善“一带一路”跨境治理协同机制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破解跨境合作壁垒：
1.规则对接的“统一化”：制定滇桂统一的边民互市标准、跨境电商通关流程，对接RCEP原产地规则，实现“一次申报、两地通关”；
2.资金融通的“便利化”：扩大沿边金融改革试点，推动滇桂跨境人民币结算“双向畅通”，探索“绿色能源期货”（云南绿电+广西港口物流），服务“一带一路”绿色投资；
3.风险防控的“协同化”：建立滇桂—东盟跨境疫情防控、自然灾害应急联动机制，共享跨境企业信用数据，降低“一带一路”合作风险。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为滇桂协同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而滇桂的历史文化交融与近现代实践，又为“一带一路”“五通”提供了西南边疆的鲜活样本。从历史维度看，铜鼓文化、茶马古道、民族迁徙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天然基础；从现实维度看，西部陆海新通道、RCEP推动的“陆海联动”，是“一带一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实践创新；从未来维度看，滇桂需以“陆海统筹、东盟联动、数字赋能”为核心，实现从“区域协同”向“国家战略支点”的跨越。
滇桂的协同发展，不仅能推动西南边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能为“一带一路”提供“陆海联动、民心相通、治理协同”的中国经验，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主要参考著作和资料：
[01] 方铁：《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02] 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5年。
[0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24）》，中国计划出版社，2024年。
[0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RCEP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新机遇》，人民出版社，2023年。
[05] 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年。
[0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年。
[0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08]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09] 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边民互市贸易发展报告》，2024年。
[10] 广西社科联：《平陆运河社科普及宣传交流巡展（云南站）资料汇编》，2024年。
[11]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广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集》，2023年。
[12]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云南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报告》，2023年。
[13] 德勤中国：《云南省开放型园区投资环境白皮书》，2024年。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广西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2021年。
[15]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研究》，2020年。
[16]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云南乡村旅游发展统计监测报告》，2021年。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广西与云南高校合作交流白皮书》，2023年。
[18]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七彩云南·壮美广西”跨境旅游合作规划》，2024年。
[19]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编辑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9辑），学苑出版社，2021年。
[20] 广西艺术学院：《中国—东盟艺术教育发展报告》，2022年。
作者简介：管鹏，男，彝族，1978年12月生，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群文馆员。长期扎根西南边疆，聚焦“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研究，在《人民日报》《云南日报》《民族音乐》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及文化研究成果600余篇，部分成果获省级文化奖项，研究实践紧密结合滇桂边疆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