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勾勒出华夏人类从树上巢居的“东方人”起步，一步步走向建筑定居、种植农作、饲养家畜乃至开展祭祀活动的曲折进化与生存历程。从史诗描述的内容推断，其叙事的时间框架可能追溯至极为古老的时期——如下文论及的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其诸多细节皆能从现有考古成果中找到印证，为其作为承载古老历史记忆的史诗身份提供了有力支撑。本研究运用考古学、古气候学、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证实史诗中“四代人”的演进序列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匼河人及裴李岗文化等考古发现高度契合。研究揭示，以“女祖崇拜”为核心的共同文化母体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形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石。基于此，对《阿细的先基》的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一种可验证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
关键词： 阿细的先基；华夏民族；历史记忆；女祖文化；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段树乔：云南大学软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 云南昆明；郭宸利：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楚雄。
1 前言
彝族具有史前在中原的时空框架，是华夏民族在夏商周初时期陆续从中原、华北一带南迁的族群，是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人骨样本古DNA测序和群体遗传学分析也证实了“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川滇先民主要源自黄河流域的粟黍人群，……现代中国西南藏缅人群（彝族是其中之一）保留着大量与高山古城、海门口古人相关的遗传成分。”[1]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是彝族从古至今通过口语承传的关于华夏人类的史诗，1958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把彝族支系阿细语“先基[sei ji]”,意译为“歌”[2]。实际上阿细语“先基”为汉彝语混合的名词，“先”有“祖先”之意，“基”为“诗”或“歌谣”之意，“先基”即为“关于祖先来历的歌谣”或“关于祖先的史诗”。彝族支系阿细人的“先基”还有另一个古语，叫“乐治[lɔ: dʒi:]”，《阿细的先基》里就有“筷子横眼睛代人”乃图坡唱“先基”的记载：“那个乃图坡，在四十个山坡背后，在五十架大山背后，又唱起了‘乐治’来了。”[2]92-93还说虫台泼家有十二个儿女，也跟着乃图坡学“乐治”。“乐治”彝语意为“口传史诗”或“口传的万物起源”。其实，《阿细的先基》是“彝族支系阿细人中传唱的史诗”之意，本为“先基”或“乐治”，彝语“乐治”就是汉语所说的“洛书”之意（“洛书”为华夏古语，不能用汉语解读）。滇中南一带流传的另一部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内容与《阿细的先基》有些相同，说明了属于同一个共同体文化。实际上，“查姆”的“查”意为“起源”，姆为“根本”，“查姆”即“万物的起源”[3]。与彝族的口传史诗相同的还有苗族创世史诗《苗族古歌》、藏族的《洪水故事》、晋南一带民间《兄妹成婚的传说》和战国之后被演绎为伏羲和女娲的创世史（如《列子·汤问》、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等），尽管他们各有其表，但明显带有共同的文化来源，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彝族先民和汉族、苗族、藏族等民族之间既有共同体在文化上的交流，也有人们共同体之间族的血缘关系。《苗族古歌》苗语为“hmongb ngoux loul”（蒙歌老）或“dut ghot dut yos”（都果都谣）等 [4]，其口语与“乐治”“洛书”相近，而且彝、苗、藏的创世史诗中没有掺杂伏羲和女娲文化，说明彝、苗、藏创世史诗没有受到后来汉文化的影响，是原始的文化承传。所以，无论是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查姆》，还是《苗族古歌》、藏族的《洪水故事》、汉族晋南一带民间《兄妹成婚的传说》、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所表述的文化母体是一样的，共同的文化奠定了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根据“近2万年前,苗瑶和汉藏的共同祖先分化为苗瑶和汉藏的祖先人群。”[5]的基因人类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确信：汉藏、苗瑶有共同的祖先，并在尚未分离之前创造了共同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形成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关于华夏人类来历的口传文学，一部以华夏族集团为核心的祖先历史记忆！
