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天宝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战争，对唐王朝国运的影响很大。战争虽是由时任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腐败的一件小事而发，但其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深层次社会政治原因。
关键词：天宝战争 利益矛盾纠葛 张虔陀
（剑川石窟中的巜阁罗凤议政图》，图源：七尺楼）
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756年)，在西南地区爆发了一场牵动全国的著名战争，史称“天宝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史籍中记载和定论的大致意思是南诏王阁罗凤携妻女途经姚安、时任姚州都督府都督的张虔陀（有的文献也写作张乾陀）侮辱了阁罗凤之妻，勒索并诬陷之。阁罗凤“冲冠一怒为红颜”、返回南诏后就出兵攻打时属唐朝领地的姚州，并杀死了张虔陀，从而引发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笔者绝无否定史籍记载和定论为张虔陀翻案之意,只是想从当时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出发，探讨一下“天宝战争”爆发背后的真实原因。
一、被历史深度污名的边陲官吏张虔陀
张虔陀是唐朝一位长期经营西南地区的中下层官吏。曾担任过越嶲都督、云南别驾，后来因为“旧职风宜”，由南诏王阁罗凤出面向唐朝政府推荐要求，担任了姚州都督府都督。《南诏德化碑》载:“越嶲都督张虔陀,曾任云南别驾。以其旧职风宜，表奏请为都督，而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蛮书·附录·异牟寻献状》也说：“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姚州都督府受剑南道节度使节制，下辖今昆明、楚雄、大理一带。张虔陀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担任姚州都督府长官开始，直到天宝九年（公元750年）被南诏军围逼而“饮酖”自杀，辗转西南数十年，在姚州都督府任都督就长达25年。对西南、姚州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张虔陀的姚州都督府都督这一职位还是由南诏王阁罗凤向唐王朝政府极力推荐要求才得以担任的。从这点可以看出，开始时张虔陀与阁罗凤的私交并不错。至于他在后来侮辱阁罗凤之妻、勒索诬告，导致阁罗凤起兵反唐攻打姚州一事，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比较权威的正史《新唐书·南蛮传》中载:“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阁罗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愤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取姚州及大小夷州凡三十二。”《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也说：“南诏常与妻子俱谒都督，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愤怨，是岁，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清代本土地方史学家甘雨先生也在其撰修的姚安首部志书《姚州志》“忠烈”条目中说:“至张虔陀，虽系死于王事，然以淫虐殒命，祸由自取，特削而不载”云云。作为一个都督府都督，在地方也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个人物了。但地方史籍却言明“特削而不载”，说明在地方历史中的影响有多差了。一个官员的好和坏往往与政治大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天宝年间唐朝的政治环境就是杨玉环得宠，杨氏专权。作为与杨国忠、鲜于仲通等奸倿小人沆瀣一气，在姚州作威作福，颐指气使，生活糜烂，既贪财又好色的张虔陀并非是个好鸟，绝不是一个“清良宰牧”，这肯定是事实。还在武则天时期，丞相张柬之在向武后奏表揭发唐朝政府派到姚州地区长官渎职情况时就认为:“今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靖寇之心，又无亮且纵且擒之技。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饕劫掠，积以为常。煽动酋渠，遂成朋党，折肢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蒲博，一掷累万。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两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这些都表明了张虔陀在姚州任职期间渎职无为、横征暴敛、阴险狡诈的为人。但是，要说仅因张虔陀为非作歹，勒索诬告，侮辱阁罗凤之妻这件事就是导致“天宝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可能与事实真相不是完全相符的。因为张虔陀毕竟只是边疆地区姚州都督府的一个都督而已，是不可能参与唐王朝高层决策的；可能有向朝廷,提出意见建议的职责权利，但绝对左右不了高层。在南诏取得“天宝战争”胜利后阁罗凤所立的《南诏德化碑》中说：“吐蕃是汉(指唐朝)积仇，逐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按:阁罗凤非皮罗阁所亲生，皮罗阁的亲生儿子为诚节)。