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僰人与白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演进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族群，长期存在 “白族即僰人”的认知误区。这一误解不仅混淆了二者的历史源流，也简化了西南族群“多元融合”的复杂进程。本文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语言学证据与近现代民族学调查，从先秦至明清的历史分期切入，系统对比僰人与白族的活动区域、族群特征、文化内核及发展轨迹，并聚焦二者在源流、文化、存续时间上的差异与关联。研究表明：僰人是先秦至明代活跃于川南、滇东、黔西的古老族群，以“流动融合”为主要特征，明代后逐渐融入周边族群；白族则形成于唐宋南诏 — 大理国时期，以“多元一体”为核心特质，僰人仅为其早期源流的组成部分之一。二者并非同一族群，但存在间接的文化传承与族群交融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学术梳理澄清认知偏差，为理解西南族群“动态演变”规律提供个案支撑。
关键词：僰人；白族；族群演进；文化传承；西南民族史；历史关系
一、绪论
中国西南地区（今川、滇、黔交界地带）自古便是“族群走廊”的核心区域，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多样的生计方式，孕育了僰人、白族、彝族等众多族群，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互动格局。其中，僰人与白族的关系问题，既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经典议题，也是理解“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关键案例。
“白族即僰人”的说法最早可追溯至清代地方文献（如《大理府志》载“大理之民，其先僰种也”，对“僰人后裔”的表述模糊不清），民国时期因“民族识别” 的初步探索而得到部分传播，至今仍在民间叙事与非专业研究中存在影响。但从学术视角看，这一说法混淆了“源流”与“本体”的逻辑 —— 正如马曜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中所言：“民族不是静态的‘血缘容器’，而是动态的‘文化共同体’，不能以‘单一源流’简单定义。”
近现代学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已形成初步共识：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通过文献梳理指出僰人与白族的 “活动区域非重合性”；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从语言学角度区分了二者的语言基底；考古学界则通过僰人悬棺（川南珙县）与白族早期遗址（大理太和城）的对比，揭示了文化特征的差异。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互动细节”挖掘不足，二是对“文化传承的间接性”缺乏具体论证。
基于此，本文以“历史分期”为线索（先秦、秦汉、三国、唐宋元明），聚焦僰人与白族在不同时期的核心特征，结合文献、考古与学术成果，从“族群源流”“文化内核”“存续逻辑”三个维度展开对比，最终厘清二者关系的本质。
二、僰人与白族的核心特征界定：基于历史分期的梳理
（一）僰人：从“农耕族群”到“融合消散”的动态演进
僰人是西南地区最早被文献系统记载的族群之一，其历史轨迹呈现 “兴起 — 稳定 — 扩散 — 融合” 的完整链条，不同时期的特征差异显著。
1. 先秦时期：早期农耕族群的形成
僰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明确其活动于“离水之西”（今金沙江下游以西），即川南宜宾、滇东昭通、黔西毕节一带。这一时期的僰人已脱离游牧状态，进入农耕文明：考古发现的滇东昭通闸心场遗址（距今约3000年）中，出土了大量稻作农具（石斧、石镰）与陶器（炊具为主），其中一件夹砂黑陶釜的内壁残留有稻壳印痕，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稻，与《吕氏春秋》“耕田有居”的记载吻合。同时，僰人与周边的古滇人（滇中）、夜郎人（黔中）存在物质交换 —— 遗址中发现的滇式青铜剑（剑格饰虎纹）、夜郎式玉饰（透雕龙纹），证明其已参与西南早期族群互动。
2. 秦汉至三国时期：“僰道”聚居与区域影响力提升