2 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及早期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彝族《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反映了华夏人类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曲折性，并通过人的眼睛进化为特征描绘了华夏人类经过蚂蚁瞎子代人、蚂蚱直（纵）眼睛代人、蟋蟀横眼睛代人、筷子横眼睛代人。这种以眼睛为特征的祖先文化在公元前5300多年的河南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女性老人陶塑人头像、公元前4500至前4000年之间的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女性石雕像、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的人头塑像和河北武安赵窑遗址石雕、距今有5800-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玉人像、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石峁遗址的石雕人面像都有体现，特别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面具、人像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以眼睛为特征的祖先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突出表现。而且，三星堆文化，用彝族的“图语”、“物语”文化和古文字来解读，可以使三星堆器物上的图案（包括“图化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并得到了符合当时祭祀性质的合理解释。[6]
（一）蚂蚁瞎子代人
图1 “蚂蚁瞎子代人”青铜面具（a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截图，b 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中的国》截图）
根据张永兴等学者提出的“云南元谋‘东方人’是最早的原始人类。”[7]的结论，《阿细的先基》中的“蚂蚁瞎子代人”可以概定为距今250万年前生活在今云南元谋一带的南方古猿“东方人”，即早期的华夏人类，对应出土的文物有三星堆2号和8号祭祀坑青铜面具（k2③:229和K8⑨TQ:845）、武汉盘龙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如图1所示）。蚂蚁瞎子代人“世上的人嘛，都没有住处，爬到树上住。”[2]47他们因遭到极热气候北上来到了“商亥依泊哉”（其中彝语“商亥依泊哉”是指三门古湖之畔），成为了“蓝田人”、“西侯度人”、“泥河湾人”，并逐渐发展成“匼河人”、“北京人”、“丁村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揭开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但他们不忘祖地，世代用《指路经》把亡灵送回到祖地，在众多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遗迹中留下了许多“仰身直肢、头向朝南”的墓葬形式，其如宋镇豪先生所说：“中国上古时代人们为使本族的鬼魂有共同的归宿，在死尸的丧葬处理上，常保持了较一致的葬俗，埋葬的姿势头向也有特殊的含意。”[8]这就是彝族《指路经》中贯穿始终的灵魂的幽冥世界去向——回归祖地文化在逝者身上的具体体现[9]。现已证实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演化的关键区域[7]，史前时期在中原、华北一带的华夏人类把南方作为祖地––“东方人”的诞生地，从而构建了华夏人类的祖先崇拜思想体系，彝族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回归祖地、叶落归根的华夏人类的一部分。林圣龙先生指出：“中国古人类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进化的。古人类在中国境内主要是由南向北、进而向东北方向扩散和分布。”[10]其正如贾兰坡先生所说：“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远在距今180万年前，他们到达山西南部。”[11]贾兰坡院士的“他们到达山西南部”的观点与《阿细的先基》中的“蚂蚁瞎子代人”遭“极热气候”后北上太行的传说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华夏人类是“东方人”的后裔。其实，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由南向北扩散和分布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中更新世，其考古学证据有：早更新世的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与中更新世的周口店第1地点、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有相似之处以及相类似的人类用火遗迹[12]。我们知道，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不仅说明他们之间具有文化上的交流，而且有可能是族的亲缘关系，这就更能说明仰韶文化的“仰身直肢、头向朝南”的墓葬形式了。
“蚂蚁瞎子代人”在祖地亚洲南部（今云南一带）遭受极热气候的情况，在《阿细的先基•最古的时候》里是这样叙述的：“蚂蚁瞎子那一代，空中出了七个太阳，晒了七年七月零七天，世上的人们，一起都晒死了。”[2]53-54这里所说的“极热气候现象”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第一，在340-260万年期间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在川西表现为横断山脉急剧抬升，横断山脉东部地区气候变得干热，热带雨林逐渐退缩、湖泊慢慢干涸。此时，东亚季风性气候再次造成中国北涝南旱，横断山脉东部地区变得异常干旱，气温持续高温。[13]
第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陈万勇等人通过对云南禄丰古猿化石地点的沉积物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上新世（距今530-180万年期间）云南禄丰地区，气候变得异常千燥炎热、地下水位下降、森林面积缩小、草地面积扩大。[14]
第三，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肖霞云等人通过对云南大理鹤庆地区植物孢粉含量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距今278万年至180万年期间今云南大理地区为干旱性气候[15]。
第四，中国地质科学院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陈乐尧先生对昆明地区的第四纪孢粉组合进行研究，同样得出了当时昆明地区处于极热干旱气候的结论[16]。