(爨)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彼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百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六也。”碑文虽然完整地阐述了阁罗凤为什么要出兵攻打姚州、并杀死张虔陀的原因。但毕竟这也只是阁罗凤（南诏）一方之言。作为战争获胜者所立的碑，肯定是不会记录自己责任和过错的。阁罗凤在碑文中列举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目的无非是要向世人说明自己起兵反唐、攻打姚州都是被逼的，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已死的对方，毕竟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反驳和解释。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的，后世史家大多都采信了获胜者阁罗凤之言，这样张虔陀肯定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但作为当事人的在阁罗凤，在所列举的张虔陀罪行中，并无侮辱其妻这一条。再说。虽然南诏只是唐朝的一个藩属国，但阁罗风毕竟是国王，一国之君。而张虔陀仅是唐朝的一个小小都督而已。两人的政治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经济、军事实力都不在一个量级上。张虔陀不是一般混社会的小蟊贼，能做到都督位置，纵使再好色再混账再无耻，恐怕也没有把心思动到他国王妃身上的胆量。这种事关两国邦交、事关自己脑袋搬家的利害关系恐怕是应该清楚的吧。因此，可以说“天宝战争”爆发是有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更深层次原因的，张虔陀勒索诬告、侮辱阁罗凤妻可能只是用这种小小的说词作为导火索而已。这场战争迟早要爆发，不是这件事，也可能还会由其他偶发事件或说词引发。张虔陀所背负的坏名、淫名可能真是被历史给深度放大和污名了。
（见证天宝战争的《南诏德化碑》，图源：七尺楼）
二、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利益和矛盾纠葛
唐朝建立不久，就已开始进军并经营云南地区了。据《旧唐书·地理四》载：武德元年(618年)唐朝置南宁州；四年(621年)又置南宁州总管府(治所在今云南曲靖西)；七年(624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武德元年,唐朝又改犍为郡为戎州(治今四川宜宾)，随后又设置了戎州都督府。至此，初步完成了对滇东北地区的控制。在实现了对滇东北和滇中的掌控统治以后，又把经营的重点转向了滇西和滇北地区。武德四年置姚州以统辖姚州及附近的羁縻州。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因松外诸蛮既降复叛，唐廷令将军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讨之。永徽二年(651年)郎州白水蛮(在今昆明至大理之间祥云与姚安交界的云南驿、普淜、东山一带)反叛，唐朝派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率兵讨伐，“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麟德元年(664年)，唐朝又置姚州都督府(治所在今云南姚安)以之统辖滇西地区。至此，从表面上看，唐王朝已基本实现了对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在唐朝不断在云南地区开疆拓土，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分布在滇西洱海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也经过长期的相互争斗和兼并，最后形成了一批有自己领地、百姓、军队和势力范围、规模大小不等的部落，史称“六诏”或“八诏”。其中较大的有蒙巂、越析、浪穹、邆赕、施浪、蒙舍六个大的部落，称为“六诏”，而蒙舍部落又因位于其它部落之南，故称南诏。唐朝设置姚州都督府后，名义上是统辖所有滇西地区。而实际上，在洱海地区的广大土地上仍然是各个少数民族部落各自为政，唐朝所设置的姚州都督府根本无法涉足，管辖不了。更何况在滇西北地区还有强大的吐蕃政权势力存在，虎视眈眈，不断袭扰着唐朝的边境；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唐王朝想要一举灭掉“六诏”、实现统一整个洱海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很难实现的。而在“六诏”内部，大家的实力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谁也灭不了谁。要想做大，统一整个洱海地区也就只有与一个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合作，依靠这个集团的力量才能实现。要么是唐朝，要么是吐蕃政权。因此，有的诏便选择了投靠吐蕃；而南诏（蒙舍）与唐朝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也走到了一起。南诏选择归附唐朝，并在唐朝的全力支持下灭掉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整个洱海地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诏令剑南节度使，赐名南诏王皮逻阁“蒙归义”，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遣使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
