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篇小说《在路上》，发表于2012年第4期《金沙江文艺》头条，编辑特加了按语推出，作者是原禄丰县作协主席胡常跃。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大背景下，一群原国有企业共青团干部下岗后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历程。胡常跃当过知青，后来在滇中化工厂任团委书记，思想比较活跃，工作中有些开创性思维。企业陷入困境后，他和他手下的团干部带头下岗到社会上自谋职业，获得了成功。这篇小说，胡常跃写的其实就是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思考，小说中的主人翁肖剑刚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影子。
现在的很多作家以技巧优势来写小说，游离于生活之外，逃避现实，这是作家及其作品被读者抛弃的一个原因。曾几何时，国企工人下岗是个极度敏感的话题，几乎没有作家愿意直面这个弱势群体。而胡常跃却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直面人生，将自己的痛苦与挣扎、失落与追求真实地展现给众人。他没有刻意制造轰轰烈烈的戏剧性情节，而是通过一个个平凡的生活片段，反映出那个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沉浮。这种对变革时代生活的忠实记录与深刻反思，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彰显出作家一种可贵的人性坚守。
在楚雄，我也是一名关注农民及工人生存命运的基层作家，一直为农民工人鼓与呼。我也曾有国企工作的经历，亲眼目睹国企改制，减员增效的全过程，下岗潮对个体生命的冲击深有体会，也曾发表过写下岗工人的纪实文学《站直了，别趴下》。下岗，首先是对一个人的精神打击。我所工作的吕合煤矿，下岗工人几乎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招入的退伍军人，买断工龄后，无立足之地的他们又被迫回到了老家农村，那种失落，可用跌入万丈深渊来形容。一个人的精神垮了，人也就废了。一年后，惊闻有八九个借酒消愁的下岗工人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令人唏嘘。尽管下岗潮已过去二十多年，这篇小说已发表十多年，我今日读胡常跃写反映下岗职工命运的这篇中篇小说，还是令人心潮难平，还能够引起许多读者共鸣，引发理想与现实，人性与尊严等思考。
这篇小说写得好，能发在刊物的头条，是有其原因的。整篇小说，贯穿着一群下岗团干部那种桀骜不驯的精神气质：“我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这一声来自下岗工人灵魂深处的呐喊，是整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构成了《在路上》最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歌咏旋律，它既是当年下岗工人群体生存境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弱势群体对我们这个社会公平机制的强烈诉求。这句话首次出现在下岗团委书记肖剑刚面试时的自我陈述中，随后贯穿在整篇小说的主线里，成为我们理解这篇小说主题思想的关键密码。小说还提出了另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下岗工人虽然不怕吃苦，但需要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机会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曾经任滇中化工厂团委书记的胡常跃，敏锐精准地洞察到了下岗群体最为深切的心理焦虑。据胡常跃自己讲，他作为有几千工人的国企团委书记，一直是云南省化工厅的培养对象，本可以走仕途，不下岗的，但他这个团委书记不带头下岗，企业改制就难于开展下去。下岗后，他还领过一段时间的低保……
劳动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下岗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人失去了这种权利，失去了人生存的根基。下岗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更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小说通过王川、李国栋、尹文超等团干部的命运，进一步丰富了“我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这一主题。王川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生，按理说应该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但下岗后同样遭遇“就业落差”，直到肖剑刚为他提供工作机会才重获尊严。而李国栋的遭遇则更为复杂——性格软弱使他在职场屡屡受挫，但当肖剑刚根据他“心细”的特点安排他做管理销售档案后，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不同的人物命运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同一历史事件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使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这篇小说的叙事，作家并未停留在个人奋斗的层面上，而是通过几名下岗团干部相互帮困、自主创业的人生经历，将就业“机会”问题提升到了社会公平的高度。当公司扩大业务需要补充营销人员时，肖剑刚首先选择的，就是那些“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的下岗职工。这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维，体现了共青团干部特有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是作品最为动人的人性光辉之一。
“我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作为小说的核心命题，最终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人性关怀。它既是对特定时代下岗工人群体诉求的表达，也是对我们整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关注。作品通过肖剑刚等人的奋斗故事告诉我们，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机会分配机制，只要他不懒，只要他肯勤奋努力，社会都应该给予他们劳动的机会，每个人都应该能凭借自身能力和努力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而个人在面对逆境时，既要有"不怕苦"的坚韧和毅力，也要有争取“机会”的智慧和勇气。《在路上》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既记录了一代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经历，又通过这些特殊经历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光辉和生存哲学。
小说《在路上》通过“我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这一主题，最终实现了对人性多维度的肯定。其中肖剑刚拒绝了总经理曾燕萍感情诱惑的情节尤其值得玩味——当曾总向他这个下岗团委书记表达爱慕之情时，他虽然感激她的知遇之恩，但明确表示“这种敬重的感情是一种爱，但这种爱对我来说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这种拒绝表明，肖剑刚珍视的是通过自身能力获得的机会和认可，而不是来自怜悯或其它情感的恩赐，更不是身体的交换，这体现了下岗工人最为可贵的尊严意识。