第五，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和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通过研究云贵高原晚新生代孢粉植物群与环境变迁，得出了“在距今320万年以后，西南地区气候温暖偏干，有时相当炎热干燥，蒸发强烈。”[17]的结论。科学家研究还证实，当时古滇池草海（今昆明滇池草海）也几经干沽，一度消失[18]。
综上所述，《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中所载的华夏人类“蚂蚁瞎子代人”遭到极热气候大劫难的情况，现在已被古气候学家、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证实，早期的华夏人类“蚂蚁瞎子代人”时期的“极热气候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北上是生存环境适应性的自然选择，因而形成了以三门古湖为中心的中条山南麓及晋、陕、豫、鄂四角地区在更新世初期早期华夏人类的摇篮。
（二）蚂蚱直（纵）眼睛代人
蚂蚁瞎子代人“全都晒死了”仅剩两个人“迟多阿力列，迟多阿力勒”[2]55，他们北上来到三门古湖之畔，他们的后代“蚂蚱直（纵）眼睛代人”（对应出土文物为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k2②:148，如图2所示，《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截图）又经历了天地之间的“水牛与山羊打起架来，水牛角飞出了火，火烧了七年七月零七天，世上的人们，一起都烧死了。 ”[2]56彝族文化中闪电和雷击是天上的水牛与地上的山羊（喻指天和地）打起架引发的，这是人类遭受自然之火灾的生动写照，距今180万年左右的三门古湖区域西侯度遗址的火烧遗迹[19]也许是人类受到自然之火灾的考古学证据，其正如“学术界在经严肃的综合考察后，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发现有30多处早于100万年的古人类用火现象，这些现象很明显是属于自然火形成的。”[20]所说的那样，100万年前的“蚂蚱直（纵）眼睛代人”遭受自然火灾确有可能，学者张森水先生也认为：“在人类懂得用火时，不能忘记自然火在不断地发生，其所遗留的遗迹较之人类用火者更为广泛，更大量。……西侯度堆积中没有发现古人类用火的固有特征。”[21]所以西侯度燃烧过的骨、角和马牙应为自然之火燃烧过后的遗留物。
图2 “蚂蚱直（纵）眼睛代人”青铜面具
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可能是“蚂蚁瞎子代人（东方人）”没有北上的一支的后裔，他们和西侯度人一样属于“蚂蚱直（纵）眼睛代人”。科学家通过对孢粉化石的研究[22]，认为“元谋人”生活的时代以松为主，有较多的落叶树种存在，说明“元谋人”时期今元谋一带气候已经从“蚂蚁瞎子代人”的极热性气候转变为干凉性气候，这种气候特征给雷击引发自然大火提供了条件，就像温跨达和冯建新两位学者所说：“发生雷击火，在前期较干旱的气候背景容易产生,在冷湿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生。”[23]1974—1975年，在距离元谋人化石产地不远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炭屑，并伴随有动物化石，将几块颜色发黑的骨头，经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鉴定为烧骨[24]。尽管石器、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在同一范围内和同一地层中，不过炭屑、烧骨和石器并不在一起，是分散出土的，而且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这种状况分明是自然之火形成的痕迹，烧骨是野火过后烧焦的动物尸骨的遗留物，学者一丁先生也认为是“自然火氧化不完全的产物”[25]。“这些炭屑、烧骨、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都离元谋人牙齿化石出土点不远，并同在一个层位内。”[24]的状况，也可能是《阿细的先基》中所说的“蚂蚱直（纵）眼睛代人”惨遭自然火灾后人与动物一同葬身于火海的遗留证据，也可能是大火过后人们享用被烧焦的动物尸体的场地。在云南距今100万年的江川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用火遗迹[26]，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控制性用火。
《阿细的先基》中所说的华夏人类“蚂蚱直（纵）眼睛代人”遭到大火的灭顶之灾，信而有征。因为当时人类生活在原始森林之中，巢居在树上，气候由极热转干冷，大片的原始森林死亡干枯，雷击必然引起森林大火，极有可能“都被烧死了”，这种森林自然火灾现象即使是现在也屡见不鲜，就如“雷击是引起大兴安岭地区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27]一样，森林自然火灾一直威胁着人类及其生活的环境，就像学者余谋昌先生所说：“没有任何原始林不是火烧的结果。”[28]不过人类在大火过后从燃烧过的树林和草丛的碳灰中吃到了美味可口的动物尸体“烧骨”，人类的熟食推动了人的智力发展和人类的进化[29]，并萌发出了取火、用火的想法。
（三）蟋蟀横眼睛代人
“蚂蚱直（纵）眼睛代人”火灾后幸存者“吉罗涅底泼和吉罗涅底摩”[2]56的后裔“蟋蟀横眼睛代人”（对应出土文物有磁山文化时期同地域的河北武安赵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像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塑像，如图3所示），他们的姑娘和儿子能够“用树枝在老树洞里撬出火来。人们有了火，会把生的肉，烤成熟的吃。”[2]50说明《阿细的先基》里“蟋蟀横眼睛代人”已经从受自然之火灾，进入了人工控制的取火用火的阶段。根据武仙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20]得知：旧石器中更新世在中国的古人类已经进入了控制性取火用火行为的阶段，在三门古湖周围，这个时期人类取火用火遗迹就已经发现公王岭遗址、匼河遗址、白龙洞遗址、龙牙洞遗址。如果说早更新世的西侯度遗址的火烧遗迹和元谋人遗址的炭屑是非人工控制的自然火灾，那么100万年之后的公王岭遗址、匼河遗址、白龙洞遗址、龙牙洞遗址、周口店遗址等用火遗迹，已经是人工钻木取火，华夏人类主动用火的遗迹了。彝族支系阿细人从古至今依然承传着钻木取火、以树皮树叶遮身的祭火文化，称“燧人氏”为“火神”，成为了每年农历二月初三祭火节的祭拜对象。
