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我的成长
十七
公元1964年腊月廿四日，即公历1965年1月26日中午12时，那年属龙，在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过春节的日子，在滇东南红土高原一个叫新坝的村子，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土屋里，随着婴儿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从此诞生。这个男孩就是我。当时，年轻的妈妈只有十九岁，父亲二十一岁。父母亲手捧着爱情的结晶，亲吻着自己孩子的脸庞，掂过来掂过去，为人之父，为人之母，甭提有多高兴。八十岁的曾祖母高兴的合不拢嘴，欣喜的抚摸着大重孙的脑壳在念念叨叨，似乎是祝福自己有了重孙，自己做老祖了。刚刚劳动回来的祖父也抱过孙子亲吻着，继祖母一声不吭的看了看这个刚来到世间的长孙。
这是一个物质溃乏的年代，贫穷的年代，又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吭奋的年代。那时是生产合作社。我的家一年只够半年吃，而且平时吃的是玉米疙瘩、小麦疙瘩、芋头、小薯等。到十月底以后，水稻收回来晒干，生产队按工分分到我家的水稻只有两挑，一百公斤左右，拿去碾成大米后，也就剩下只有七十多公斤大米。这就是供全家老小一年四季的主粮。有点大米不错了，放一丁点在铁锅里煮，到七成熟时，把米用锅铲铲到筲箕里，等控出米汤后，在木甄子里放少量米饭填甄垫。这甄垫是竹子做的。用刀破成条状竹片，然后靠蔑匠精细加工成光滑的竹丝(叫做蔑)，一圈又一圈圈握成了甄垫。甄垫上面放上少量的米饭，然后再放上玉米面做成的疙瘩，一直到甑子上气蒸熟为止。甑子里的米饭，是专门供幼儿和老人吃的，这已经十分的奢侈了，成年人能吃上一点大米饭掺玉米疙瘩饭已经算是非常好的日子了。
我家的粮食靠的是父母在生产队做活挣工分。工分少，分到的稻谷和玉米就少，一年只够供得起半年多的生活，其余时间全靠父亲挑大米去陆良地界换芋头(土豆)来维持生活。生活的确过不下去的时候，母亲就背着我去新街子外公外婆家讨点玉米面、麦面之类的东西来维持生计。那时，外公外婆家人口多，舅舅、孃孃们都是青壮年了，苦的工分多，自然生产队分的粮食就多些，免强能讨生活。记得有一次，妈妈领着二弟和三弟到新街子外婆家，家里只有我和爹爹在家。上午十点多，爹爹让我去放猪来喂，去到猪圈发现七十多公斤的猪死了。正在家中剥玉头的爹爹听了以后，叫我赶紧吃几个玉头后去新街子外婆家喊妈妈回。中午一点左右，我一个人去新街子外婆家喊妈妈，刚走到雨龙大桥，妈妈已经牵着二弟、背着三弟回来了。当妈妈听说我家的猪死掉后就坐在桥边上哭了。刚好有一个雨龙村的跳神婆从此路过，问了问情况，妈妈对她说，我家好几年把猪养大了，不知怎么了，无缘无故的猪就死了。跳神婆就对妈妈说，因为我家的猪圈门正对着一家的正门，只要另外选一个猪圈就没事，猪就会好养了。后来，经过商量后，我家的猪圈和祖父家的猪圈对调，真的从此养猪就顺趟了。
十八
妈妈讲，爹爹二十多岁时被村里派到河口县去搞玉米杂交试验，家里只有妈妈领着我，村子里修路，是妈妈背着一岁多的我和村民们一起去扛石头，去铺石子路。有时是八十多岁的曾祖母领着我。有一次，曾祖母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去找她拿红砂糖，已有四岁左右的我，就跌跌撞撞跑去找曾祖母，没想到距曾祖母只有四、五米时摔倒在石槛上，前额碰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妈妈和曾祖母心疼得流了眼泪。曾祖母用干瘪的嘴唇和满是皱纹的脸亲着我、哄着我，敲了一块红砂糖把我哄乖了。从此，我的前额留下一小道疤痕。我还记得，曾祖母年迈行动不便，是我提着小土缸去黄家井打水来给她。在我四岁的时候，我的二弟出生了，给家庭又增添了欢乐。
我的曾祖母很慈祥，在1973年那年，也就是我八岁那年去逝了，享年90岁。在那个年代，因家中贫困，祖父只请了八个人就把曾祖母安葬在了村子背后的山上。记得曾祖母在世时，其棺木放在我家的木楼上好多年，棺木是本色的，没有上洋漆，我家就用来装玉米等粮食用，我依稀记得幼时我还爬进棺木去拿东西。家中现在还存有一张曾祖母于1964年清明节拍的唯一一张黑白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照相洗相的质量差，又没保管好，劣迹斑斑，隐约可见曾祖母慈祥的面容。妈妈讲，这张照片是遇到一个外地人来照相，爹爹请摄像师照的。那天，曾祖母和祖父吵架，曾祖母哭红了眼，脸也有些肿，所以还隐约能从照片上还看得出来。
我的曾祖母会“拴魂”。记得我六岁时，村子里一位方姓小孩掉了魂，小孩的母亲来请曾祖母去“拴魂”，于是曾祖母牵着我，用她那双“小拐脚”慢慢领着我到了方家。到了方家，她让主人拿来三柱香、一个鸡蛋、一把青丝线。把三柱香点着后，对着供桌拜了拜，然后把香插在装有大米的饭碗里。等了约十来分钟，但见曾祖母眼睛微闭，念念有词，用鸡蛋和搓成一条绳的青丝线在小孩头上绕了几圈，然后吩咐了主人一些我记不得内容的话。主人热情地留下曾祖母吃饭，期间，我和那个“掉魂”的小孩出去玩耍。据说，从那天开始，那个小孩的病就好了，不哭了，灵魂已经被曾祖拴住牵回来了。大概过了七、八天，那个方家小孩的母亲领着曾经掉魂的小孩，提着十多个鸡蛋和一层红砂糖来感谢我的曾祖母。等我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个方家跟我的曾祖母是亲戚，即方收获媳妇的母亲是我曾祖母的侄女，我和方家小孩是表兄弟关系。曾祖母拴魂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但大多数“拴魂”的事，都是由其母亲领着孩子上门来找我曾祖母的，曾祖母年龄大又是小拐脚，不能亲自前往。在记忆中，象曾祖母亲自上门拴魂的恐怕是第一次。
十九
曾祖母去世不久，我的三弟出生了。五口之家的家庭，因为人口的增加，生活更困难了。有一次，因为生活上的事，固执而又脾气暴燥的父亲和妈妈吵了一架，妈妈一时想不通，到了夜间就去房前菜园里的一棵棕巴掌树上寻短见，好在发现的早，一大家人去到处找，被我的二叔首先发现救下了。
当时是夜里一点左右，我和二弟正在楼上睡觉，被楼下的喊声惊醒了，四岁左右的二弟下楼扑在妈妈身上哭喊。我朦朦胧胧的吓得捂在被子里哭……
我的妈妈是天底下最善良的母亲、勤劳一生的母亲，最能吃苦、最有耐心的母亲，最贤惠的母亲，最顾全大局的母亲，为了抚育自己的儿女含辛茹苦，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废尽了多少心血！我爱我的妈妈！
爹爹是个善良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爹爹妈妈含辛茹苦挣了点钱，又在舅舅等亲友的支持下，终于花了三千多元建盖了三间白泥土基瓦屋面的住房。房子盖起来了，但没钱踩楼，大风刮来，从房顶瓦缝里常常落下些灰尘，于是买了几张大塑料布来拉起来。房顶落下的灰尘大部分是挡住了，但风吹起来，塑料布“啪啪”作响，很烦人。但无奈，如此过了三年多。
有一天，本村本生产队的李贵生来找爹爹，讲他家要盖新房了，因为地点限制，建四间房建不了，如果我家能让他家的房子柱子来挤着我家的石脚和墙就刚好能把四间新房盖好。爹爹略加思索地回答说:“可以可以，但要建的四间房子必须和我家的一样高、不得超前和缩后，这样看上去就美观了。”谢贵生连忙回答“好！好！好！”本来是说好的，但后来发现谢贵生家的房子比我家的高、比我家的超前，于是两家出现了矛盾。
有一次，我教书放学回家，我看到爹爹和二弟在房背后理石脚。我看了看我家的界址，问爹爹，怎么不把石头理成一条直线？爹爹说，怕谢贵生家拉玉米杆会撞到围墙，把石脚理成一个孤度空出七、八个平方就不会撞着了。
还有一次，我家买好的生产队的三合土晒场，因欠债想卖掉一部分，好几家人来找爹爹讲想买我家的土地，其中一家是陈广生，和父亲是表弟。爹爹说，就卖给老广家了。本村李红学在老广家写买卖凭据。我听说后立即去老广家喊出爹爹，要爹爹把路留宽些，爹爹说，地点够盖五间房，路留太宽就盖不上五间了。而且说，卖路边这片，怕老广家在前面先建房子会遮堵着我们。近三十年后老广家建新房一寸不让，导致我们的车子进不了自己的院子。同时，三弟万能和我被逼与高建云家协商以4000元的代价，让其石脚留出20cm。于是，和陈广生家的矛盾来了。
爹爹的善良没有得到回报，没有赢得别人的理解。
记得有一次，妈妈在村子外两公里多的叫弯子的农田里做活，我在家领着两个弟弟。三弟太小，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了，一直哄不乖，一直在哭。我没有办法，只有背着三弟，牵着二弟去找妈妈。一路上，三弟哭个不停，二弟跌跌撞撞跟着我。背累了，又放下来哄哄。顺着弯弯的山路，走走停停，时而哄哄三弟，时而哄哄二弟，不知踽踽行走了多长时间，终于看到弯子里半山坡上的梯田里有一群人。终于找到妈妈了！三弟吮吸着妈妈的乳汁不哭了。我摸着又酸又痛的手指，妈妈心疼的拉着我的手掌，搓揉着我的手指，原来，我的手指因背三弟背出了水泡……
二十