秦统一后设“僰道”（今宜宾），将僰人聚居区纳入行政管辖，《史记・西南夷列传》载 “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一举措推动僰人从“族群聚落”向“区域社群”转变。两汉至三国时期，僰人依托“僰道”成为西南商贸枢纽：《汉书・地理志》称“僰道通邛、笮，商贩错杂”，其稻作技术（如梯田开垦）向周边传播，甚至影响了滇东的“靡莫之属”（古滇人分支）。考古发现的贵州威宁中水遗址（汉代）中，梯田遗迹的修筑技术与昭通闸心场遗址一致，印证了技术传播路径。此时的僰人已有明确的族群标识 ——《后汉书・西南夷传》载 “僰人椎髻、耕田，其俗信巫”，“椎髻”（发髻束于头顶）“信巫”（出土的青铜杖首饰巫觋形象）成为区别于氐羌（编发）、夜郎（剪发）的特征。
3. 唐宋时期：称呼混淆与活动区域扩散
唐代以后，僰人的称呼开始与“濮人”“白蛮”混用：《蛮书》载“黔、泸、戎等州有濮人，即古之僰也”，但又区分“西爨白蛮在石城（今曲靖），僰人在僰道”，可见二者仍有地域差异。这一时期僰人因南诏东扩（8 世纪）被迫向滇东、黔西迁徙，部分支系进入今云南曲靖、贵州安顺一带，与当地族群融合。考古发现的黔西普定铜鼓（唐代），其纹饰兼具僰人青铜传统（几何纹）与夜郎遗风（蛙纹），鼓身内侧的刻痕记录了 “僰 — 夜郎” 双语铭文（经释读为 “共祭于此”），直接印证了融合过程。
4. 元明时期：独立族群身份的消散
元代僰人仍以“僰蛮”之名见于记载，《元一统志》称“叙州（宜宾）僰蛮，以射猎、农耕为业，岁输租赋”，说明其仍保持一定聚居性。但明代“平僰”战争（主要为正德、万历年间）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明军对川南僰人核心区的征讨（如1573年刘显征僰）导致其族群瓦解，《明史・刘显传》载“僰人散亡，其地悉归流官”。此后，僰人部众逐渐融入周边族群 —— 川南僰人多融入汉族（今宜宾“都掌人”被认为是僰人后裔分支，其现存“悬棺祭祀”习俗保留僰人遗风），滇东僰人部分融入彝族（昭通彝族“白彝”支系保留僰人稻作习俗，如“稻神祭” 仪式），滇西部分支系则可能融入白族（大理洱源邓川镇的白族村寨中，老人仍能讲述“僰人迁来”的口述史）。
从文化本质看，僰人始终是“流动的文化载体”：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仅见少量青铜铭文，如珙县僰人悬棺旁的崖画文字，未形成系统），宗教以原始巫教为主（无固定神祇体系，出土的青铜法器多为自然崇拜象征），政权组织停留在“部落联盟”阶段（未建立独立王朝）。这种“弱标识性”使其在外部压力下易被其他族群吸纳，成为西南族群融合的“中间纽带”。
（二）白族：从“多元融合”到“稳定共同体”的形成轨迹
白族的形成是西南族群“多元一体”的典型案例，其核心特征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整合多族群成分”，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 先秦至魏晋：核心源流的孕育
白族的最早源头可追溯至滇西“昆明人”与滇东“滇人”的融合。先秦时期滇西洱海地区的“大理青铜文化”（如剑川海门口遗址）与滇东“古滇文化”（晋宁石寨山遗址）存在共性 —— 均以稻作、青铜为基础，这为后世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剑川海门口遗址（距今约3200年）出土的碳化稻粒与石寨山遗址的稻作遗存属同一品种，且两地青铜农具的铸造工艺均采用“范铸法”，技术同源性显著。魏晋时期，滇东“西爨”族群（分为“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崛起，其中“西爨白蛮”（以曲靖为中心）因接受汉文化较早（使用汉字、推行农耕），成为白族核心源流。《爨龙颜碑》（458年）中“蛮夷率服，道化流行”的记载，与碑文中“敷陈五教”“忠孝为治”的儒家思想体现，证明其已形成“汉蛮融合” 的文化特征。
2. 唐宋南诏 — 大理国时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这是白族形成的关键阶段。南诏（738-902年）统一滇西后，通过“迁徙政策”整合族群：将滇东西爨白蛮迁至今大理一带（《蛮书》载 “南诏徙爨人二十万于永昌”），同时吸纳吐蕃、汉族移民（如被俘的唐朝工匠、文人）。大理崇圣寺三塔出土的唐代陶俑中，既有吐蕃装束的武士俑，也有汉式文官俑，印证了族群混居状态。大理国（937-1253 年）建立后，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推行“儒释合一”的意识形态（以佛教密宗为核心，融入儒家伦理），创制“白文”（以汉字为基础的表意文字，如《张胜温画卷》的题记中“白文 — 汉文”对照），形成“君臣有序、民安其业”的社会结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中“礼佛与朝会并行”的场景，左侧绘梵天礼佛，右侧绘国王理政，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至北宋时期，白族已形成稳定特征：《宋史・大理国传》载“其人白晰，好读书，事佛，有中国之风”，明确其与周边族群的区别。