图3 《阿细的先基》中的“蟋蟀横眼睛代人”（a 赵窖遗址石雕人头像，b 牛河梁女神塑像）
《管子•轻重戊》云：“燧人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根据《三坟》和《通志•三皇纪》引《春秋世谱》得知，燧人氏和华胥氏是夫妻关系。《纲鉴易知录》载：华胥氏“居于华胥之渚。”注云：“华胥，在今陕西蓝田县，小渊曰渚。”有人根据《庄子•逍遥游》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认为燧人氏“氏族或部落当兴起在今山西临汾市西 ”[30]。东汉《潜夫论·五德志》也有载：“大人迹生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辞海》“雷泽”条目曰：“一名雷水，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显然燧人氏和华胥氏活动区域就在以三门古湖为中心的今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湖北西部和河南西南部一带，这一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公王岭遗址、匼河遗址、白龙洞遗址，龙牙洞遗址的用火遗迹考古成果进行分析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华夏人类控制性用火的历史（上述遗址的年代），即燧人氏和华胥氏时代（蟋蟀横眼睛代人）确定在迄今100-50万年的旧石器中更新世，翦伯赞先生在《先秦史》中也认为：“传说中燧人氏时代，亦即蒙昧中期的社会经济构造，是中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31]所以《阿细的先基》中所载的“姑娘和儿子，用树枝在老树洞里撬出火来。人们有了火，会把生的肉，烤成熟的吃。”[2]47-50是华夏人类在旧石器中更新世取火用火的真实反映。华夏人类控制性用火为后来战胜最寒冷的末次冰川盛冰期奠定了基础，确保华夏人类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蟋蟀横眼睛代人”在三门古湖之畔又“遭受湖水滔天的灾难，灾后仅剩小儿子和小姑娘兄妹两人，听天神旨意，经反复验证后兄妹成婚，繁衍人类。”[2]58-74其中“三门古湖，湖水滔天”是揭开《阿细的先基》所载事件真实性的关键，也是华夏人类得以赓续发展的地标。从王苏民等学者对三门古湖沉积记录的环境变迁研究结果来看，三门古湖有多次水位上涨、湖泊扩张形成“水淹上天”的情况，特别是在360-177万年和118-50万年期间比较明显[32]，其中118-50万年期间恰好落在了旧石器中更新世——“蟋蟀横眼睛代人”生活的时期。
匼河遗址地质年代为距今约6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早期，其也恰好落在了100-50万年期间的“出现较强水动力状况，湖泊流域来水增加，三门古湖扩张。”[32]的时期。在这100-50万年的时间里，匼河一带曾经一度湖水下降，人们依水而居，狩猎采集野果为生，就像《阿细的先基》里所说的：“世上的人们，把果子摘来，放在手心里，姑娘和儿子，大伙分着吃。”[2]47-50可是有一天天空乌云密布，“大雨下了三天三夜、七天七夜、十三天十三夜，蟋蟀横眼睛代人，一齐全都淹死了，剩下小儿子和小姑娘。”[2]63-64
蓝田公王岭遗址海拔855米，匼河遗址海拔约430米，海拔相差425米的“匼河人”家园，由于在100-50万年期间三门峡未切穿 [32]，从青藏高原奔流直下的黄河水灌入三门古湖之中必然会造成三门古湖湖水暴涨，淹没“匼河人”的家园，生存者寥寥无几，确实有可能只剩兄妹两人，没有了人，按天神旨意验证后结为夫妇，再造人类。贾兰坡等学者考古发现[33]：原始的匼河文化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在桂黄色的砾石层中，厚1米，覆盖在桂黄色砾石层之上的是交错砂层，甚疏松，呈浅褐色，厚约4米，其上还有1米的粉砂层、厚约22米的红土层，这就是匼河文化层被湖水淹没——“水淹上天”的考古学证据。无独有偶，匼河遗址出土烧骨[34]也证实了《阿细的先基》中所说的蟋蟀横眼睛代人（匼河人）“会把生的肉，烤成熟的吃。”很有可能“蓝田人（燧人氏和华胥氏）”生活时期出现了夏季风剧烈衰减和冬季风猛烈增强的气候严重恶化[35]，“蓝田人”迁徙到了更加温暖的黄河河谷匼河遗址一带，《阿细的先基》中的“小儿子和小姑娘”就是燧人氏和华胥氏的后代。
距今100万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族外婚阶段”，《阿细的先基》中的“小儿子和小姑娘兄妹成婚”的故事，试图把“兄妹成婚”的伦理通过天意或神授“合法化”，说明“小儿子和小姑娘兄妹成婚”的文化产生于“族外婚阶段”，对“血缘婚阶段”的“兄妹成婚”已经有了忌讳。宋澎先生认为：人类距今“200至100万年期间为血缘婚阶段，经历了长达近100万年的‘血缘家族’班辈婚阶段。”[36]显然，《阿细的先基》中“湖水滔天，唯一生存者小儿子和小姑娘兄妹成婚”的事件发生在距今100万年以后的三门古湖扩张时期，也符合迄今60万年左右的匼河遗址淹没在三门古湖之中的情况和人类族外婚阶段。
“盘庄稼”是贯穿在《阿细的先基》的一条主线，体现了“劳动创造了人”的思想。在《阿细的先基》里，祖先在蚂蚁瞎子代、蚂蚱直眼睛代都没有“盘庄稼”的叙述，到了“蟋蟀横眼睛代”有吉罗涅底泼、吉罗涅底摩八个子女开始翻地、盘庄稼，但当时依然处于“还分不清年月，庄稼到底怎么盘？”[2]76的阶段，而且一场特大水灾淹没了“蟋蟀横眼睛代人”的家园，“盘庄稼”没有成功，直到第四代“筷子横眼睛代”经过漫长的艰难探索才学会了“盘庄稼”，开始了农作物栽培[2]76。因此，《阿细的先基》所载叙的“兄妹成婚，再造人类”事件发生时期，华北和中原一带还没有进入农作物栽培的时代。但是，其用于验证天意的滚磨、筛子簸箕是食物加工的工具，针是缝制衣裳的工具，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会对从野外采集到的果实类食物进行研磨和筛选加工，会用木针或骨针缝制兽皮或树皮为衣。从下川遗址和柿子滩遗址出土石磨和骨针的情况[37]来看，“兄妹成婚，再造人类”的文化是后人追忆祖先事迹的口传文学，其可能诞生于迄今1.5万年左右晋南一带，柿子滩的“女神”岩画[38]就是这种文化存在的最有力证据，在《阿细的先基》里则表述为：“小姑娘种瓜得瓜，剖开后瓜里面藏着很多人。”[2]73-74柿子滩的“女神”“子孙多如繁星”和《阿细的先基》里“小姑娘种瓜得子，人类得有赓续。”二者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但文化底层如出一口。显然，《阿细的先基》中所载叙的“洪水滔天，兄妹成婚，再造人类”事件是华夏民族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对旧石器中更新世发生事件的历史追忆。