我的爹爹曾经在生产队当过几年会计，一分一厘未出差错。大概到了1974年，村子里招收民办教师，我的爹爹因为有初中文化，字写得好，又爱好打篮球，就进学校当民办教师了。爹爹既教文化课，又教体育课，但后来主要是体育课。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年代，爹爹是篮球教练，经常训练初中学生和社会上爱好篮球的男女青年去中枢、金马、旧城等大队参加比赛并多次获奖。爹爹的美术字写得很好，学校、本村甚至邻村好多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都是爹爹写的，至今还有好多地方的墙壁、板壁上隐约留有爹爹的墨宝。爹爹除了每天有十分的工分外，每月还有五、六元的工资。我家的生活开始有了点改善。
爹爹初任体育教练期间，有时领着运动员到哪里参加比赛，偶尔也会带我去见识一下外面精彩的世界。记得有一次教师集中在县城里搞什么大型培训，爹爹也领着我去。记得爹爹和其他老师都自带被子，爹爹领着我睡在钟秀山脚文庙旁的中枢小学校的木楼上。吃饭统一在建设小学里。我第一次品尝到了那么多的佳肴，有白菜、青菜、萝卜、南瓜红豆、鸡蛋、花生、酥肉、乳饼等。这是我终身难忘的第一次美味。我还记得那一次，陈云芬老师也领着她家长子冯小峰去了，这个冯小峰大约三、四岁，很胖，我背着他走了百多米，把我的手都背疼了。
二十一
1972年8月底我开始上小学。记得妈妈连着几夜给我补补缝缝，把洗得干干净净而且是全棉的衣服、裤子和布鞋给我穿上。衣服裤子虽然补丁叠补丁，但穿起来很舒服。腰带就是一条布搓成的绳子，围在裤子上勒紧打个结就行了。我的鞋子也是妈妈亲自用棕树叶比照着，用几块布片夹着棕丝做成的。特别是鞋底，是用很多破布，一块块、一层层用面糊裱好，然后中间也夹上棕丝，用粗底线一针一针纳成的。衣服的钮扣是布做的，鞋子上的钮扣也是布做的。书包是用几块破布拼拼缝缝做成的。去上学那天早上，妈妈为让我背上书包牵着我去学校，在学校旁边的供销社用四分钱买了一本小楷给我，另外还为我买了两支铅笔。
学校位于村子中间，村子靠东的叫大寨，靠北的叫小寨。我们属于小寨，在村子边上，邻村就是雨龙村。
记得我刚入学时，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名叫段培芝的女老师。我们的教室安排在一座大寺里。大寺很雄伟，土墙很厚，瓦片全是青一色的铜瓦。柱子很粗，石鼓墩子很大，雕工很考究。十多级台阶两旁有一雄一雌的一对大石狮，石狮座基上雕刻着大象花鸟等图案。座基高，石狮大，它们俯视着前方，更显威严。进到教室，看到的是七坑八洼的地面，高大的墙壁上隐约可见几幅类似飞天和佛像的壁画。我进到里面时，大概已经有三十个左右的学生了。读书的桌子用六、七米长的木板塔在两个土基上，座位是各自的学生带来的草墩，也有个别学生带来的是小木板凳。黑板也是四块木板用洋钉钉上的。在这里我读了大概两个多月，因为大寺漏雨，就搬到了对面公路边的矮瓦房里。这里虽然非常简陋拥挤些，但显得有些温暖，不象在大寺里那样肃穆空旷，甚至人少时显得有些害怕。
到上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段培芝老师调到了邻村的雨龙小学任教，接任的也是一名女教师。她叫陈云芬，那时只有二十五、六岁，从二年级教到三年级上学期，到下学期时因结婚生娃换了一个男老师，他叫芶小炳，高中毕业生，是一位民办教师。他二十岁刚出头，嗓子好，讲课很有磁性，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记得读三年级下学期时，我们已经不用铅笔写字了，全部改用毛笔做作业。那时，我跟芶正强是同桌同学。那时，物以稀为贵，一支毛笔一锭墨一张纸，我们都是非常珍视的，一直把毛笔上的毛都写秃秃了，都还尽量用，一直用到用不成才换成新的。那时我的学习不好，有一次又得了重感冒，躺在家中半个月，所以，学习更是跟不上。但记得我小时就爱写字，在家养病期间，我认认真真用毛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楷字被爹爹看见了，问我是哪个写的，我回答是我写的。爹爹有些不相信，叫我当着他的面再写一遍，我又写了一遍，爹爹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得到爹爹的首肯，我高兴极了，不知为什么，连病都很快好清了。后来，我才知道，表扬鼓励的力量有多大！
在我读小学的年代，学校里干劳动是经常的事。记得好象是上三年级，学校要用一块菜地做球场，要求三至五年级的学生都要捡一挑碎石或瓦碴交给学校。我和同班同龄的家门大哥黄乔顺就挑着畚箕去约三公里多的白石头砖瓦厂捡瓦碴。那时，新坝通往白石头的道路要经过一条大河。这条河的两岸较窄的地方只有石墩没有石桥，所谓桥是分别用两块四十厘米左右宽的木板搭上去的。桥下是咆哮湍急的河水，凡新坝人要去白石头和到金马街赶集都必须经过的地方。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挑着空畚箕，但回来时就都跳着可能有三十公斤左右的碎瓦碴。我们来到桥边试了两三次才大着胆子心惊胆颤的挑着碎瓦碴过去了。人虽然过去了，但转回头看看木桥下湍急的河水，非常后怕，心还在怦怦跳个不停。现在转回来想想，那个时代的学校老师难道不重视安全工作吗？现在的学校安全工作怎么那样谨小慎微，时时提醒，让人心慌？当然，我们学校好象有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姓冯，因为去地里拾庄稼“偷”了生产队的几个桃子，就被赶青人员穷追不舍，追到白路村大河边，那个学生就跳河逃跑被淹死了。后来学生家长抬尸闹事，那个赶青人也被公安逮捕劳教了十多年。
那时，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学校几乎不上课，只安排干劳动。学校没有班费，根据庄稼收获的季节，我们班主任毛学书老师就会安排大家去田地里捡拾如稻谷、蚕豆、小麦之类的粮食拿回来交给班上。然后班上把这些粮食卖出去换成钱来作为班费用。记得有两个同学去田里不是捡拾掉在田里的谷穗，而是去生产队还没收割的稻田里“偷”，被赶青的人看见狠狠斥了一顿并交给了老师进行处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读书人大概都经历过这些。对了，我们班上还有近三百平方米的劳动基地，都是靠老师亲自带领学生去劳动去收获的。
我们那时候虽然才十岁左右，但下午放学回家还要背着篮子去找猪草。星期六、星期天，我还挑着畚箕，跟着生产队放牛的大人去拾粪回来作肥料。那个时候拾粪的人多，不勤快些就拾不到了。特别有的大人天刚亮就出去拾狗粪。记得我们看到干牛粪时非常高兴，因为牛粪下可能有“老长角”，我们会用小钉钯挖出来，或用小便顺洞口尿下去，就把“老长角”淹呛出来了。我们还会开展“老长角”斗架比赛，非常好玩，开心极了！我们几个小伙伴还爱玩泥巴，把泥巴弄个窝窝陷下去，周围镶上边，类似于一个土碗，然后把土碗放在手掌上用力砸下去，谁的泥碗砸的声音大破洞大，谁就成赢家。我们还会玩七个小石子组成的“拿贼”的游戏，会拿瓦碴打骡，会抬起一只脚相互打公鸡架。反正，没有玩具就自已发明，自寻乐趣，无忧无虑，乐而忘归，一直玩到大人来找。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虽然生活上极为艰苦贫穷，但精神上非常充实。
二十二
记得学校放假，我会经常去新街子外公外婆家玩。我会跟着老舅舅去邻村石缸冲村看电影，会跟着大舅舅家大表哥去放猪、去菜地背菜。那个时候，新街子旁有好几眼龙潭，出水汨汨象冒水洞，四五米深，清澈见底。龙潭里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鱼，好些有十多公分长，鱼儿们欢快地游来游去，有的顺着水沟一直游到下游的吉摆村。如果你顺着水沟边走，就常常会惊动活蹦乱跳正在嬉戏的大小鱼儿。
那时，新街子村背后有上百棵很多两个大人才能合抱的麻栗树。很多小孩在那里拾麻栗果，听说可以做猪食。新街子至雨龙村的路两旁的树木很多，路上行人少，很寂静。我和二弟两人去到这段路时都有些害怕。但我清楚的记得，路两旁有很多当地人叫“小兔眼睛”(也叫板栗菌)的一种菌子，外形似小兔的眼晴。用刀横切开，周围白，中间黑，恰象小兔的眼睛，故名。但它不是“马皮泡”，没有“马皮泡”大。大多数如乒乓球或汤圆般大小，大多生长在有麻栗树棵子旁边的红土里或埂子斜坡上。只要远远看到红土有些蓬松，下面可能就有“小兔眼睛”了。我们把拾到的“小兔眼睛”洗净，或炒吃或烤吃，美味极了！可惜，三十多年我未吃到此种菌子了，好几次专门到市场上寻找也不见踪影。我觉得，这是比鸡枞还要珍贵的山珍，是最最上等的菌子。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合围粗的麻栗树不见了，好多龙潭被堵塞，剩下少量几眼龙潭也出水太小了，鱼儿也不见，不知游到哪里去了。
我还记得，新街子村正中有一谢家大院，占地约六亩，就在离我外公家百余米处。小时我们和表哥表弟们常到那里捉迷藏。里面有十多户人家居住。据说，谢家大院真正的主人是邻村吉摆的大地主谢居仁家建盖的，村子建有的护村河至今还残存着。解放后谢居仁被镇压，房子就分给了贫雇农。我们在谢家大院玩的时候，看到过很多花鸟草虫，珍禽异兽和类似西游记、西厢记里的人物等木雕。除此，还有石鼓、石座基、栓马石、狮骡象马等石雕。不管木雕还是石雕，其雕工精致，栩栩如生，实为罕见。可以断言，县内难找第二家。