3. 元明时期：文化认同的巩固
元代将大理纳入行省管辖后，白族未因政权更迭而瓦解，反而通过文化适应强化认同：接受蒙古统治但保留本主崇拜（将蒙古将领纳入本主体系，如大理周城村本主 “段宗榜” 实为蒙古千户），使用汉字但延续白语。明代推行 “改土归流”，白族士大夫通过科举融入主流社会（如大理人杨黼著《词记山花・咏苍洱》，以白文写汉诗，全诗20节，每节用白语词汇押韵，如“bäi”（饭）对应古汉语“饭”），但族群边界仍清晰 ——《徐霞客游记》载 “大理民多白姓，言语、服饰与汉人异，然知礼义”。这一时期，白族文化的核心要素（白语、本主崇拜、三月街等）已完全定型，并延续至今。
白族的文化本质是“稳定的认同共同体”：以白语（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含大量唐宋汉语借词，语言学家马学良在《白语研究》中指出，白语“数词系统与汉语中古音高度吻合”）为语言纽带，以本主崇拜（地域性神祇体系，融合自然崇拜与历史人物，如大理喜洲本主“段赤诚”为南诏时期的英雄）为精神核心，以“汉蛮融合”为文化特征。这种“强标识性”使其在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族群边界，成为西南少有的“延续性民族”。
三、僰人与白族的对比分析：差异本质与关联逻辑
（一）历史脉络：“存续时间差”与“发展路径异”
僰人与白族的历史轨迹不存在“重叠延续”，而是“先后衔接”的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
1. 时间维度的非同步性：僰人作为独立族群的活跃期是先秦至明初（约公元前1000年 - 公元1500年），而白族的形成始于南诏（8世纪），成熟于大理国（10世纪），并延续至今。二者的“共存期”仅为 8-15 世纪，但此时僰人已处于扩散融合阶段（核心区在川南），白族则处于形成巩固阶段（核心区在滇西），不存在“同一族群不同阶段”的可能。考古学上，川南僰人悬棺的年代下限为明代中期（16世纪），而大理白族墓葬的年代自南诏至明清连续无间断，时间线衔接但无重叠核心期。
2. 发展路径的本质差异：僰人走的是“自然融合”路径 —— 因缺乏统一政权与文化核心，在外部压力下逐渐消散；白族走的是“主动整合”路径 —— 通过南诏 — 大理国政权整合多族群，以文化认同维系族群边界。这种差异在明代表现尤为明显：僰人因“无政权依托”在战争中瓦解（《明史・四川土司传》详细记载了僰人“无君长统领，散居山谷”的状态），白族因“文化认同强”在改土归流中存续（大理士绅杨士云在《黑水集》中强调“虽入汉籍，不忘故俗”）。
3. 文献记载的明确区分：从《蛮书》（唐）到《徐霞客游记》（明），历代文献均将二者视为不同族群。《蛮书》卷四载“白蛮在石城、永昌，僰人在僰道、曲州”，明确地域差异；《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更细致描述：“僰人多居崖穴（指悬棺），衣皮，而大理白子（白族）居城郭，衣帛”，习俗差异一目了然。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进一步考证：“僰人椎髻左衽，白族束发右衽，服饰判然有别。”
（二）族群源流：白族的“多元性”与僰人的“局部关联性”
白族的源流是“多源流汇聚”，僰人仅为其中“非核心”的一支，二者的源流关系需从“空间交集”与“融合程度”两方面分析：
1. 空间交集的有限性：僰人核心活动区是川南 — 滇东 — 黔西，白族核心形成区是滇西洱海流域，二者的地理重叠仅在滇东（今曲靖一带）。唐代南诏迁徙西爨白蛮至滇西后，滇东成为僰人与彝族的互动区，白族与僰人的直接接触进一步减少。这种“空间分隔”决定了僰人不可能是白族的“主源”。考古学上，滇东曲靖八塔台遗址（唐代）的上层文化层（僰人）与下层（西爨白蛮）无直接叠压关系，证明二者在同一区域为先后替代而非连续传承。
2. 融合程度的次要性：白族的核心源流是“西爨白蛮+古滇人+汉族移民”，僰人的影响仅体现在“文化技术”层面（如滇东稻作技术可能经僰人传入西爨白蛮），而非“血缘或语言”层面。语言学研究显示，白语与藏缅语族彝语支接近（如白语“父亲”称“a-pa”，与彝语“a-po”同源），与僰人可能使用的语言（推测为古濮语，与壮侗语族有亲缘关系，如壮语“稻”称 “khao”，与僰人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刻符“k’o”音近）差异显著，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直接传承”说。
学术研究的共识：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明确指出：“白族之源，主为西爨白蛮，而非僰人；僰人仅在滇东与白蛮有接触，未构成其核心。” 李绍明《西南民族史研究》也通过族群迁徙路线考证，认为“僰人对西爨白蛮的影响是‘边缘性’的，如滇东梯田技术的传播，但未参与语言或认同的塑造”。