苗族有将老人去世后要请苗巫把其亡灵送到黄河边与祖先聚会的风俗[39]，而且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就有一个蚩尤村，古称“蚩尤城”，《安邑县志》有载：“蚩尤城，在盐池东南二里许。”《运城市志》也说：“从善，古蚩尤城。”蚩尤被尊为苗族的先祖。李辉等学者通过对古人类骨骼基因测试提出“在长江中游大溪遗址发现了一个罕见的单倍群O3d，这表明大溪人可能是现代苗族人的祖先。”[40]我们又发现巫山大溪遗址一期、二期的文化中有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元素的情况[41]，马家窑文化源于石岭下文化，而“石岭下类型是继承了庙底沟类型，孕育了马家窑类型。”[42]，如果联系上述的“苗巫把其亡灵送到黄河边与祖先聚会”和“以蚩尤为祖”的情况，完全可以确认苗族的《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的文化来自晋南、豫西南、陕西东部一带的庙底沟文化，也就是说居住在巫山大溪遗址的苗族先民在迄今5300年之前就有了来自庙底沟文化的“洪水故事和兄妹结婚”的传说，而且故事中的人物原型“智莱和易明兄妹俩”就是《阿细的先基》和汉族晋南一带民间关于《兄妹成婚的传说》中所载的“小儿子和小姑娘”。
在藏族《洪水故事》[43]中，从洪水中逃生出来的姐弟俩也按照天神旨意，通过滚磨盘、滚簸箕和筛子、山上点火看烟缕等形式验证后结成夫妻，再造人类，这种传说与《阿细的先基》如同一辙，2025年5月笔者在云南省香格里拉藏区社会调查中也收集到了同样的传说。197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昌都县卡若村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与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的陕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遗址一样的细石器，卡若文化与下川文化虽然相距甚远，但明显带有黄河中游人群与文化交融和赓续的特点。童恩正和冷健两位学者也认为：“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特别是与其时代相近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44]前面已述马家窑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因此卡若文化的源头就是下川文化和庙底沟文化。1958年，在林芝遗址发现了人头骨残片，经初步鉴定与中原地区古代人类人种大体相一致[45]。Su B等人也通过对青藏高原人群的Y染色体进行研究，提出了青藏高原上的人群主要来自中国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的结论[46]。
显然，这种以三门古湖为中心的汉、彝、苗、藏所具有的相同时空框架和文化，正好验证了前面所述的“汉藏、苗瑶有共同的祖先，并在尚未分离之前创造了共同的文化”的结论。所以《阿细的先基》、《苗族古歌》、藏族《洪水故事》和汉族晋南一带民间《兄妹成婚的传说》具有相同的文化底层和共同的“女祖”。
蟋蟀横眼睛代人“小儿子和小姑娘”的事迹，在后来的社会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母系社会里“小姑娘”成为了华夏人类共同的母亲，“女祖文化”从此形成。根据距今1.5万年左右的柿子滩的“女神”岩画、河南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女性老人陶塑人头像、兴隆洼文化的石雕女神像、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女性石雕像、红山东山嘴的陶塑女像、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女神庙”和泥塑女神像等“女祖”偶像出土文物情况，我们可以推断：汉藏、苗瑶的“女祖文化”可能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的时期在三门古湖一带形成，柿子滩岩画所在地是1.5万年左右“柿子滩人”向“女祖”祈子的地方，岩画就是“女祖生子送子图”（见后附注释）。所以，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湖北西部和河南西南部一带既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也是华夏民族最早形成的“女祖崇拜的文化圈”。
“女祖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华夏民族在母系社会时期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这种“共同体”也可从彝族、苗族、与汉族之间有较近的遗传距离[47,48]和龙山时期的河南禹州瓦店的古代个体在遗传成分上与汉、苗、彝、藏等民族高度一致的结果[49]得到证实，正如有学者通过遗传学研究认为“近2万年前，苗瑶和汉藏的共同祖先分化为苗瑶和汉藏的祖先人群，之后汉藏祖先人群再分化为汉和藏缅人群。”[5]其中“苗瑶和汉藏的共同祖先”就是“女祖”，苗瑶和汉藏、汉族和臧缅人群的分离，这就是形成华夏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开端。在光未然先生1943年至1944年搜集整理的另一部《先基》版本《阿细人的歌》里就有一段关于汉族、苗族和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来历叙述：“女人（指“女祖”）生下大南瓜，用斧子把它剖开，从南瓜里面跳出来，有的是汉人、有的是苗人，有的是阿细人。”[50]现在看来《阿细人的歌》里所说的“汉、苗、彝共同体——女祖的传说”并非虚构和神话传说，而是华夏民族通过一代又一代口语相传下来的历史记忆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原始的表达！
（四）筷子横眼睛代人