但随着洱海地区的统一和南诏的不断崛起，唐朝和南诏之间的矛盾又不断凸显出来，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首先从唐朝的角度讲，其战略目标是统一并经营整个云南地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个国中之国或国旁之国的发展和坐大与其战略目标是存在巨大冲突的。然而，当时的情况是随着南诏统一其它五诏之后，实力大增，信心大增、统治者的野心也在不断爆绷。南诏地方政权巧妙利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矛盾，在唐朝无暇顾及之际、不断扩张领土，使得与唐王朝的摩擦和边界纠纷不时发生。例如：唐朝统一滇东北地区后，虽然已将这一地区纳入了版图。但在当地爨蛮的势力依然强大，随时都有反叛的危险。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于天宝四载(745年)开通了自安南都护府北经步头(今云南建水)、安宁达戎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宜宾)的步头路；并由剑南节度派遣竹灵倩为越嶲都督至安宁筑城；这些无疑是在爨区腹地插上一颗钉子，对诸爨的割据势力构成极大威胁，于是诸爨就联合反唐。为了平定诸爨的叛乱，唐朝命令南诏出兵，平定爨氏白蛮的反叛。但平叛结束，南诏也就顺势占据了滇东北地区。而且，南诏追求领土扩张的野心可以说是一贯的，即使在“天宝战争”之后也从未停止过扩张的脚步。地处滇中的昆明地区，本已成为唐王朝的势力范围，但“天宝战争”一胜利，南诏就乘唐朝无暇顾及之机，攻城略地，一路向东进入了昆明地区。为控制滇中，公元764年，南诏王阁罗凤亲自视察滇池地区，并言：“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屏障，川陆可以养人民”。第二年（公元765年），命长子凤伽异在滇池地区进行规划和施工，筑城，取名“拓东城”，并命凤伽异以南诏副王的身份，坐镇拓东城。这就是昆明也称“拓东”的由来。《南诏德化碑》记载“命长男凤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云南志》也记载：“拓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还有，表面上南诏虽然归附了唐朝，是唐朝的藩属国，向唐朝称臣纳贡、受唐朝册封管理。但在事实上,南诏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忠于唐朝。从藏文文献可见，它与吐蕃不仅维持着表面上的外交关系，而且还眉来眼去、不时在暗地里勾结往来。所有这些都是唐朝非常忌惮、并且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其次是从南诏的角度看，虽然自己答应归附了唐朝，是唐朝的藩属国。但毕竟自己也是一个有地盘、也有一定实力的独立政权。不论任何时代，都没有一个政权愿意仰仗另一个政权的鼻息而生存。作为一个正在兴起，且实力不断强大的政权，南诏也不可能不例外。这就是唐朝与南诏之间矛盾根本无法调和的原因，最终的结果当然只有通过战争的形式解决，双方必定有一战。这也许就是隐藏在姚州都督张虔陀事件背后的“天宝战争”爆发真实原因吧。
（天宝战争一度将南诏逼向吐蕃阵营，图源：全知识官方）
三、在三把刀尖上行走的张虔陀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羌族诸部落，并建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随着吐蕃王朝崛起和势力的不断壮大，便开始向青藏高原的周边地区扩张。在取得征战新疆、青海、四川北部等地区的多次胜利后，接着又把扩张的锋芒指向了云南的滇西北地区。大约在公元7世纪50年代初或者还要稍前一些的时候，吐蕃势力就已开始进入滇西北地区了。永隆元年(680年)吐蕃攻陷安戎城并以兵据之。安戎城天险既失。史料载说：“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在吐蕃势力极盛时,“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加之洱海地区六诏中的大部分部落已投向吐蕃，甚至唐朝属地姚州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部落也不断反叛、投靠吐蕃的严峻形势下，唐朝才被迫改变策略。一方面是择蒙舍(南诏)为代理人，并全力扶持之，消灭其五诏、统一洱海地区，并对抗吐蕃；另一方面是铁腕出击，平定内部少数民族部落叛乱，这才初步稳定了局势。神龙三年(707年),唐朝委派姚雋道讨击使唐九征率兵征讨姚州叛蛮,拆毁吐蕃在漾、濞二水修建的铁索桥和所筑城堡,俘虏3000余人,并铸铁柱以纪功，这就是孙髯翁先生在其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所提到的“唐标铁柱”的由来。但远征的唐军撤回后，吐蕃势力复卷土重来。为对抗吐蕃的进攻，景云元年(710年)，摄监察御史李知古奏请出动剑南唐军,平定投降吐蕃的姚州群蛮,随后筑姚州城，列置州县，城址就在现在姚安县城东北角的东岳庙附近，地方史料中称唐古城或李知古城。因李知古欲诛姚州群蛮首领,掠其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恨，首领傍名引吐蕃军攻杀李知古，姚州道路遂被吐蕃控制，“连年不通。”据《旧唐书·吐蕃传上》载:“剑南西山又与吐蕃、氐、羌邻接,武德以来。开置州县立军防、即汉之笮路(按:即姚州道)乾元之后，亦陷于吐蕃。”后又经多次反复争夺，姚州才重回唐朝的控制之中。直至姚州初步稳定下来，洱海地区统一，南诏兴起之后，唐朝、吐蕃和南诏才进入了暂时的稳定平衡期。但三方各自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并未改变，依然是各怀心事，对峙摩擦不断。在这场三方政治战略大博弈中，唐朝的嶲州都督府和姚州都督府一直处于斗争的最前沿位置。