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村位于姚安县西北部山区渔泡江东岸崇山峻岭之中的两州（楚雄、大理）三县（姚安、大姚、祥云）结合部，隶属于姚安县官屯镇。是渔泡江流域一个以彝族为主的边远山村，也是彝族著名史诗“梅葛”的发源地之一。因地处偏僻，历代官府均难以对其实施有效治理，社会一直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笔者认为：一部三角村史就是一个浓缩版的“三姚”（姚安、大姚和盐丰）地区发展简史，也是渔泡江流域地区几百年来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三角村的一些住事轶闻中，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几百年来“三姚”地区社会发展变迁历程。现辑录几件三角村的轶事，以便为研究滇中地区社会发展变迁史专家提供点佐证的资料，同时也给休闲文人们闲来无事时的茶余饭后生活增添点谈资。
三角之名
三角村西与大理州祥云县东山乡新民村委会毗邻，北与左门乡地索村委会接攘，东南与左门乡左门村委会和官屯镇马游、黄泥塘村委会相连。发源于马游地区的三角河绕大黑山脚经葡萄村的岔河村民小组、黄泥塘村委会等地进入三角后，形成一条长20余公里的高山峡谷河流注入渔泡江。东、南、北三面是姚安排名最靠前的几座高峰花椒园梁子、大黑山和癞痢山；西面是与祥云交界的各苴梁子。四面高山围成了一个酷似长条形“猪槽”的地形地貌，故又称“三角槽子”。三角村名由来，《云南省姚安县地名志》说：“位于官屯区西北部，河谷区，地处河岸，山峰成三角对峙，得名。”。当地的传说是因为古时候人类进入这一地区寻找生存之地时，曾看到三只神鸽从远方的天空中飞来、落在了高山峡谷丛中，人们朝着神鸽落下的地方找去，看到的是一个水美土肥、植被丰茂的地方，就选择了在此定居，并将其命名为“三鸽”，后来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三角”。
龙道人屠村
在与三角村毗邻的大理州祥云县东山乡有个大古者村委会，也是一个彝族村。清朝晚期，腐败的清政府蓄意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和仇杀。咸丰年间，趁回族领袖杜文秀举行起义，在大理建立政权之机，当地夷人龙道人伙同三角仓房自然村夷人金肇盛等在大古者起事，建立以夷人为主的大古者彝族政权。清代姚安甘雨先生编撰的《姚州志》中对龙道人的记载说：‘妖道不知何许人，有妖术，常在山谷中煽动夷人，言：“汉当灭、夷当兴。”’他们以大古者为据点立寨，造殿宇九间居之，筑四关于山岗，称之为“天营”。以金（肇盛）、熊、左、李四夷目司之，分管四方，民间称四都督。龙道人则自称“高皇大天尊”，纳夷女为妻，设护卫数百，谓之“金刚将”、称其兵为“天兵”。夷人称龙道人为“仙主”、称其妻为“地母”。龙道人夜则设坛作法，用妖言蛊惑夷民，昼则驱兵四处出战，并广泛收罗夷民参与。一时间，南至普朋（当时属姚安辖），东至姚安、大姚的西部山区，东北至盐丰等广大“三姚”渔泡江流域地区的夷民被蛊惑后纷纷参与，聚集夷众达万余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春，龙道人装扮成乞丐带着两个随从到三角村的夷民村寨中进行蛊惑发动。正月十五那天，在返回大古者途中，路过三角村的汉族村寨苏家村民小组时，正赶上村里一户人家办喜事。龙道人一行便进去乞讨。当地人见是几个“夷民乞丐”，没让他们进大门，只准他们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随便拿了几碗喜宴上吃剩的饭菜丢给他们。几个小青年和娃娃还用脏水泼之，并骂他们“死倮倮”。受到侮辱的龙道人一行一气之下返回了大古者。短暂组织发动后，于同年三月率领1200多名夷兵攻打三角村汉族人村寨。三角村汉人将石碾子、石磨，木头，石头等物品搬运至中村对面的土主山顶组织抵抗。夷兵攻来后就将土主山团团围住，并在山脚点燃稻草、麦桔杆等杂物堆用浓烟熏之。几天后，山上汉人的石碾子、石磨，木头，石头等物品滚完用尽，又粮、水皆断。夷兵就用稻草捆成捆抱在前面往山上冲，这样汉人从山上射来的箭射在稻草捆就失去了作用，夷兵一举攻上了土主山。山顶百余名汉人全部战死。当地人称土主山为“万人坑”。至今村民在该山种地耕作时，还不时会挖出一具具的遗骸；攻下土主山后，龙道人的夷兵又对三角村的汉族村寨实行大屠杀。