悲呼哉！可惜呀可惜！那个时候，无人重视无人提醒，谢家大院从院内到屋外到处乱堆乱放稻草、王米秆等，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被一个手执明火寻找鸡蛋的老妇人一把火点燃草堆，整个谢家大院及邻居十余户几十间瓦房全部毁于一炬。目前只剩下几块石雕座基在那里躺着，似乎是在哭诉着什么？
我想，如果谢家大院不要毁于一旦，放在今天，对于挖掘泸西文化和对泸西建筑史的考究以及泸西旅游业的发展将会有多重要的意义。
二十三
读小学时，我的年龄有些偏小，加上学习也不好，在校教书的爹爹就把我从三年级快要升到四年级的我，一口气直接把我转到了他所教的小学二年级。从此，我开始折回来读“哲学”，读了两个二年级、两个三年级，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转折点。从此，我的爹爹也成了我的启蒙老师。说实在的，我的爹爹在当时虽是一个初中生，但在整个新坝小学的老师中，能有爹爹写的字好的，只有笫二，没有第一。而且爹爹的责任心很强，管教也很严厉。记得有一次，我正听爹爹讲课听得津津有味，突然，爹爹把一小截粉笔头砸向我，我正感惊诧，不知所以，很快，爹爹用来当教鞭指字的小竹棍马上就落到了我的右腿上。我更觉奇怪:为什么要打我？只听爹爹大声喝斥:“还不缩进去？还不缩进去？”此时，我如梦初醒，原来是我的右脚伸在桌子的外边。从此，我被爹爹驯服成一个乖孩子。从小，爹爹用小棍子打过我多次，腿脚都有好几次留下紫青的痕迹，但都有妈妈呵护着我。也因为妈妈经常庇护我，爹爹总是埋怨妈妈惯失我，甚至为此两人还多次吵过架。爹爹打过我好几次，但在学校读书期间，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教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毕生难忘、记忆犹新的一次，对我一生的成长起着关键的作用。我要感谢我的爹爹，是他教我勤勤肯肯办事，老老实实做人，至今受用终生。
爹爹爱写字，毛笔、粉笔、美术字都写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一些美术字还有些残留在墙壁上，至今还镌刻在我的心里。爹爹除了爱看小说，还省吃俭用，不惜花钱买了上百本的连环画，用洋钉钉在墙壁上，用铁丝拴好，把连环画都挂在家里的墙壁上，供我们全家阅读和欣赏。爹爹的这些举动，潜移默化，深深熏陶影响着我，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热爱文字和文学的烙印。文学对我的滋养很深，感谢爹爹给了我萌芽的土壤。我来到人世间，快六十岁了，至今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和思考，就连起码的打扑克都未学也不想学。
二十四
讲起我终生未学打扑克，有一个小故事:那是在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把那些大人用过的扑克捡回来，准备爹爹妈妈不在家时拿出来学着玩，于是就瞒着妈妈把扑克藏进装有谷糠的大铁桶里。然而，想不到第二天就被妈妈发觉，狠狠审问我:“谁让你贪玩？谁让你不好好读书，谁让你玩扑克？”说完打了我几棍子，腿肚子都打起痕了。从此，我暗下狠心，一直未学扑克。一来二去也就习惯了，一本书可以看几天，不感寂寞和空虚。
我的妈妈也曾在泸西一中读过初中，离毕业差半年多，就被生产队招回去干农活。妈妈说她和二舅在同一个班，姐弟俩只能一个人读书，于是妈妈就回家干农活了。
妈妈很贤惠。记得妈妈三十岁前偶尔会画一些花鸟草虫，会刺绣，会用瓦泥做成能吹响的鸽子，发给我们弟兄和邻居家的孩子当玩具玩，多余的也能卖点钱。我的妈妈到七十多近八十岁，都还为儿女建新房、买新房以及孙男孙女结婚，亲自刺绣并装框作为贺礼送给儿女孙辈们留作纪念。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了母亲对儿孙们深深的爱。记得有一年，妈妈因刺绣导致颈椎疼痛住院半个多月。
快五十多年过去了，我都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又都已经做祖父八年多了，都有三个孙男孙女了。爹爹妈妈都有八十来岁，都是做曾祖的人了，我们全家老小二十多人，人丁兴旺，四代同堂，教育后代，任重道远。
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当年打我打得好呀！打走了我的贪玩之心，否则，自己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没有妈妈的棍棒教育哪有我的今天！
妈妈当年是恨铁不成钢才打我的呀！打得好呀！如今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利益在冲突，各种理念在改变，如何教育好孩子走好路、走正路太重要了！
二十五
爹爹教我上完二年级后就没有再上我们班的课，后来上三年级的是胡小绕老师。上四年级时班主任是民办教师毛学书老师，负责上语文课，数学课是民办老师董海明老师。那时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年代。我们学生写的作文大都带有政治色彩，大都数是“开头带给帽，中间抄抄报，结尾呼口号”，写的都是三段论。毛老师把班上写毛笔字好的两三个同学集中到他的寝室里，买来大白纸，折好格子，让我们一笔一划誉写好，然后用面糊张贴到学校大门两边供大家观看。那时的作文虽然是三段论，但对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帮助很大，一直影响着我读到高中。
上小学三、四年级时，记得每年都有解放军到我们村训练。来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前往白石头村子边上迎接。我们班有好多小学生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本。当乘有解放军的军车和炮车浩浩荡荡开过来时，大家欢呼雀跃，高举着语录本高呼着“欢迎！欢迎！”的口号。我记得全村的解放军不少于七、八百人。每个生产队的晒场上和村子主街道都有军车、军人。他们大多数在军用帐篷里居住，少数在大队办公室和生产队的房里居住。极少数的可能是“当官”的去村里的退伍军人家属或烈士家属里居住。我们生产队的“半个命”——退伍军人黄保兴家就有一名解放军的领导住在他家。
那时，“军民鱼水情”一点不假。解放军和老百姓真的象一家人。我常常看到解放军战士们帮老百姓挑水劈柴。到吃饭时，解放军首先唱完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这些小孩子放学后会经常跟在操练的军人后面模仿他们走路的样子。那时幼小不懂事。有一天放晚饭学，我们看到校门口军车旁围着一群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是解放军叔叔帮老百姓用电焊补锅。我和班上的同学董老三就好奇而又呆呆在那看了半天才回家。记得因回家太晚还被妈妈斥了一顿。那晚刚好老舅舅来我家，不然免不了要挨棍子。那时房子太窄，因为老舅舅来，就临时抖了地铺，我和老舅舅就一起睡地铺。睡到夜里三时左右，我的眼睛象针扎似的疼痛，翻来滚去的叫喊，把一家人都吵醒了。爹爹一问情况就知道是因为看电焊被强光射伤的。
天一亮，爹爹就牵着不敢睁眼的我去七队晒场上找军医，可惜军医不在，爹爹又牵着我去距六公里的金马医院看医生。医生帮我清洗了眼晴后，爹爹才又牵着我回家。来回的路上，我就象盲人一样不敢睁眼，任凭爹爹的牵引。过了两天，我的眼睛才不痛，从此，我永远不敢看电焊了。
解放军在我们村里训练时，因为气候干旱，还专门拉着高射炮架在木旧村对面的小松地坡上打炮搞人工降雨。晚上还在山上放电影。附近几个村子的好多年轻人都去看打炮和看电影。我记得当时放的电影是《暴风骤雨》。我还记得，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班的学生去木旧村大桥边的板田里，现场观看学习解放军装御炮弹和发射炮弹的那些手势动作。
二十六
时间转瞬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初的一天清早约六时多。记得我已十二岁多了。我和二弟正在睡觉未醒，朦朦胧胧听到隔壁木电杆上悬挂着的广播在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因为大脑还处于迷迷蒙蒙中又躺下睡着了，睡梦中真的梦见毛主席逝世了，我悲痛得哭了起来。大约睡到七点多，我被母亲叫醒，此时，大脑已完全清醒，穿好衣服下到楼下，广播还在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人们也在不断叹息和议论，我这才知道，我没做梦，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的不在人世了，我幼小的心也象丢失了珍珠一样。