《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载叙：“小燕子又飞来，口里啣着瓜子，飞到人旁边，挨着人落下来。兄妹两个人，把瓜子拿去种。瓜藤结了瓜，瓜已经长大。把瓜摘回来，放在屋檐下，瓜里嗡嗡叫。兄妹两个人，把瓜剖成四瓣，世间万物都藏得有啊。第一瓣瓜里边，藏着很多的人，瓜里的这些人啊，眼睛是横的，像筷子一样。又有了一代人——筷子横眼睛代。”[2]71-74“筷子横眼睛代人”对应出土文物有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k2②:90（《广汉三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截图）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像[51]（如图4所示）。
图4 《阿细的先基》中的“筷子横眼睛代人”（a 三星堆青铜面具，b凌家滩玉人像）
《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中“筷子横眼睛代人”开始分年月，开始跟着蜜蜂学种庄稼，有载：“筷子横眼睛这代人，就是这样分年月。……世上的人们啊，不会做活计，快去跟蜜蜂学；不会种庄稼，快去跟蜜蜂学。”[2]81但是人类农作物栽培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阿细的先基》里是以“老虎吃掉太阳、狗吃掉月亮、蜂王吃掉星星”[2]82-83来比喻华夏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坎坷历程，“太阳不亮了，月亮不亮了，星星不明了，世上的人们，没法盘庄稼，没法做活计了。”[2]84“西尾家的四兄弟，七年撒荞子（有的《先基》版本为“粟子”），七年撒谷子，谷子七年不长，荞子（粟子）七年不出。”[2]91在《阿细的先基》中成功种植农作物的人是“虫台泼”一家十二个子女，他们造犁耙，终于种出了荞子（粟子）[2]95。众所周知，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人类驯化和栽培农作物标志着人类开始拥有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并能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获得充足、稳定的食物来源。就在彝族支系阿细人称之为“商咪”（指今河南、河北和晋南一带）的地方，距今1.5万年左右的晋南柿子滩遗址出土了石磨盘及石磨棒等遗物，昭示了史前人类已经处于原始粟作农业起源的初始阶段[52]，《阿细的先基》中的“滚磨”也有了地下出土文物证据；距今9000～7500年前的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炭化稻米[53]和磁山遗址出土粟米[54]，揭示了八千年前中国的粟作和稻作文化，也恰好印证了《阿细的先基》中的“撒粟子”和“撒谷子”的传说。在《阿细的先基》里还有织丝绸的叙述：“绿树上有绿虫，绿虫抽出丝丝，绿丝织成绿布，绿布做成绿衣裳。”[2]52根据“在贾湖两处墓葬人的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腐蚀残留物。”[55]的证据和出土纺织工具（纺轮）、骨针的情况，说明“贾湖人”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也证实了《阿细的先基》中的记叙。
太行山东麓南庄头遗址、武安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发掘出了房址、水牛、羊、猪、狗、鸡家畜动物骨骸，反映了《阿细的先基》中“筷子横眼睛这一代人”能够建造房屋、饲养家畜的历史面貌。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裴李岗遗址的墓葬形式“方向均为南北向，死者头南脚北，仰身直肢。……壶多单放于死者的头部。”[56]这正是体现《指路经》中灵魂的幽冥世界去向——回归祖地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证实彝族源于华夏人类的可考的地下文物。值得注意的是“壶放于死者头部”的葬俗，这在《指路经》中寓意为“让死者在回归祖地的路上不断水、有水喝，不要返回来向亲人讨水。”“仰身直肢”寓意为“回归祖地的路途遥远，直肢才能走得动。”这种葬俗在滇东南一带的彝族中现在仍然时兴。彝族法师认为，人死之后其亡灵就要回到祖先发祥地，否则就会到处流浪，变成孤魂野鬼。这种墓葬习俗在贾湖一期墓葬中也见，因此有学者认为“裴李岗文化乃至人群应当来自贾湖一期，贾湖一期遗存的文化因子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源头。”[57]贾湖墓葬中“墓向多西向或西南向，一次葬多仰身直肢。”[58]说明他们的祖先在贾湖的西部或西南部。前面讲过“蟋蟀横眼睛代人（燧人氏和华胥氏）”的子女“小儿子和小姑娘”遭水灾后再造人类的事迹，其中的“小姑娘”的形象成为了当时华夏人类的“女祖”，她的主要活动区域就以三门古湖为中心的今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湖北西部和河南西南部一带，其方位恰好就是贾湖遗址的西向或西南向，只不过是“贾湖人”把亡灵只送到了“女祖”那里而已。很显然“贾湖人”也认为自己是《阿细的先基》中所叙的“小儿子和小姑娘”的后裔，“贾湖人”的这种“女祖崇拜”可从河南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女性老人陶塑人头（有人认为是氏族老祖母的形象[59]）得到进一步证实。因此，“女祖崇拜”在“贾湖——裴李岗文化”之前已经形成，1.5万年左右的柿子滩的“女神”岩画就是“女祖”的形象。这里还想提一下，在《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里有“筷子横眼睛代人”开始了祭祀的记叙：“牛害瘟病死了很多，天上的金龙神，天上的银龙神，他们两个告诉放牛人，快快去敬管牛的神。一年三百六十天，神献好了，牛会长得胖胖的，羊也会长得胖胖的，人也会过得安安乐乐。”[2]100-102《阿细的先基》的这个记叙，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把牛羊作为了一种财富，而且形成了通过祭祀消灾祈福的文化。磁山遗址发现的474个祭祀灰坑[54,60]也证实了华夏人类在迄今7000多年前就有了祭祀的习俗，特别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一文指出：“回形和椭圆形灰坑,坑内堆积灰土、草木灰、烧土、炭屑以及兽骨等，坑内发现较多的烧土块，其上留有芦苇的印痕。”