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规划席卷着整个世界，非唯政治、经济，甚或文化、艺术和语言，也都染上了这个规划的猩红热。首批配套工程，怎么讲呢，当然就包括重建巴别塔。显而易见，边缘的、弱势的、逐渐漫漶的民族首当其冲。她们将得到礼节性邀请，去参加其他民族或语种的假面舞会。为了提高关注度和分辨率，她们带去了面具，带去了英语或普通话，迎合了异己的神话，或者说迎合了异己的文化。想要避免可能的冷遇和歧视，就得丢掉代代相传的身份。
吉狄马加
无数神话、史诗、情歌、谚语和民间故事就这样慢慢失传，就像雪豹，逐渐在高寒之处消失了爪痕。英雄支格阿鲁的后裔——吉狄马加——对此忧心如焚，如同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提出“黑人性”问题，他也试图将“彝人性”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史的某个海拔。来读《自画像》：“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这一切虽然都包含了我/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呵，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诗人的大多数作品，不仅《自画像》，都使用“复数我”。他不仅是支格阿鲁的后裔，彝族的儿子，还是凉山的正式代表。“我”就是土地和河流，“我”就是群山和森林，“我”就是动物和植物，“我”就是火和鹰，“我”就是男人和女人。反之，亦然。诗人甚至在写到雪豹的时候，也能赋予后者以“复数我”。来读《我，雪豹……——献给乔治·夏勒》：“我的命是一百匹马的命，是一千头牛的命/也是一万个人的命。因为我，隐蔽在/佛经的某一页，谁杀死我，就是杀死另一个看不见的，成千上万的我”。诗人——以及全体彝人——强烈地感受到，作为母体的诺苏文化正在趋于流逝，因而其全部作品都弥漫着“惜别”与“挽回”的氛围。可参读《彝人谈火》《鹰的葬礼》《猎人岩》和《被埋葬的词》。他在时间的深渊里，打捞着彝族文明，抢救着那些“被埋葬的词”：“口弦”“毕摩”“头巾”“马布”“火塘”“苦荞麦”“小裤脚”“依玛尔博”与“阿呷查莫鸟”。在这个古老文明的余晖中，吉狄马加发现了完全可以与之争辉的易碎的天真，温润的人性，当然还有民族和心灵的史诗。来读《支格阿鲁》：“在我的背后不是一个人，而是你/全部的子孙，尽管我如此地卑微。”“我”就是“集体意识”，“我”就是“集体无意识”。可见吉狄马加大异于任何汉族诗人——他践行了江弱水所谓“共名式的写作”，出示了耿占春所谓“人类学与民族志意义”，搭建了颜炼军所谓“民族/族群意义下的自我抒情结构”。只有像吉狄马加这样的少数民族诗人，而非任何汉族诗人，能让“民族性”成为新诗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就像印第安诗人哈久（Joy Harjo）选择用英语来写作，吉狄马加也不得不选择用汉语来写作。此种汉语既获得了彝语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特征”，又出示了从彝族部落故传韵律中蝶变出来“诗艺特征”——过度的排比句，画面感，比兴，叙事性，以及被叙事性捎带出来的抒情性。这些“诗艺特征”不见于“成年汉语”，却见于“童年汉语”，比如最古老的《诗经》。由此，或可引出一个文化人类学大课题——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流传至今的“诗艺特征”，居然正是汉语的“童年特征”；汉族的“童年文学”已成枯槁的“标本”，而少数民族的“童年文学”迄今仍是风情万种的“活体”；因而可以凭借这样的“活体”，追回或挽留住汉族——乃至整个儿人类——的眼波流转的“童年”或“朝霞”。“成年汉语”及其携带的“汉族中心主义”，并没有给吉狄马加带来不便；与此相反，诗人通过汉语再次辨认出了盐巴般的彝语。他驾驭着两个语种，就像一个骑手，同时驾驭着两匹骏马。两个语种两匹骏马在这里实现了欢媾，此外还得到了其他语种的花粉，这也让前述“诗艺特征”遭遇了愉快的搅拌：这种搅拌来自外国文学，还有汉语文学，缓慢结晶出来的美学现代性。文化与语种的交织，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文学形态甚至文学意识的交织。如前所述，吉狄马加喜欢使用小词；但是，他后来也颇喜欢使用大词，比如“民族”“大河”“国家”或“世界”。这些大词只不过是前述小词的引申和发挥，几乎从未指向城市和工业向度上的现代性。可见或有两个吉狄马加：一个是寸土必争的死守的彝人，一个是双手高举的热情的公民——有人也称之为“世界公民”。布拖，凉山，在诗人这里，从容而简练地旋向世界。所以说吉狄马加的写作，既是追求大地认知的写作，亦是追求身份认同的写作，还是捍卫人类差异性的写作。通过这样的真诚而富有成效的写作，诗人试图走出并引领彝人走出“部落”的精神困境；不仅如此，诗人——作为不可取代的“彝族的喉咙”——还在更大的视域里，响应了黑人文学、拉美现代派、印第安传统、安达卢西亚民歌、犹太文化，响应了为数不少的土著诗人或区域性作家，并以“弱者”的身份参与重建着人类文明共同体。可参读《我们的父亲——献给纳尔逊·曼德拉》《致马雅可夫斯基》《致叶夫图申科》和《刺穿的心脏——写给吉茨安·尤斯金诺维奇·塔比泽》。
选自：胡亮著《新诗谱》。
胡亮：生于1975年，四川蓬溪人。诗人，作家，学者。出版有诗集《片羽》，专著《狂欢博物馆》，论集《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窥豹录》《无果》《新诗考古学》《西游记，东游记》，编有诗文集《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力的前奏》《敬隐渔研究文集》及《关于陈子昂:献诗、论文与年谱》。即出诗学笔记《诗珠》，史论《新诗谱》，专著《朝霞列传: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获颁袁可嘉诗歌奖、四川文学奖、建安文学奖、任洪渊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及李白诗歌奖提名奖。现居蜀中遂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