因为嶲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西昌)既邻近内地的成都，又与吐蕃与南诏的距离较近,担负着监督吐蕃与南诏关系的重要责任；而姚州都督府不仅西面与南诏、西北面与吐蕃直接相邻，犬牙交错，是各方争端的集中多发点；而且也是吐蕃从青藏高原南下至川西地区，过建昌府(今四川西昌)后达姚州，再从姚州进入滇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不仅对唐王朝坚守西南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几方都必须争夺的焦点要地。基于此，唐王朝对姚州地区的行政设置也高度重视。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载:麟德元年(664年),唐于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新唐书·地理六》也载:州都督府,“本治越嶲,至德二载没吐蕃,贞元十三年收复。”姚州都督府既置,洱海地区归其管辖,武后神功时,姚州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州已达57处。这也正是在后来唐朝与南诏关系恶化后,吐蕃、南诏都要视姚州都督府与嶲州都督府为眼中的原因。处在地缘政治斗争漩涡中心、各种矛盾集中交汇点的姚州始终都站在各方争斗的风口浪尖上。作为执掌姚州、在姚州都督府担任都督的张虔陀无疑是在唐朝、吐蕃和南诏这三把尖刀上行走。在刀尖上跳舞，狼窝里觅食。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和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宝战争示意图，图源：云南考古）
四、唐王朝既失策又失利的“天宝战争”
天宝九年(750年)秋，阁罗凤以张虔陀勒索诬告、侮辱其妻女为噱头，以张氏与吐蕃暗中勾结；离间阁罗凤与诚节兄弟关系；挑起南诏与爨蛮间矛盾；提拔重用仇恨南诏之人；积极练兵准备袭击南诏和增加税赋军粮想穷敝南诏等六条理由为借口，派遣南诏军队包围了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并于当年冬天攻下姚州，杀死张虔陀（亦有说是围逼而“饮酖”自杀的），夺取姚州都督府所辖的32处羁縻州。当时的玄宗皇帝李隆基正整日与贵妃杨玉环沉浸在温柔乡里不理朝政。执掌朝廷大权的杨国忠便命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李晖、王知进率八万唐军分三路进讨南诏。天宝十年四月,唐军到达西洱河畔，直逼大理。南诏遣使至浪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求援，“御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是役唐军大败，士卒死者高达60000余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征讨南诏的第一役失利，并造成重大损失后，唐朝执掌朝权的杨国忠之流并未吸取教训，停止战争，而是隐瞒真相。次年六月，杨国忠掩其败状，虚奏吐蕃出兵60万救南诏，剑南唐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敌隰州等3城，捕虏6300人。南诏击败进讨的唐军后，吐蕃命宰相倚祥叶乐携金冠锦袍、金宝带和驼马等慰问南诏,与之约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752年)正月一日,吐蕃于邓川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亦号“东帝，颁给金印；又授阁罗凤子凤迦异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大小官吏,均获吐蕃封赏。南诏与吐蕃还约誓山河，“永固维城。”南诏改是年为赞普钟元年。《资治通鉴》记载说吐蕃出兵60万救南诏，这未必是实,但却反映出此时吐蕃与南诏已完全实现联合了。次年,唐朝又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等再置姚州城，以将军贾瓘为姚州都督。阁罗凤遣军将王兵各绝其粮道，又派大军将洪光乘等,与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率兵包围并攻破姚州城,俘虏了贾瓘,唐军土崩瓦解。天宝十三年,唐朝再次命令侍御史李宓与广州都督何履光率七万唐军兵分两路进攻南诏。李宓军进逼邓川(今云南邓川)。“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遂大破唐军，七万大军全军覆没，李宓投江而死。面对尸横遍野的唐朝士兵，阁罗凤说：“君不正而朝纲乱，奸佞起而害忠良。生乃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呜呼悲哉！唐师阵亡兄弟！”。又说“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下令收集唐军将土尸骸筑“京观”祭而葬之，“以存旧恩”。在下关西洱河南岸筑了“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记述“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委。历时4年的“天宝战争”三次战役就这样均以唐朝的彻底大败而结束。此战，十余万众的内地中原子弟就这样埋骨苍山洱海之间了。时至今日，在洱之滨仍留有万人冢。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后写道:“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现代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也曾题《万人冢》一诗感慨说：“天宝何能号盛唐，南征一再太周张；万人京观功安在？千载遗文罪更彰；我爱将军诗句好，人传冤鬼哭声藏；糊涂天子殃民甚，无怪蒙尘到蜀疆。”