过了几天，生产队来找爹爹，讲要召开毛主席的追悼会，让爹爹负责在黑布手袖上写字。只见那两天很忙，和我家在同一个院子居住的黄佐珍姑奶奶可能五十左右了。她是一个斋婆，终生未嫁。那时，她有一台缝纫机，生产队专门指定她负责打缝黑袖套，我爹爹负责写字。我清楚的记得，爹爹忙不过来，让我帮着写。于是我手执毛笔，恭恭敬敬的蘸上白色广告粉，在黑色手袖上写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分成两行写。第一个袖套写好，爹爹看后说可以的，然后就叫接着写下去。爹爹写的快，我写的慢，可能只写了一百多个黑手袖。
记得过了两天，全村老老小小手臂上都带上黑手袖，好多胸前还佩戴着刚摘来的白色的粑粑花，大家都前往大队的操场上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我们读书的学生是统一到校集合的。记得是读四年级了。我们学校全体学生排好队，由老师领着慢慢地走向离学校五、六百米左右的操场方向。只见一路上有好多大人在流泪抽噎。特别是有几个当时已是七、八十岁的女老人象自己的亲爹亲妈去逝一样，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嚎啕大哭，旁边还有她们的女儿在不断安慰。其中，还有一个我家门的奶奶，也是七十多岁了，哭的非常伤心。她家是贫农，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她还是烈士家属，她的二儿子黄建能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
老师领着我们学生快要进入大队的操场上时，有好多民兵持枪在路边维护秩序。我们排着队慢慢走着，突然，我戴着的小军帽被一个民兵一巴掌打落在地。我赶紧拾起来不知所措，老师叫不要戴，拿着就行。等所有人进入操场上等了一会，旁边两个大人都难用手合抱过来的几棵大破果树，其中有一棵大树上挂着四个大喇叭。大队上平时演戏的台子上摆满了用柏树叶子做成的花圈，会场庄严肃穆，充满哀伤的气息。大约半个小时后，喇叭响了，伴随着哀乐，毛主席的追悼会开始了。记得那天天气阴冷，大家都站立着，时间似乎凝固了，大家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江河呜咽，群山哀嚎。按照喇叭上的要求三鞠躬后，好多人在垂首抽泣，我和其他小学生也流了很多清鼻涕。
松涛啜泣，苍天呜咽，哀乐低回。追掉会开完后，整个大队四个村里的四千余人排着不见首尾的长队，按顺序列队缓缓进入大队办公的四合院里，依次瞻仰人民日报、云南日报等报纸上毛主席的遗像……
二十七
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们搬到了村子河边知青住的一幢白房子的二楼上上课。班主任是县城来的知识青年民办教师张正明老师，上语文课，是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是民办教师张自英老师。特别是有一次张正明老师坐在桌子上，翘着二郎腿给我们讲《神奇的脚步声》，那是讲鬼神的故事，讲到一些地方，会使我们这些小学生大白天都会感到毛骨悚然。张正明老师的粉笔字写得很好，特别是写的一撇一捺，我印象特别深。还记得张自英老师用小刀帮我学铅笔，不知是刀不锋利，还是因为铅笔的质量差，削了几次都没削好，还让铅笔短了一大截。我为此还感到真可惜。要知道，那时买铅笔的钱也来之不易呀！张自英老师除了教我们数学外，还是兼任我们的唱歌课的音乐老师。那时大家都不懂乐谱，直接教唱歌词。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们唱毛主席的《七律·长征》，张老师的歌声至今还萦绕在我耳畔。
转眼小学就快毕业了，听说全班要照毕业相，我们都高兴极了。因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都还没有照过相，集体相更没有过。可是过了几天，班主任张正明老师对大家说:“不照毕业相了，照照也是那个鬼样子，买支水笔来给大家做个留念。”因为照相要到离村子六公里多的金马相馆才能照，而且必须步行去。现在想想，当时张老师可能出于学生的安全考虑才放弃照集体相。所以，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小学时长的是什么样子，学校也没发过小学毕业证。但是，小学毕业后，我们开始第一次使用钢笔。
二十八
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为了生计，爹爹学会做生意。领着我去赶中枢街、亮龙潭街、小长山街、者黑街，买烟叶回来加工成烟丝。我们赶街都是步行去。天还未亮，大约五时左右就要出发。有时天晚了回不来，偶尔就住一晚上的旅社。买回的烟叶，爹爹、妈妈和我就利用晚上剔烟骨头，一直剔到夜间十二时。二弟、三弟早就睡着了，我才开始洗脚睡觉。爹爹还要一叶一叶的把烟叶一层一层平铺在吃饭用的小长方形木板上，每铺一层，用嘴含一口香油喷在烟叶片上，一层一层叠高起来，然后用另一块木板盖好，上面压上几块磨石和石块。第二天，就可以把压实成板块的烟叶用刀划成几条来加工成烟丝了。好多个夜间，我都被爹爹切烟丝的声音弄醒了。睡眼熏松的我睁开眼看看，爹爹还在象骑木马一样，坐在薄薄的木闪板上，把烟刀一端紧抵肚皮，腰背用力，随着木闪板慢慢后移，切烟刀一刀一刀往下切，烟丝就出来了。切了一会，爹爹用手揉揉烟丝，把太碎的烟灰和切不好的烟叶碴剔出。有时用小锤敲敲烟刀，使之挤紧不松。有时御下烟刀在荡刀石上磨几下使其更锋利。
本村吸烟的村民经常会拿烟叶来给爹爹切，有的自带香油来，按斤数帮补几毛钱。有的是本生产队的农户，拿烟叶来切好后，给点工分，请生产队会计划拨到我家的工分本上。
爹爹切的烟丝多的时候，会领着我去约三十多公里的圭山老厂去卖。那里的煤矿工人好多爱好吸毛烟。因为路太远，当天折不回来，有几个热情好客的煤矿工人就留我们去他家打地铺住上一宿。时间长了，有一个叫余长生的煤矿工人还和爹爹认做干亲家，给我妹妹取了个名字。
那时，如果私自卖烟丝超量的会被当做投机分子来处理，是违法的。爹爹切烟丝多到二十公斤左右，是偷偷摸摸在天亮之前就要出村的，怕村干部发觉就坏事了。记得有一次爹爹挑着烟丝，我跟在后面，从山路步行到跃进煤矿天才开始蒙蒙亮。偶尔也会碰到去老圭山拉煤的拖拉机，和好心的师傅说说，递上一只小春城烟，就搭车去了。有时，爹爹因上课无时间，就把切好的烟丝让妈妈领着我搭拉煤车送到圭山老厂爹爹的亲家余长生家，请他帮助卖。
记得爹爹有一次领着我到小长山街买烟叶没到，就买了兩百多个鸡蛋回来卖。将近黄昏，一路上，我们插直从桃园、巨木村子背后的山上走。山上寂静得有些怕，时有乌鸦等鸟叫声。爹爹挑着担子在前，我在后拿着一根长棍四处观望，就怕有坏人出来抢劫，我要保护好爹爹，不让任何人伤害到他。
爹爹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很大。爹爹的每句话我都言听计从。每次上街买烟叶或什么东西，爹爹买好后让我在街上的角落边守着，然后他再去买。听爹爹的话，我就牢牢看着买来的东西一寸不离开。
我们家有三处共约四百平方米左右的自留地，爹爹用来栽烟。一块在小坝里，两块在花金坡。特别是位于花金坡顶上那块地，浇烟水是要到旁边叫小菁的山脚下的一个会出水的地方挑。那时的小菁山里，树木杂草丛生，绿荫遮天蔽日，水冬瓜树叶和松针覆盖地面，还有很多坟地。没有路，挑水只能咬着牙用一只手挣着旁边的树棵或藤子寻找树木草丛稀疏的地方才能挑到坡顶，距离不远但非常吃力。爹爹在管理地烟上狠下功夫，也很有经验。等到烟苗移栽成活二十多天后，爹爹领着我用手把烟秧根部周围的土刨开，然后施上农家肥及一些化肥，通过这种环形施肥，促进根系发达，让烟杆增粗，叶片增大增厚，提高产量。爹爹办事很认真，要求很严。我们干劳动时，爹爹认真细致而又严厉的要求我们。教我们挖坂田要翻好塘，割谷子要捏紧好稻谷，要擦根收割，打谷子时嫑有倒穗，要打干净，等等，就象我们上小学刚刚学习写字时那样亲自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写字，怎么计算。爹爹呀，您老人家的一点一滴对我们子女的教诲终生难忘啊!来世我们还做您的子女，继续永远听您的话。
二十九
记得读小学时，头天晚上爹爹切烟丝，妈妈剔烟筋累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生火。那时的火坑是地火坑，家里挖两个约七十公分深的坑，一个坑用于生火，上面用四块砂石砌成，中间用六根生铁棒搭在下面，防止柴禾和煤炭掉下去，同时又要确保能漏煤灰。这就是火坑，我们叫它“火笼”。另一个坑用于装煤灰，叫“风洞”。“火笼”的下面和“风洞”联通。“风洞”用一块凿有直经约二十公分的石板盖着，用类似于扇子的火煽朝里面煽风。
生火前，我要顺着木梯爬到木楼上拿柴禾。放柴禾的地方是爹爹用木棒和竹子、泥巴等在厦基椽子下面搭成的篷篷。有时，柴禾少了我用手够不到，就从二十公分左右宽的两根椽子之间钻下去拿柴禾。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的年龄究竟有多大，身体有多瘦？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时同龄的小孩比，能钻进二十公分宽的两根椽子下去吗？