一篇好的小说，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这篇小说也有胡常跃的影子。《在路上》写的是肖剑刚、尹文超、王川、李国栋等原国企共青团干部的下岗再就业经历，与许多着重描写下岗工人生活困境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将焦点放在了一群有情怀的“知识工人”身上——国企团干部，他们既有普通下岗工人的一面，又有政工干部的特点；既受计划经济思维影响，又具备较强的学习适应能力和一定的政治素质。通过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作品既记录了改革阵痛，又展示了人在逆境中的精神韧性和人们的适应能力。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下生存，骨子里却还有互帮互助、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温情，永不磨灭的红色基因。
《在路上》另外一个独特的精神维度在于小说细致地刻画了“共青团情结”这一特殊历史现象，通过肖剑刚、李国栋、王川等人物群像，展现了计划经济时代培养的团干部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精神坚守与价值取向。这种情结不仅是一种怀旧情绪，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构成了他们在逆境中保持尊严的内在力量。小说中，肖剑刚即使在失业后最困难的时期，仍然定期与现任市团委书记李雪敏会面，了解共青团工作的最新动态，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执着恰恰体现了共青团经历对他身份认同的深刻影响。当他在民营企业获得成功后，首先想到的是招聘原企业的下岗团干部，这种帮助不仅出于同事情谊，更是一种价值共同体的无意识建构，试图在新的环境中复制那种曾经给予他归属感的共青团文化。这些团干部尽管他们下岗了，却还时常怀念曾经的辉煌：青年突击队的红旗、团干部会议的记录本，在KTV包厢高歌《五月的花海》《血染的风采》，还有搪瓷茶缸上“劳动光荣”四个褪色红字……那些往日的共青团记忆犹如一道道闪电，激起我们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在"相聚苑酒家"的聚会场景中，共青团情结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达。尹文超含泪的祝酒词——“因为我们都是曾经的团干部，让我们为过去的辉煌，为曾经是光荣的共青团干部干一杯。”通过这种象征性行为，这群失落的团干部们暂时找回了那个“曾经火热时代”的归属感。
小说主角肖剑刚作为原国企优秀团委书记，他谙熟政治宣传与组织群众，这些技能在民营企业中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市场分析与团队管理的优势。他对国家政策的高度敏感为公司发展赢得了商机（房地产开发和建材销售，与国家的政策、宏观调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让总经理曾燕萍惊叹不已，这正是团干部政治素养在商业领域的成功移植。而他在招聘新人时特别看重“成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强调“珍惜这个职位”的态度，也体现了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思维惯性。这种能力迁移的成功案例，打破了"国企政工干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世俗偏见，展示了一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融合的实例。
现实生活中，下岗工人为企业改革作出牺牲，奉献了青春，却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了隐患。这篇小说并未回避现实矛盾，当理想主义在现实环境中遭遇挑战时，作者讲述了李国栋的遭遇——这位曾经“支部的台帐也是全厂做得最好”的团总支书记，下岗后屡遭不幸，生活拮据，婚姻破裂。当妻子张红梅为三百元赌债解开衣扣出卖肉体还债时，这个令人窒息的场景不仅是市场经济下道德溃败的见证，更是机会垄断导致的人性异化，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价值体系的崩溃。而王川的经历则更具时代隐喻性——名牌大学毕业生、技术能手、优秀团干部，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羡慕的身份，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中却无法阻止他被女友抛弃的命运，这种情节设置揭露了我们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这些人物命运，作品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当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从集体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个人利益，从政治荣誉转向金钱、财富、权力时，那些曾被计划经济时代塑造得最成功的人，反而成了最窝囊最无能的人。《在路上》通过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和丰富的时代隐喻，最终超越了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录，升华为一部关于理想主义在现实环境中如何存续与调适的普遍思考。小说结尾处当市团委书记李雪敏与肖剑刚为下岗堕落张红梅的孩子办完转学手续时，肖剑刚的眼里又充满了“一种新的迷惘”，而那条“通向远方的小路”，也写得意味深长，表达出了这些团干部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深深忧虑。
胡常跃这种对共青团情结的书写使作品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下岗叙事，触及了精神家园的寻找与重建这一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肖剑刚们对共青团岁月的怀念，本质上是对一种有意义生活的怀念，是对那个“个人成长与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相连”的时代精神的怀念。而他们在新环境中取得的职业成就，则证明了即使在一个价值观剧变的时代，团干部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一分子。
《在路上》作为一部反映下岗大潮的中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不仅体现在题材的社会意义和主题的思想深度上，更蕴含于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和丰富的时代隐喻之中。作品采用了一种现实主义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叙事风格，在冷静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又不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摹。这部中篇小说最动人的力量，不在于讲述下岗潮的集体创伤，失业职工的悲苦命运，而在于用一群团干部的命运沉浮，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残酷环境下重新建起了理想主义的精神堡垒。他们用互相搀扶的体温对抗时代的严寒，用实干的汗水洗刷世俗的偏见，在国营工厂的断壁残垣间，走出了一条属于理想主义者的重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