（下关万人冢，图源：云南考古）
张虔陀挑起与南诏王阁罗凤之间的摩擦，从而导致“天宝战争”爆发，这已是定论。但这其中到底是张虔陀色胆包天、利欲熏心，闯下大祸的个人行为；抑或是受到了唐王朝的授意安排，蓄意与阁罗凤发生摩擦、想以此找到出兵南诏借口，从而一举消灭南诏的政治阴谋，这已不得而知。但笔者个人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如果仅是张虔陀的个人行为，处理起来非常简单，撤了毙了都行，只要给阁罗凤一个交代，事情就结了。毕竟张虔陀只是一个身处边疆的中下级小官，在国家的总体战略利益布局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也不可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另外，战争爆发后，阁罗凤曾多次向唐朝请求停战言和，并表示愿意赔偿唐王朝的损失，而且言明双方打下去会导致南诏彻底倒向吐蕃的严重结果。可唐朝还是依然要坚持要打下去，这就充分说明这场战争是唐王朝早有预谋的了。
“天宝战争”作为唐王朝一场既失策又失利战争，有许多教训是值得后人总结借鉴的。首先是战略选择上的失策失误。当时滇西北地区的态势是唐朝、吐蕃和南诏呈三足鼎立之势；作为实力相对较弱的南诏，应该是另外两方都必须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而且从矛盾的大小来看，尽管三方之间都有矛盾存在，但就唐朝来说，与吐蕃的矛盾要远大于与南诏的矛盾；因为当时的吐蕃是一个崛起势头正劲的强大政权，除滇西北地区外、四川、青海、新疆等方向都承受着来自吐蕃的巨大压力，时刻威胁着唐朝的安全。早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已经知道根据蜀国的情况，采取联吴抗魏的政策了。因此，正确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团结和争取南诏，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吐蕃，而不是急于进攻南诏；至少也应该是在与吐蕃的矛盾彻底搞定，解除后顾之忧后，再腾出手来解决与南诏之间的问题。而唐朝却选择了相反的决策；第二是在审时度势上的失策失误。在阁罗凤攻下姚州，杀死张虔陀后。唐朝鲜于仲通的军队已开进至曲靖地区，虽然南诏与唐朝的关系骤然紧张,但尚有挽回余地。攻下姚州后阁罗凤遣使谢罪，请求还所俘掠,重筑姚州城。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此时的主动权依然还掌握的唐朝手中。按常理，唐朝完全可以审时度势、就坡下驴，教训一下南诏也就行了。而唐朝选择的却是要坚持打下去，结果不仅自己损兵折将，而且还逼着南诏彻底倒向了自己的最大敌人吐蕃。天宝战争爆发也标志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彻底破裂，同时南诏与吐蕃正式结盟。给自己树立了两个更加强大的敌人。第三是在用人上的失策失误。兵者、国之大事也，欲用兵必先选好将。统帅在战争胜负中起着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鲜于仲通本为无才又无德、品行不端、既不懂政治、更不懂军事，只会欺下瞒上的奸倿狂徒。只因早年在向章仇兼琼推荐杨国忠时有恩于杨，在杨因与族妹杨玉环的亲戚关系而发迹后靠裙带而上位至剑南节度使。李宓虽然不是与杨国忠、鲜于仲通一类既奸诈又不学无术之辈，但他毕竟只是文官出身，并非武将，不懂得排兵布阵和用兵之道。而且，李宓与阁罗凤本为好友，是反对这场战争，也不愿领兵出征的。只是迫于朝廷的压力才不得不领兵出征。靠这样的人领兵打仗，岂有不败之理？第四是基层官吏在处理对外交往上的失策失误。作为身处一线，最了解实际情况的姚州都督府都督张虔陀，理应如实向朝廷汇报政治、军事态势，提出战略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积极增进唐朝朝廷与南诏之间的沟通理解，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努力促成双方结盟，共同抵抗吐蕃侵扰，维护国家利益和地方安定；而不是生活奢靡、恣意妄为、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其结果是不仅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自己也落得个身首异处、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因唐王朝的短视和失策，执意发动“天宝战争”，加之各级官员的志大才疏，贪污腐败不作为，导致战争失败。使数万将士失了宝贵的生命，消耗了国家大量财力物力。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随着国力的耗损下降，直接诱发了天宝十四年范阳等三道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及“安史之乱”的发生。在安禄山史思明攻陷东京洛阳后,唐王朝已根本无暇顾及云南的事了,这也使得南诏有了难得的坐大之机，遂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大地方政权，唐朝也从此失去了在云南的大部分利益。
参考文献：
1. 高重光。《姚州都督张虔陀》。《楚州今古》1990年1期。
2. 方 铁。《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3期。
3. 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和战》。方国瑜文集第2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 谷跃娟。《南诏史概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保保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