拿到柴禾，我要把风洞里的煤灰掏空，并把烧剩的煤碴用手进行取舍，能用的煤碴尽量重复利用。笼火是一件苦差事，有干柴和干松果之类燃火的材料，就可以很快把生煤燃着，如果只有玉米棒的就要反复点几次火才能使生煤燃烧。等柴火熊熊燃烧起来，才把生煤球敲成块状轻轻放进去，中间还要留一定的洞以利通气助燃。待生煤燃烧起来，再把那些取舍来的旧煤碴围拢在周围。接着用桐子油糊裱好的类似扇子的火扇用力反复扇。有时，因为生火被火烟燻红了眼睛，眼泪止不住的淌到脸上，擦擦眼泪，都变成了一个花脸脏。待确保火笼里的生煤燃烧起来而不会熄灭后，顺火坑边均摆放好摆稳三个也是用砂石做成的支锅石，再把猪食锅放上去并倒入水。锅里烧着水时，赶忙剁猪草，剁好后赶紧抬到小河里洗净后倒入猪食锅熬着，并盖上一口烂锅盖减少热气外漏。最后才来洗手洗脸，包着书包上学去。
在当时那种艰难的岁月里，爹爹教书，妈妈在生产队干农活。下午放学后，我还要哄领弟妹或者做饭、喂猪。期间我学会搓麦疙瘩、做玉米面饭、烙麦面粑粑等等。这都是跟妈妈学的，也是当时环境逼迫学会的。还记得，有一次妈妈生病到金马医院住院，爹爹去服饲，是新街子三孃来我家领着我们三弟兄，帮我们做饭、喂猪。
三十
初中一年级，班主任是公办老师段定才老师，数学老师是民办老师平云鹏老师，生物老师是民办老师尚小绕老师，物理老师是民办老师陈绍明老师。我和蔡大鹏、李小卜曾是同桌。初一读完，我因学习一般，爹爹又让我留级，把我转到殷勤老师任班主任的初中一年级，这时的数学老师是民办老师黄家元，物理老师是公办老师段其生。爹爹讲殷老师管的严教的好！于是我就多读了一个初中一年级，成为新坝村最后一届初中毕业生。初三时，物理老师是公办老师段其生。印象最深的同学有黄家明、黄乔顺、李文清、李子鸭、李跃虎、龚所香、崔光辉、黄卫国。
感谢爹爹的良苦用心，从此，在本村三年初中阶段，在四十多名同学中，除了英语外，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给我们初一至初二上课的老师是:语文殷勤，数学黄家元，化学老师段其生，物理老师陈绍明，生物老师尚小绕，英语老师是张建忠老师。张建忠老师是老高中生，民办教师。当时学校无专职英语教师，张老师到泸西进修学校参加培训了三个月就回来上我们的英语课，只上了初一第一册就没有再上。
因为我们弟兄渐渐长大了，而家中住房太紧，在新坝读三年的初中，我基本都住在学校里大寺旁的耳房里。就连过年都住在里面，这是爹爹当民办教师分配的寝室，约三十个平方米。每晚除了停电要点煤油灯或蜡烛外，虽然电灯泡只有十五瓦不够亮，但自己是不出电费的。那个时候，学校无专人看守，除回家吃饭外，我长年四季每晚都住在里面，同时负责晚上关学校大门的任务。现在想想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一大个校院内，晚上夜深人静，只有我一个人睡在里面，而且是大寺旁的耳房里，古旧的格子式的门窗不用使大力就可以一脚蹬开。那时夜间有时还是心有点虚，把门梢插好，再加放一张破桌子顶住门，并在门背后放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棒，防止坏人进来。鬼我倒不怕，就怕有坏人来。这些工作做好后，我一本小说就可以抱着看到天亮。
记得有一夜停电，我就点上蜡烛看小说，看累了，人睡了，蜡烛将烧尽时燃着了蚊帐的一只角，险些烧伤自己。快读完初二时，初三的学生张映鹏、师仓福为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中考，就搬来和我同住一室。记得那是一个大冷天，他俩为了热水洗脸，把两个五分硬币用钉子凿个小孔，然后用一根电花线剥开线头露出铜线，拴上两个五分硬币，放在瓷盆里，另一头也剥开线头露出铜线握成钩子挂在电灯线上，就这样发明“热水器”，把水烧热。他俩毕业后，有一天也是冷天，我就如法炮制，想不到“砰”的一声碰电发出火花，同时我的手掌被电流击中，从此，我谈电色变，不敢随便去触摸电线和电器了。回想起来，这次触电应该是我第二次触电了。第一次，记得是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早上，天刚朦朦亮，体育委员就带我们全班出早操。我们顺着村中街道跑步。跑到快到毛家祠堂一个转弯处时，前面有一个同学不小心摔倒了，紧跟在后的我也绊倒了。旁边就是一根木电杆的斜拉铁丝线。我顺手就去扶着斜拉铁丝线想站起来，却瞬间遭到电流击中，把我吓得半死不活。
三十一
一九八二年八月底，我们班考上泸西二中的一共有四个人:黄乔顺、李文清、李子鸭和我。在泸西二中我只读了一个学期，同桌的是午街铺的何树明，要好的同学有段洪星、尚建禹等。一个学期满，到一九八三年春节后，二叔把我转学到泸西一中五十五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袁叶严老师，和我同桌的是张华国。高三时分科，我报读文科班，也就是在五十四班，刘付勇和我同桌。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张文义老师，语文老师是黄吉昌老师。
我到泸西一中读书是爹爹亲自背着行李送我去的。他帮我买好饭菜票才要离开学校回家。第一次离开家，看着爹爹的背影，我恋恋不舍，甚至我的鼻子还有点发酸。
我们读高中时，学校还补贴粮食给农村来的同学。记得男生三十二市斤，女生二十八市斤。除了要交学校的学杂费外，爹爹按月给我十元钱，包括伙食费、作业本等零钱。我每顿的伙食饭菜开支在一角五分左右。有时，吃不完的饭票，我就换成面条拿回家。
那时交通工具不发达，多数时间，我是和本村在泸西一中的几个同学，利用星期五下午放学就插直从鹰嘴石、平山哨、布白的山路上步行回去的。全程约二十公里，约三个多小时。星期五回家时基本天快黑了。周末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如果家中有拔麦子、收玉米等农活外，还要帮家中干活。到星期日中午饭后，妈妈炒些豆豉(有时放点油碴、干巴)、掏点卤腐、酸菜，让我带上背到学校里。临走时，妈妈左叮嘱又叮嘱让我不要太节省，一定要吃饱。其实，有了妈妈给我的这些豆豉等，我可以不用买或少买菜，只要放些咸菜在饭里就可以吃好多天了。
偶尔，我会到县档案馆找爹爹的亲老表——我的表叔尚书文，借用一下他的飞鸽牌自行车。表叔还把单位不用的一面印有字和表格，另一面是空白的纸张拿些给我，我把这些纸的空白页折朝外装订成册，就当笔记本或草稿纸使用了。
因为在新坝小学附中时，我们只上过初一上学期的英语，只是简单的认识几个英文字母，记得中考时英语总分是二十分，我考了十二分，只是英文字母得了十分，其余是家猫碰上死老鼠得了两分。到了高中，厚厚的英语课本发下来，简直是打摩天岭，大脑里一片空白，一窃不通。老师读英语时，自己读不来，就在英文单词上面用汉字注上。现在回想起来真好笑，读英语恐怕比学盲文还难。嘴巴跟着老师读，其实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英译汉不知，汉译英更不知，什么英语语法更谈不上了。不过，好在我写的汉字和英文字母都比较好。照抄同学的英语作业水平我是比较高的，抄写很流利，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说实在的，我自己在村子里读初中时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但比起当时在乡镇和县城读三年初中的学生，除了语文外，我自己其余科目的基础是比较差的。所以，到了高中阶段，对语文有浓厚兴趣，其他科目就兴趣索然了。上语文课我很专心，上其他课我直接是在下面偷看小说类的刊物。特别上课偷看反映战争、武打、神话的小说简直入了迷上了瘾而不能自拔。这中间，我的语文老师黄吉昌还把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多次在班上宣读，还推荐我向中学生语文报等投稿。有几篇豆腐块小文章在《中学生语文报》、《泸西文化》上采用过，虽然得到三、四元的稿费，但使我的兴趣更倾向于写作，致使功课更加严重偏科。那时，投稿的兴趣很浓，文章写好，几易其稿，认认真真用方格作文纸把稿子誊写好，到邮局买上八分钱的邮票寄往报刊，然后就象初恋的人等待心仪的人到来一样等待着消息。偶尔发表了几篇豆腐块就欣喜若逛，但大多是退稿或石沉大海。那时，有的报刊编辑还在退稿中还简单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虽然绝大多数稿子没有采用，但并未眠灭我的作家之梦。高三这年，我参加了吉林文学院《作家》杂志社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学习，写作兴趣愈浓。其间也发表了几篇千字文，一年后，被评为优秀学员。但是，高考时，除了语文考了八十七分，其余的三十多分、四十多分，总分加走来得了二百九十五分，真害躁。
高考落榜，有着几层原因:初中基础极差，高中严重偏科，非常贪玩不专心。特别进入高三时开始萌生了一种多数青年特有的复杂的单相思的爱恋………
作家之梦辗得粉碎，作家变成“坐家”，仅凭个人好恶，不自量力，无天赋，无才气，无环境，现在想想，这是何等的幼稚可笑啊！
三十二
翻开尘封了三十多年的老木柜，眼前是一本历迹斑斑早已发黄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节纪念册》。这是由启功先生书写封面全国统一发行的教师节纪念册。
历史记住这个日子。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我国的教师节。从此，老师便有了自己的节日。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教育发展也因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尊师重教的风气进一步得到重视。社会各界集资办学的热潮也从此掀起。