[54]这就是典型的燔祭后的掩埋坑，“坑内发现较多的烧土块，其上留有芦苇的印痕”这是泥塑偶像祭祀后燔燎击碎的残留物，泥塑偶像为何人？应为“女祖”——前面所叙的“小姑娘”，战国后出现的华夏人文始祖女娲的原型。在彝族文化里，用火烧过的“红烧土块”，称为[ni: tʃɔ:]（尼充），[tʃɔ:]本意为“烧”，但又与“基因”的发音相同，便通常假借，因而红烧土块成为了祭祀过程中“人类基因”赓续的载体，具有“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寓意[61]。更能说明红烧土的这种祭祀特性的是在贾湖遗址发掘的灰坑中发现了“红烧土中撒入谷子”的现象（《舞阳贾湖》第462页），“基因的载体”中撒入种子，寄义了贾湖人生生不息的祈愿。显然，《阿细的先基》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华夏人类及其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的一个最佳范本。
3 这部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口传文学诞生于新石器时期
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2011年5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阿细的先基》最早以文字的形式公之于众的是1944年光未然先生深入今云南省弥勒市西山一带的彝族支系阿细人民间搜集整理的《阿细的先鸡》（原始版本为“先鸡”，后来才改为“先基”），在这以前均未见文字记载，但是口传的历史相当悠久，传说彝族支系阿细人在西周初期从今晋南一带返回祖地云南时，部落首领用了七天七夜通过口语分别传授了《阿细的先基》和《指路经》，从此阿细人只有口传的《先基》和《指路经》[9]215。《阿细的先基》里有“筷子横眼睛代人”乃图坡唱“先基”的记载，前面讲过“乃图坡”是“新旧石器交替时期的人”，说明《阿细的先基》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唱。
文物是记录社会某一时期人类生活、思想、信仰和文化的遗存，也是验证该时期所具有的文化面貌的依据。在史前无文字时期，人类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文化几乎通过文物为载体，人们将当时所具有的文化通过“物语”和“图语”的形式表达。《阿细的先基》有载：“天倒是生稳了，地还会动。那团团的地，铺在三个大鱼背上，鸡（鱼鹰）啄鱼的眼睛，大鱼跳起了，地也跟着动。天上的银龙神，把银链子放下来，叫阿托去拴鱼。大鱼拴好了，鱼跳不起来，地就平稳了。”[2]12云南省楚雄地区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也有类似的载叙：“公鱼不眨眼，大地不会动，母鱼不翻身，大地不会摇，地的四角撑起来，大地稳实了。”[62]彝族的这种地震文化时至今天依然称地震为“鱼翻身”，笔者亲眼目睹过1970年云南通海、峨山、建水等地发生大地震时，在村子的公房里就有“鱼鹰啄鱼，鱼翻身”的地震宣传画。在史前，彝族的这种地震文化存在性有以下三个方面可考的证据：
第一，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啣鱼纹彩陶壶”[63]上的“鸟啣鱼图”，其图语意为“鸟啣鱼，大鱼跳起了，地也跟着动。”宝鸡处于著名的南北地震带中段与北段的交界处，在公元前51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今宝鸡一带频繁的地震可能成为了人们最恐惧的灾害，于是人们制作“鸟啣鱼纹彩陶壶”，将其放在祭台上供祀、祈祷。
第二，“三星堆金杖”[64]和“金沙射鱼纹金带”[65]上的“箭穿鸟鱼图”，其图语寓意为“请日月神用箭射死鸟，让它不再啣鱼，射瞎鱼的眼睛，让它不会眨眼，地就平稳了。”三星堆文化时期，蜀地地震频发，“金杖”和“金射鱼纹带”象征的是“轩辕氏力量的法杖和法带”[6]。
第三，三星堆7号祭祀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青铜器”[66]所寓意的物语为“那团团的地，铺在大鱼背上，……大鱼拴好了，鱼跳不起来，地就平稳了。”或“地的四角撑起来，大地稳实了。”它是“三星堆人”通过祭祀祈求日月神和祖先神来消除地震灾害的法器[6]。
除了寓意地震的“图语”和“物语”出土文物而外，还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也与《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所刻画的人类四代人蚂蚁瞎子代、蚂蚱直（纵）眼睛代、蟋蟀横眼睛代、筷子横眼睛代的面目高度一致[67]，流传于哀牢山滇中南一带的彝族史诗《查姆》也有类似的载叙：人类经历了“独眼睛时代、直眼睛时代、横眼睛时代”[68]，《查姆》是用古彝文字记载的书面文学，也以通过刻画眼睛为特征来追忆人类的三代祖先，说明以眼睛为特征的人类进化的华夏文化，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之地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这种以眼睛为特征的人类进化的华夏文化，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300多年的河南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女性老人陶塑人头像、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女性石雕像、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出土的女神头像、石峁遗址出土的神灵石雕像。
显然，裴李岗女性老人陶塑人头像、滦平后台子女性石雕像、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像、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啣鱼纹彩陶壶”、石峁神灵石雕、“三星堆金杖”、“金沙射鱼纹金带”、“龟背形网格青铜器”和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是当时所具有的文化以“图语”和“物语”的表达形式，其可作为在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阿细的先基》所载文化的地下出土文物证据。这些证据说明华夏民族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乐治”这部口传文学，因此在新旧石器交替时期“筷子横眼睛代人”乃图坡唱“乐治”信而有徵。