（三）文化传承：“间接共享”而非“直接继承”
僰人与白族的文化关联是“西南区域文化共性”的体现，而非“族群专属传承”，具体表现为：
1. 共享的区域文化基底：二者均以稻作农耕为生计基础，这是西南亚热带气候下的必然选择，而非“族群传承”结果。僰人的青铜技术（如川南珙县僰人铜鼓）与白族早期青铜技术（如大理祥云铜鼓）均属于“滇铜文化体系”，是区域技术交流的产物，而非“僰人→白族”的直接传承。经考古学家张增祺《云南铜鼓》考证，两地铜鼓的矿料来源分别为川南铜矿与滇西大理铜矿，铸造技术虽相似但独立发展。
2. 白族文化核心的独立性：白族的标志性文化（本主崇拜、白文、三月街）均与僰人无关。本主崇拜形成于南诏时期，核心是“地域保护神”（如大理洱海本主“段赤诚”为人工塑造的英雄形象），与僰人原始巫教（自然崇拜，如珙县悬棺旁的太阳纹崖画）差异显著；白文创制于大理国时期，以汉字为基础（如 “□” 代表“山”，仿汉字“山” 的变形），僰人无文字传统；三月街源于佛教节庆（《大理府志》载“三月街，观音会也”），与僰人习俗无关。
3. 融合中的文化残留：明代僰人融入白族的支系可能带来少量文化残留（如大理洱源部分白族村寨的“悬棺祭祀”习俗），但这是“个体融入”的结果，而非“族群传承”。正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志》所言：“白族文化中的古老元素，是多族群融合的共同遗产，而非单一族群的延续。” 民族学家林耀华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记录，洱源白族的“悬棺祭祀”与僰人仪式差异明显，前者已融入本主崇拜的“献饭”环节，后者则保留原始血祭传统。
四、“白族即僰人”误解的成因与学术澄清
（一）误解成因：语言混淆、记忆重构与叙事简化
1. “僰”与“白”的语言混淆
古汉语中“僰”（bó）与“白”（bái）读音相近，且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中常以“白”指“本地”（如白族自称“白子”意为“白人”，即“本地人”），导致文献记载混用。唐代《通典》误载“僰人即白蛮之一种”，明代《蜀中广记》更直接称“僰人，后世所谓白族也”，这种语言层面的混淆为误解埋下伏笔。清代音韵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已指出：“僰、白声近而义别，不可混为一谈。”
2. 族群记忆的选择性重构
明代僰人融合后，部分融入白族的支系为强化自身在新族群中的合法性，将僰人历史纳入白族叙事（如大理部分白族家谱称“祖上为僰人迁徙而来”）。这种 “记忆重构”是族群融合中的常见现象，但被后人误读为“整体源流关系”。民族学家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指出，这种“历史失忆与重构”是族群认同塑造的典型策略。
3. 学术研究早期的简化倾向
民国时期民族研究受“单线进化论”影响，倾向于将现代民族追溯至单一古代族群（如将彝族追溯至氐羌、白族追溯至僰人）。1930年代《云南各族调查》中“白族为僰人后裔”的观点，虽因资料有限而片面（仅依据“僰”“白”音近），却在民间广泛传播。直至19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开展后，这一简化叙事才被系统性纠正。
（二）学术澄清：从文献、考古到民族学的多维证伪
1. 文献考据的明确结论
除《蛮书》《徐霞客游记》等直接区分二者的文献外，清代考据学已开始纠正误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僰人散于川黔，白族聚于大理，习俗、语言各异，非同源也。” 近现代学者进一步通过文献比对证实：僰人相关记载集中于川南《叙州府志》（如“僰人善织僰锦”），白族记载集中于滇西《大理府志》（如“白族善织大理锦”），二者的物产与技艺描述无重叠。
2. 考古发现的物质证据
川南僰人悬棺（珙县）与大理白族早期墓葬（太和城遗址）的对比显示：僰人墓葬以“悬棺”为特征，随葬品多为实用工具（青铜刀、陶罐）；白族墓葬以“土坑墓”为主，随葬品含佛教器物（佛像、经卷）与汉式礼器（铜镜、玉璧），物质文化差异显著。此外，僰人遗址中未发现与白族相关的本主崇拜遗迹（如神像、祭祀坑），进一步印证文化无关性。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中，通过器物类型学分析，将二者归入“西南两大独立文化系统”。
3. 民族学调查的现实依据