全村400余户1600多名汉族人不分老幼全部被杀光。这就是清咸丰年间震惊“三姚”的夷汉大屠杀事件。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六月，姚州知州普惠邀约大姚县令、普淜分州一起调集民练、分三路对大古者政权进行进剿。姚州民练行至三角村，还未成营就被龙道人、金肇盛等的夷兵包围，伤毙400余人，只得败还。其余两路大姚民练和普淜分州民练也在各自进剿途中遭遇失败，总计死伤800余人后，只得各自败还。直到杜文秀的大理政权覆灭后，在清政府多路大军的共同合围之下，龙道人的大古者政权才被剿灭。龙道人和金肇盛及熊、左、李四夷头目不知所终。
火燃三角槽子
三角等渔泡江流域地区由于路途遥远，山高谷深、坡陡林密，历代官府大多都对这一地区鞭长莫及。民国10年（公元1912年）后，云南军阀混战，政局动荡。顾品珍战死后，唐继尧复辟。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显廷4位镇守使不满，联合发动了“二·六”倒唐政变。唐继尧被气死后，龙云主持云南政务，胡、张又不满，与龙云开战。被龙云击溃，败逃滇西，龙军一路追击。追至祥云云南驿、清华洞一带，两军再开大战。战后许多散兵游勇携带枪械流落乡里。他们沿渔泡江流而下，到祥云各苴、新民，姚安三角、地索和大姚八腊么、背阴地、密林庄等渔泡江流域地区，利用这一地区离外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山高林密的天然优势占山为匪。除这些由军人变为的土匪外，很多外来股匪也进入这一地区。当时共有号称“老英雄”的李湛；“小霸王”廖子华；“二营长”蔡桂林；“幺队长”王彦山；“花腰猪”张梁；外号“张结巴”的张占彪以及本地土匪董家珍、川匪李济川等；这些土匪以渔泡江流域为巢穴，四处抢掠。曾多次攻打过祥云、盐丰、大姚、牟定，姚安、南华等县城。匪首“张结巴”张占彪还一度攻占了姚安县城数日，并自封为“县长”。在当地，土匪每到一村，百姓都得筹粮备款，奉酒献肉，好生招待。顺者视为“通家”，拒者格杀勿论；民国地方政府也多次组织进剿，并借剿匪之名，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真是兵匪合一、沆瀣一气，百姓苦不堪言。当地有首彝族民瑶说：“秀美渔泡江、山高水流长；匪来要捉鸡，兵来要牵羊；抢了良家女，还要送钱粮”。民国19年（公元1921年）冬，“老英雄”李湛股匪在与三角村相临的祥云县东山乡新民村各苴自然村烧杀时；三角村团总李天佑带团丁数名，不知天高地厚，以卵击石地向土匪开枪，惹怒了土匪。招至大股土匪涌进三角村实施报复。苏家村、仓房、对锅、中村、上村等自然村的所有房屋被土匪付之一炬，浓烟滚滚，延烧月余。几十院雕梁画栋的“四合五天井”民居化为灰烬，许多大户人家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广大贫苦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这就是民国年间姚安历史上全县震动、并惊动到云南省政府的火燃三角槽子事件。
姚安嘴子
在三角村西北面渔泡江对岸的山坡上，有一个小村庄名叫“姚安嘴子”，20来户人家，全部为彝族。是一个自然村落，也是一个村民小组，隶属于祥云县东山乡新民村委会管辖。其东南面与三角村委会的河尾村民小组隔渔泡江相望；西北面与姚安县左门乡地索村委会管辖的癞痢山相连。据当地传说，该村原属于姚安县管辖。古时候，一位姚安的县长与祥云的县长下棋，姚安县长下输了，就将此地送给了祥云县。当地人为了记住自已曾经属于姚安县，就将村名改为了“姚安嘴子”，一直沿用到今天。我对这一传说一直不敢相信。我想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的政府县长，怎么可能将一块土地说送人就送人呢？而且，在任何一个朝代，要送一块土地出去，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县长就能说了算的。我认为这是姚安光禄高土官家送给当地彝族头人的，这比较可信些。因为在古代，三角，地索一带就是光禄高土官家的封地，现三角村委会有一个村民小组叫“仓房”，也就是因为此处曾长期是高土官家囤粮的仓库，后来高土官家派驻此地的家奴在此定居发展成村而得名。况且，在封建社会里，土司头人之间相互赠送土地、家奴，牛羊等也是常有的事。可能是古代山民愚钝，分不清土官和县长，认为凡是坏事都是县长干的，就错把土官赠送出去的编排成是县长送出去的了。