慢慢翻阅这本册子，时光倒流，令我回到了三十八年前……
1985年7月我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一般的我，高考败北名落孙山。好多同学都到昆明等外地补读，而吃早磨晚的家庭，本就经济拮据，我作为长子，不忍心为生活奔波而劳累的父母另外增加生活负担。倔强的我，只能望“补”心叹，并暗下决心:天无绝人之路，一定要把被动变主动！
岁月有时真的很会和你开玩笑。那时的高中生不算太多，村里小学校差一名老师，学校校长“拜读”过我高中时发表的几篇习作，同时知道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因为还在读高中时，我就会利用寒假，在春节前的半个多月里，到县印刷厂买些切好的红纸，到街上舞弄笔墨，现场摆摊书写对联，卖钱度日。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两角一幅，生意不错，一天能卖二十多元，半个月连本带利能挣三百元，相当于那时代课教师半年多的工资。
有了点小名气，字也写得不错。刚好学校缺老师，校领导就上门跟我讲，想让我去学校当代课老师。我去当了四个月的代课老师，爹爹就想模仿小白石头村的一个民办教师让女儿代母从教的做法，让我去顶替爹爹的民办老师，这样可以转成公办老师。起初我不愿意，我要去马龙县文化馆，并和爹爹一起找到马龙县县长张荣金，他是爹爹初中时的同班同桌同学。但张县长说，只能是合同工，工资50元左右，他以后想调动到曲靖，怕他不在马龙时我站不住脚。那时的我很不懂事，爹爹也是不懂官场上的事，我们就返回家了。回来后，爹爹就正式向学校提出让我顶替他去当民办教师。但天有不测风云，校长求贤如渴，而村官大权在握不应允。那个时侯，村官是土皇帝哟，一方霸主，谁得罪得起！顶替爹爹当民办教师的事情一度搁浅。
因写点小文章发表，和我有交集且情谊深长的主持工作的原二中副校长杨永明老师为此打抱不平:如果村上不同意，等暑假满来二中上初一的语文课！
而今，杨永明老师仙逝了，但杨老师掷地有声的话至今犹在耳畔回响。
本来村官任性就算了，但我小学的启蒙老师，时任金马区分管教育的党委副书记张自英老师知道此事并过问了此事。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鼻子大了压着嘴，村官为此只好哼哈答应。于是，我从此进了学校，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并因此有幸参加了第一届教师节活动，并获得了这本教师节纪念册。
我从事小学教育共六年，有过艰辛，有过泪水，同时也有过收获。六年里，当了六年班主任，送过两届小学毕业班，上过五年级课程两年，四年级课程一年，另外还到布白村小上过二四复式班课程一年。
在短短的六年里，白天，在大寺改造成的教室里，我利用自创的愉快教育法为学生上课，琅琅的书声陪伴着我的青春。晚上，在用纤维板隔成的昏暗简易的教师宿舍里，我点亮豆大的煤油灯光，用钢板蜡纸刻印试卷，强化学生训练……
同时，我利用自己的爱好，学用结合，撰写一些文章在^红河教育、云南教育报上发表。有时还将自己的拙作在学生面前亮亮相，激发学生爱好写作的热情。
从教六年，我积极参加县乡组织的教育研讨会，多次参加说课评课活动，多次受过上级教育部门表彰。
岁月如棱，弹指一挥间。转眼三十八年过去了，我都快退休了。
记得那时我刚二十一岁进校代课，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也都快接近五十岁了吧，岁月如逝，但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这本教师节纪念册。因为里面每页都饱含了我对学生深沉的爱，对本职工作的忠诚，我在这里奉献了六年青春，我爱我的学校。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远走高飞了，而当年调皮的差生们的故事，我还时不时会想起。
六年的小学教学经历，虽然短暂，但却是我人生的起点，是我历练的开端，是我履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载我扬帆起程……
三十三
1992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新坝小学的教学楼参加全校四年级学生的语文试卷评阅，校长陈海青把我叫出教室，告诉我金马乡搞组织的人来在村公所，他们是来考察我的，让我去村公所等他们。同时，陈校长还交接我几句关于如何应对考察人员提问的话等。其实，这事早几天我就知道了。因为乡党委书记吴光才和爹爹妈妈是初中时的同学，知道我在布白村代课，而且会写点文章发表，恰好遇到村公所老干部退休，就有推荐我当村公所文书的打算。
我去到了村公所，上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经过村公所文书陈增祥的介绍，有两位年龄大的和一位年轻一点的三个人坐在沙发上。年龄大一点的叫何关发，是乡党委副书记，另一位是组织委员木顺青，年轻一点的是乡党委组织干事陈章锦。何副书记问了问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家庭情况等，然后说乡党委想安排我到新坝村公所任文书一职，问我意下如何？我谦虚了几句，然后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最后，三位干部代表组织对我提出了几点要求，希望我在村公所党总支的领导下好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的期望。然后告诉我，乡党委免去陈增佩村公所党总支书记职务，提任陈增祥为村公所党总支书记，提任马仁文为村公所村长。
1992年8月，我离开六年的教师工作岗位后，来到村公所开始工作。根据分工，我分管教育、卫生工作，具体负责村公所的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包括公安人口报表、统计报表、农业经济报表，每周一次的农业生产进度，电话的接转、用印记录、办理结婚登记证明书等。
到村公所任文书两个月，工作不算忙，但是，到了第三个月，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十月份，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指导我们新坝村公所的是县民政局一位老干部赵现龙同志。
新坝村公所包括新坝、白石头、布白、白路四个自然村。共十七个生产合作社，人口6000多人，村公所属于行政村，各自然村当时叫村委会。来到村公所两个多月，除了回家吃饭，其余时间都在村公所工作。当时，“社教”工作刚结束，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的家属要去探监，还有一些年青人要结婚，所以，来开具证明的还不少。同时，因为新坝自然村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就与村公所在一个场地合并办公。村子大，人口多，邻里纠纷多，矛盾也就多了。所以，我经常要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到了年底，工作更忙，既要做好统计、农经、人口报表，又要参与公余粮催缴、计划生育超生款的征收等工作。特别是夹杂遇县、乡人大同步换届，要自下而上选举出人大代表出席县、乡人大全体会议的工作。大家都忙得很，作为文书职业的我，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紧不得也松不得，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推迟，是非常严肃的事。所有程序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既要按照上级人大的要求，有部骤分阶段的进行。宣传发动、选民登记、代表初步候选人酝酿、正式代表候选人确定、正式选举工作开展、工作总结等等，各个阶段都要开一次村民代表会或村社干部会议，然后把相关内容报经选举委员会决定，最后张榜公布，不能出现一丝一毫差错和纰漏。记得那时召开村社干部或党员大会，对参会人员要造花名册，要发给每人每天一元的误工费。
本来工作就很忙，可是恰恰在此时，党总支书记陈增祥和村长马仁文不知为什么起了矛盾，两个人一个星期都没有来上班。村公所只有我和指导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赵现龙同志。
这是对我的一种磨练。赵现龙同志鼓励我:“不管他们的，该自己做的事自己把它做好，能做的先把它做掉。”他对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一给我进行指点，然后有事回他所在单位去处理。