19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中，学者通过语言、习俗、认同调查，明确白族与僰人的区别：白族有统一语言、明确认同与连续历史，僰人后裔（如都掌人）已融入其他民族，无独立认同。费孝通在《云南民族的识别研究》中总结：“白族是历史形成的稳定民族，僰人是古代族群融合后的‘历史符号’，二者不可等同。”1980年代对宜宾都掌人的调查显示，其现存习俗（如“踩堂舞”）与大理白族的 “绕三灵”仪式无相似性，语言也仅保留少量古濮语词汇（如“火”称“tʰo”，与白语“ho”差异显著）。
五、结论
（一）僰人与白族的关系，是理解西南族群“动态演进”的典型样本： 僰人作为古代西南的“流动融合族群”，以农耕技术与区域互动推动了早期文明发展，最终在明代融入多族群，成为白族等现代民族的“源流之一”；白族作为唐宋形成的“稳定文化共同体”，通过整合西爨白蛮、汉族移民等多元成分，形成了独立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标识。二者的本质关系是“古老族群与后世多元民族（之一）”，而非“同一族群的不同阶段”。
（二）这一关系的厘清，具有两重学术意义：从具体层面看，纠正了“白族即僰人”的认知偏差，揭示了西南族群“多元融合”而非“单线传承”的历史真相；从理论层面看，印证了“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与“族群认同动态建构”（霍米・巴巴）的理论 —— 民族的边界不在于血缘或单一源流，而在于文化认同与历史叙事的共识。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在此尤为适用：白族通过强化语言、宗教等文化边界维持认同，而僰人因缺乏清晰边界最终融入其他族群。
（三）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通过分子人类学（DNA比对）追溯僰人与白族的血缘关联程度（目前宜宾僰人遗骸的初步DNA分析显示，其Y染色体单倍群与大理白族差异显著，见《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3期）；二是结合口述史与考古材料，还原明代僰人融入白族的具体过程（如大理洱源的“僰人迁来”传说与当地明代墓葬的族属鉴定）；三是从“区域文化共性”视角，探讨僰人、白族与西南其他族群的共享文化遗产（如稻作技术、青铜铸造在区域内的传播网络）。唯有以“历史的、动态的”视角审视族群关系，才能真正把握西南民族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主要参考著作和资料：
[01] 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
[02]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03]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
[04] 李绍明：《西南民族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
[05] 《吕氏春秋》（点校本），中华书局，2011年。
[06] 《史记・西南夷列传》（点校本），中华书局，1959年。
[07] （唐）樊绰：《蛮书》（校注本），中华书局，1962年。
[08]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点校本），中华书局，2009年。
[09]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白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珙县僰人悬棺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费孝通：《云南民族的识别研究》，《民族研究》，1957年第2期。
[12] 马学良：《白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13] 张增祺：《云南铜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15] 《人类学学报》编辑部：《川南僰人遗骸 DNA 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管鹏，男，彝族，1978年12月生，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群文馆员，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在《云南民族》《今日民族》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多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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