峡谷春雷
1948年9月，中共滇西工委遵照中共云南省工委“开辟滇西，策应滇东，配合全国解放”的指示，先后派杨正芳、王德兴等地下党干部到祥云与姚安接攘的地索、三角、新民、普朋、弥兴、大河口等渔泡江流域各地发动广大彝汉各族群众，开展反抗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革命活动。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党员，创建东山区革命根据地（这一地区位于中共滇西工委驻地祥云下庄街之东，故称“东山区”）。给沉睡千年的渔泡江峡谷流域带来了一声春雷。1949年6月，经中共滇西工委批准，在紧临三角村的祥云县东山彝族乡妙姑村成立了东山区人民政府，地索村的彝族革命者李德政同志担任东山区人民政府主席；7月成立了东山区委员会。作为东山区委员会和东山区人民政府所辖革命根据地之一的三角等村获得解放，比1949年12月底姚安全境解放提前了半年多。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渔泡江流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抗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反“三征”工作，开展武装斗争。《金凤子、开红花》、《山那边有好地方》等革命歌曲响彻了三角槽子，也响彻了整个渔泡江峡谷流域。为整个滇中地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三角村不仅有任可福等多名青年参加边纵八支队和参加东山区人民政府的工作，村里还建立了“农抗会”等组织，该村参加革命的任可福同志还担任了东山区人民政府的秘书长。
水帘洞
在三角村委会驻地杞家村对面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大石洞，宽、高均在三米左右，洞中常年水流不断。特别是夏秋时节的雨季，海箥般粗大的洪水从石洞中喷涌而出，飞流直下，形成瀑布，非常状观。当地人称之为“水帘洞”，实为三角村境内壮美秀丽的一景。其实，这个洞并非自然天成，而是人工开凿的隧洞。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三角这个地处边远的山村也卷入了学大寨运动的洪流之中，并且还成为了全乡、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时任苏家村生产队队长的苏荣丰还因学大寨成绩突出，曾当选过姚安县县委委员。当时由于物资极度困乏，粮食奇缺。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吃饱肚子就成了所有工作的中心。三角的地形是两岸高山，中间河谷的“两山夹一谷”地貌，千百年来形成的三角河在谷底由南向北弯弯曲曲前行，一段沿东面的山脚走，下一段又绕向西面的山脚行。自然造化，左边山体有山箐下来，河道就绕向左边，与之相接；反之，右边山体有山箐下来，河道又绕向右边；要增加耕地面积，在高山上显然没有办法，只能在河中来找出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从1970年至1976年，三角大队沿河的金家坡、虚拉鲊（当时属三角大队、现划归黄泥塘村委会），上村、中村、仓房、杞家村、苏家村、河尾等生产队都全力投入到运动之中。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苦战7个冬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了改河造田工作。就是将弯曲的河道改直，利用弯曲部分的河床来造田。为了改直河道，有的生产队开山，有的生产队打洞、有的生产队在良田中重新挖造河道。这个水帘洞就是当时仓房和杞家村两个生产队联合，从1972年至1974年，举两个生产队的全部力量，用了整整三个冬春才凿成的。在当时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完全用大锤、钎、铲等原始工具，一锤一錾地将一座全部是坚硬石头的山体凿通，形成这么大的一个隧洞，其精神的确值得后人敬仰！但几十年过去，当时所改的河道除此隧洞还在使用外，其余的均已全部废弃。河道又基本恢复了流淌几千年的原有河道。主要原因是河道改直后，虽然增加了一些耕地面积，但却打破了自然早已形成的供出水体系。雨季，两岸高山和山箐中急速而下的洪水汇集在这些用河床弯道改出来的耕地里，无法排出；旱季，因原有水系打破，又无法有效灌溉。这些用河床改造出来的耕地不仅产量不高，还影响到其它田块的耕作。久而久之，就逐步废弃并恢复原来的河道了。看来，实践证明，当时提出的“人定胜天”说法，确实只是一种口号而已。只有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王道。