于是，我买来大红纸和粉红纸，县人大代表用大红色，乡人大代表用粉红色，用锋利的匕首切成16开大小压平；该张榜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公示也提前用毛笔写好；为了保密，该印发的选票，先把自己关在寝室里，白天在钢板上用蜡纸刻写选票，晚上一个人躲着印刷选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开始印刷:左手一会儿拉紧拉平蜡纸，一会儿小心提起蜡纸；右手一会儿涮油墨，一会儿取出纸张。这样，一张一张又一张，两种选票近万张，花了整整三个白天黑夜，通霄达旦，废寝忘食，熬红了眼，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选票的印刷任务。
那是无怨无悔的，没有加班工资，不计个人得失，一心只想着什么时候能快速而高质量的完成工作任务，哪里会想到去索取点什么好处，连想都不会想。你不信也不行，当时就是这么回事，反正自己也不是傻瓜。反正无论工作怎么累，但通过自己亲自努力完成后，总能感到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愉悦感，甚至在胜利完成任务的那一刻，真想举臂高呼:乌拉——万岁！
现在转回来想想，也许当时是条件逼人呀！但那是一种精神支撑、精神附体呀！说高调些，那是一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当然有很多很多类似我这样的“老黄牛”，只任拉车，不会抬头看事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此话一点不假。要是放在现在，恐怕让有的人一百元一天认认真真刻上一张蜡纸，唯恐都没有这种毅力。那个时候，我工作八年了，每月的工资从开始三十五元才增加到每月七十二元。现在的村干部，包括那些国家干部，应该很知足、很幸福了。
也许我很傻，但我仍然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这种傻劲从二十多岁，一直伴着我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而今，我近六旬了，感谢祖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关心，让自己近几年从事一些较轻的工作，让我有时间去思考这段无悔的人生履历……
三十四
1995年1月的一天早上，我和新坝村公所的总支书记杨中玉、村长谢乔柱到金马乡政府去办公事，看到县委常委、金马乡党委书记张学武在水管上洗脸，就打了个招呼。张书记说：”你们办完事让发能来我这里一下。”
约一个小时后，我到了张书记二楼住宿处，张书记安排我写几篇材料，一是关于全乡岁修清淤，二是关于全乡烤烟育苗，三是关于全乡农田水利建设。我说情况不清楚，张书记说去问老段(指副乡长段华先)。我问材料什么时间要？他说一个星期吧。我说，村公所正在集中催交公余粮、水费和计划生育超生款，能否再过几天。想不到张书记说，三天写好交来给我。我不敢吭声，只好答应下来。于是，我和杨中玉、谢乔柱说明情况，就回到村公所关起宿舍门埋头写材料。经过两天两夜苦干，材料初稿写好了，我几易其稿，然后工工整整誊写好按时送给张书记。他认真改了一遍，然后让我分别送到县水利局办公室、烟草公司办公室。春节后，我被调到乡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工作，计生办主任陈家文也是从新安村的党总支书记调上来任计生办主任的。我们的身份还是村公所干部的身份。此时我才知道，张书记安排我写材料，原来是在考验我呀！
我到党政综合办时，办公室主任是杨宏，我任人大秘书，当时是陈小段的人大主席，马绍明的乡长。办公室负责起草乡党委、人大、政府的所有文件、材料几乎都出自我手。在张学武任书记、赵云华任乡长、陈小段任人大主席两年多的任期内，几乎2至3天就要出一期《金马简报》，上送下发。《金马简报》刊头是我写的，拿到县印刷厂雕刻。1995年6月27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陈章锦和杨宏。1997年7月全州招考计生专干，我到个旧市和平小学参加了考试，并于1997年年底录用为国家公务员。1998年3月，戴曙光任党委书记、刘绕生任乡长、陈小段任人大主席期间提任我为办公室副主任，继续兼任人大秘书。1999年3月，胡海毅任乡党委书记，李玉潮任乡长、赵启鹏任人大主席期间，提任我为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并进入到乡党委班子，分管宣传、文化和广电工作。朱灿先任办公室副主任兼人大秘书。2001年8月，我到午街铺镇任副镇长，先后分管和联系水利、农科、畜牧、烤烟、文化、教育、卫生、计生和劳务输出、环保、广电工作。先后联系过林树、水塘、绿娥、普泽、喷泉、文明村委会的工作。至2007年9月我调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算起，在午街镇6年零两个月时间，其中分管教育时间最长，长达五年半多。在午街镇期间任职的党委书记是马昱聪，代理镇长宋洪青，人大主席赵成明。换届后党委书记是宋洪青，镇长周宏伟，人大主席赵成明。后来周宏伟任书记，镇长张永冲。周宏伟、张永冲调走后，朱文魁任党委书记，段立青任镇长，人大主席叶春江。我在午街镇分管教育期间协调项目资金360余万元，先后建盖了林树小学、绿娥小学、普泽小学、雨洒小学等教学楼。对教育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直接领导了镇教管会过渡为中心校区的工作，中心完小和中学的校长公选工作，改换和重新组建了校区、中学及十所小学的负责人及其班子，稳定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在这六年多的工作中，得到了宋洪青、周宏伟、奎中华、赵国庆、何玉良、陈石东等工作上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三十五
2007年9月，我从午街铺镇调任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成为政协办公室的一员。
记得那天，午街铺镇的主要领导带着镇上的所有班子成员，以及我在乡镇分管的部门负责人，约二十多人送我到县政协报到。县政协三十多人也为我们的到来，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从此，我从一名泥腿子干部进到县城，来到县级机关，成为了县政协办公室的一分子。
那时的我还不知自己为啥会来政协？来政协能干些什么？但总觉得从乡镇到机关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我进城啦！
当天晚宴后，我问县政协的老主席马曙光上班的时间。他说，来政协好呀，政协是个大家庭，很宽松，这两天暂时没有多少事，你在乡镇多年，先休息一个礼拜再来上班。我一头雾水，但朦朦胧胧有所悟:政协——正式“歇”了？！
那时的我，家在农村，觉得一个人在县城也没有其他事可做，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去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吧。
次日一早，我就趁着头天晚宴酒后的劲头，大胆迈进了政协的办公楼。这里，除极个别人外，大都是我认识的人，他们大都曾经在乡镇或是县级单位叱咤风云的老领导，现在都快接近六十岁了。
我当时想，这真的是一个养老的地方吧？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才荟萃、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些老革命见了我都很热情，很诚实地欢迎我加入到政协这个大家庭中来。他们个个叫我“小黄″，我成为他们的“小弟弟”。曾是乡镇的“老黄"，突然间变成了政协的“小黄”，陡然间我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而又不知往哪用劲。
说实在的，我起先不知来政协办公室要干些什么？但是，好在我在乡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呆过近七年，知道办公室要干些什么。只不过我在乡镇那时电脑尚未普及，这是我的弱项和短板。于是，我履行起自己的责任，补弱项学电恼，提开水擦桌子，拖地板扫球场，拟文件做报表，什么都干，什么也干不成。只知道要搞好“三个服务”:为领导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委员服务。
初到政协遇到棘手事，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电脑不会，学！工作不熟，学！记得到政协三个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我，面对密密麻麻令人眼花的键盘，不知所措。好在有比我年龄小点的教文体委何主任懂电恼，在他的指点下，我用拼音方法靠单指经过无数个白天黑夜指指戳戳，练到腰酸背痛，手臂发麻，手指起茧，好了又痛，痛了又好，如此反复，才基本学会了电脑打印。好在有领导和同事们，比如民宗局王主任、提案委李主任、办公室任副主任等的理解支持，有马主席、汪主席等领导的关爱，我的工作一路顺风……