三角香糯米
三角由于地处高山峡谷之中，土地肥沃，气候温润，水源滋养充沛，孕育了一种非常古老，又为当地独有的特色水稻品种——三角香糯米。《姚安县概况》一书“姚安土特名产”条目中介绍说：“三角香糯米，为官屯区三角乡特产。米粒粗大，汤呈绿色。凡炊，百步之外，香气四溢，附近人民争相购买，以款待亲友及喜庆节日之用”。用三角香糯米加些腊肉或猪火腿肉丁焖饭，味奇香无比；米汤呈淡绿色，喝起来十分爽口；如果熬成稀饭粥，则带着一股浓浓的糯香味，是做早餐的上好选择；除此之外，三角香糯米还可磨成面粉做成汤圆、糍粑等，味道也十分姣好。三角地区曾经为南诏、大理国属地，后来又一直是姚安光禄彝族土司高土官府的封邑。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三角香糯米就已经是朝贡南诏和大理国宫廷的“贡品”米；后来成为高土官府的封邑后，三角香糯米又成为了专供高土官府享用的特优产品。高土官家不仅在三角建有粮仓，还安排专门家奴长期驻扎三角负责组织生产。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大凡是上好的东西，就往往较为稀少。三角香糯米也一样，虽然是一种非常好的土特产品，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单产太低，桔杆又太高易倒伏，加之生长周期过长，比其它稻谷品种要晚熟一个多月，影响下季小春生产。因此，近现代以来，种植面积不断减少。毎年每户农户除种植一两分田的面积供自家食用和馈赠亲朋好友外，已无大面积种植。
山乡希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角这块地处深山僻壤、饱经磨难的土地才真正获得了新生希望。村内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彝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从县城到村的公路早已贯通，同时，连接临县大理州祥云县东山乡的水泥路也已通车。当地群众东进县城、上楚雄，昆明；西去祥云、大理、丽江，可以说走就走。电力、通信、广播电视已实现了全覆盖。教育的发展不仅为当地打开了一扇走出大山的门，也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近10年来，该村已有两名学生分别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考取国家中央部属高校和省属重点高校以及其它普通高校的学生达几十人之多。务工已成为该村的主要经济支柱，全村3000多人口已有1200多人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务工；为将当地独有的三角香糯米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近年来，姚安农业技术部门与楚雄师范学院合作，对三角香糯稻的品种基因进行改良，在保证其内在品质的基础上，提高产量，降低桔杆高度，缩短生长周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地方政府也积极对其进行开发，采用合作社加基地的形式，开发出了盒装一公斤、两公斤、五公斤等不同规格的系列产品推向市场，取得了一定实效。目前，三角香糯这种最为古老的水稻品种和三角香糯米这种驶名千年的地方名优土特产品又正在逐步恢复其昔日的荣光！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图片来源：云南网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