面对工作情况不熟，特别是政协换届在即，我查阅了单位以往的资料，自费购来政协换届指导手册，经过无数夜的努力，无数次的修改，政协报告、领导讲话、主持词等等，大小材料几十个终于提交给领导和政协常委会修改通过。
换届工作程序繁多而又严谨，来不得一点马虎，包括主席台、参会人员席位牌、鲜花、名单等都要亲临亲为。记得换届前，县委常委会要通过政协换届人事方案，我例席会议，聆听县委的意见和建议。刚刚才学会电脑打字的我，仓促间把名单格式和顺序排错了，当时的一名县委黄书记抖着材料说:是不是拿这个来敷衍我？胆怯的我，害羞的我，脸红的我，狠不得地下开裂赶紧躲，只有哆嗦着重新把材料拿去改。
一晃近年半，副科变正科，2018年3月，时任政协办公室主任的冯朝阳调到安监局任党支部书记，办公室由我主持工作。年底，我由副主任“升迁”主任，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是来政协的收获——试想:一个农民的儿子能来县城工作且“负负得正”，这难道不是一种福报吗？！
政协人事换届后，我进入政协党组和常委班子，并由办公室副主任提任主任。从此，我参加了七届县政协的历次全体会议，并为之撰写材料，搞好会务，搞好服务，以及做好政协机关的各项事务。平时，认真完成上级政协和同级党政交办的任务，还要完成州政协办公室交办的信息等任务。近六年来，我完成信息上报60余条，调研文章20多篇，有10多件还在省州政协报刊采用。从此，我更加近距离地感受了人民政协，贴进了人民政协的工作，履行起一个政协委员和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和义务。
在近六年的政协办公室，我感知了政协是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在这个群贤荟萃的大家庭里，我学到了很多。政协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报负的大舞台，在这个紧跟时代主旋律的大舞台上，我懂得了珍爱。
在近六年的时间，我深深体会到，政协在国家和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个智力密集、视野广阔的组织，是一个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为己任的组织，是一个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为职能的组织。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我也看到，政协委员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他们积极在岗建功立业，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委员的职责，并收获着点点滴滴的快乐。从此，我与政协息息相关，与她命脉相联，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个视角，多了几许思考。从此，作为一个委员，我为她骄傲，为她自豪，为她尽一个普通委员的义务。
在七届县政协历次会议上，我很荣幸参加和协助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分析梳理审查委员的提案，从委员身上学到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勤奋忘我的精神，更为广大委员的参政热情所感动。一件件沉甸甸的提案，倾注了委员调查研究的心血，汇聚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建议，充满了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渴望，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心声。
七届县政协历次会议期间，我在会议讨论中踊跃发言，主动议政。在小组活动中，带头写好提案，集思广益，多提交集体提案。近六年的时间里，我独立撰写和联名提出的提案共9件，其中两件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我学会了知行并进，学会了在本职工作中不忘履行委员职能。
作为一名政协办公室主任，协调关系、写好材料、做好会务、搞好服务是本职。我极力协调好上下级关系以及县委人大政府办公室及县级各部门的关系，积极参加省州政协举行的办公室主任会议并认真发言。积极参加州政协举办的全州政协系统横向联系会议并撰写交流材料，积极参加滇桂黔三省(区)二十县(市、区)政协理论研讨会，大力推介提高泸西知名度。
囿于政协机关干部年龄偏大，办公室人手少，只有本人和一名工勤人员，我除了负责好办公室多乱杂的事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政协机关工作上。近六年来的历次政协常委会、政协全会、调研视察、领导讲话等材料百分之八十以上均出自自已之手，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办文和公文写作水平。
要奋斗才有收获！生性耿直倔强而又好静的我，连扑克都不会玩也不想学，说来令人无法理解。但我不孤单很充实。我一直都在自信着、努力着，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打拼……
想当初，曾有好心人讲:政协机关机关重重，水深得很，要小心！其实，通过近六年办公室工作，我自认为与领导和同事们相处非常融洽，他们很有情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是我到政协的最大收获，也是我与政协这个大家庭结下的不解之缘。我为有这段政协的履历而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我想，如果没到过政协，我的生活一定会失去很多光彩。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同事、领导和我的妻子、家人们！
我是一块砖，无论如何任党搬。我是一片瓦，不怕风吹和雨打……个人服从组织是天职！2012年12月，组织调遣我到县环保局工作，我又开始踏上了新的征程……
三十六
2012年底，我离开了县政协调任县环保局任党支部书记。之前，县委组织部长师绍文也透露了一些人事安排意图及原因。
来到环保局，局长是我在金马时的党委书记胡海毅，他和我曾在金马乡政府办公室共事过，后来他调至县上工作，三年多后又返回金马乡任党委书记。现在我阴差阳错来到环保局，算起来我们是第三次在一起共事了。胡海毅先我一个多月调至环保局。我们成了老搭档。
在环保局工作期间，我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认真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提高执法及服务水平。工作中，认真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积极参与和协调，狠抓污染物减排，落实减排目标任务。积极参与松鹤村委会的脱贫攻坚工作，联系大维焦化厂工作，指导松鹤村委会乡村振兴工作。参加午街铺、泸西东、大水塘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及其堵卡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不惧风险、不惧生死，不俱白天、不惧黑夜，不管刮风、不管下雨，无论炎热、无论寒冷，严守长达五个多月的泸西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卡点的设防堵卡工作，磨炼了自己，考验了自己，圆满完成了县上交办的任务。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我主持县环保局工作。2015年5月因年龄偏大，我成了享受原职待遇的“改非”干部。2018年，县环保局上划州环保局，更名生态环境局，我仍在州生态环境局泸西分局上班。
2023年5月至退休在县政务中心环保窗口上班。按照任务要求，本人坚持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努力工作，积极配合推进县政务服务中心作风革命和效能建设，为环保窗办理业务的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办事服务，努力营造让市场主体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一流政务服务环境。
工作近四十年来，忙忙碌碌却很充实，辛辛苦苦却很快乐，清清贫贫却很知足，总的感觉是经受了磨练、体验了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