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的记叙是从“蚂蚁瞎子代人”开始到“筷子横眼睛代人”华夏人类开始能够建筑定居、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和祭祀而终，在《阿细的先基》里“筷子横眼睛代人”是这样讲述的：“虫台泼”一家十二个子女，他们“犁耙全是自己做的，……男人犁到哪里，女人就播到哪里。荞（粟）叶长出来了，庄稼就是这样盘。”[2]95“筷子横眼睛这一代人，男人去砍树，女人去割草，盖房树柱子，黄泥巴糊墙，蕨鸡草盖屋顶，房子盖好了。有了住的地方，大瓜（小儿子和小姑娘，水灾中死里逃生后，结为夫妇，种出的瓜）中跑出的牛羊，也有了住的地方。”[2]96-97“小狗汪汪叫一声，乃图坡的歌声就停一下。”[2]93反映了“筷子横眼睛代人”有了粟作物栽培、造房定居、饲养家畜的历史面貌，南庄头遗址、武安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发掘出了房址、水牛、羊、猪、狗、鸡家畜动物骨骸，确实证实了《阿细的先基》中的载叙。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筷子横眼睛代人”的“虫台泼”时代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讲述到这个时期戛然而止，没有掺杂后来的文化，说明《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的口传文学是这个时期诞生的，如果是后来之作，必然会染上后来的文化。显然“粟作物栽培的成功，建造房屋的开始，家畜饲养的开端”是完全形成《阿细的先基》这部口传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从柿子滩的女神岩画来看，《阿细的先基》中汉藏、苗瑶共同的“女祖文化”已经形成，华夏人类开始有了对祖先的追忆，有了部分口传的“史诗”。但鉴于下川遗址和柿子滩遗址并未发现驯化后的粟类标本、家畜，只是表明“人类已经进入了对野生谷类的集约采集阶段[69]或进入高级采集经济时期[70]”的情况，《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这部口传文学不是在这个时期完全形成的。根据彝族先民在中原的历史[71]，综合前面所述的贾湖遗址、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的出土文物房址、碳化稻子和粟子、纺轮、家畜、占卜和祭祀遗址的情况，可以认定口传文学《阿细的先基》的原始版本“乐治”在贾湖——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祖先崇拜的文化更加强化，并完成了这部华夏人类的创世史诗，迄今至少承传了八千多年的历史！
证明《阿细的先基》诞生于新石器早期的地下出土文物，还有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斐李岗遗址出土的“死者头南脚北，仰身直肢，壶放于死者头部”的墓葬，这种墓葬形式反映了“裴李岗人”亡灵回归祖地的去向——亚洲南部，说明当时“裴李岗人”就有了按《指路经》中亡灵去向来安葬死者的习俗，也就是说“亚洲南部”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华夏民族“鬼魂共同的归宿”。不仅如此，贾湖遗址在2013年第八次发掘中，从M55号墓葬中出土有一件象牙雕板 [72]，其寓意为让亡灵乘白鹇平安回到祖地[61]，也体现了《指路经》中亡灵回归祖地的文化。笔者曾经访谈过云南省弥勒市西一镇的何文荣法师，在他所念的《指路经》里就有“祖地在南方，仰身看得见，直肢走得动。壶在你枕边，一日喝三口，勇往朝前走，切莫往回头。”而《阿细的先基》和《指路经》是彝族文化中阴阳互补、阐明“人类怎么来”和“亡灵如何回去祖地”的两部口传文学，所以《阿细的先基》诞生于新石器时代可以从裴李岗墓葬形式和贾湖象牙雕板寓意中得到旁证。《阿细的先基》这部“历史记述传统”正如韩建业先生所说：“中国悠久发达的历史记述传统，应当主要源于以黄河流域华夏族集团为核心的祖先历史记忆。”[73]
4 结语：一个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式
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讲述到了“造天地、造人”、“人是怎样生活的”、“世上的几代人”、“分年月、盘庄稼”和“造屋、祭神”，其以真实和虚构相结合，使华夏人类历史的神话与传说成为了可考的史诗，勾勒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华夏人类的历史画卷，所以有学者认为《阿细的先基》不仅“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科学价值和美学意义。”[74]而且“对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也有重要意义。”[75]《阿细的先基》在“世上的几代人”中，“筷子横眼睛代人”经过艰难的探索进入到了建筑定居、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丝绸纺织、祭祀的时代，这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和标志[76]，贾湖遗址、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出土的房址、碳化稻子和粟子、纺轮、家畜、占卜和祭祀遗址，证实了《阿细的先基》中所载的真实性。柿子滩的“女神”岩画、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的女性老人陶塑人头像、兴隆洼文化的石雕女神像、河北滦平后台子的女性石雕像和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像的“女祖”偶像、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啣鱼纹彩陶壶”和斐李岗遗址的墓葬形式，说明了《阿细的先基》诞生于迄今8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前期。祭祀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的女性老人陶塑人头像、兴隆洼文化的石雕女神像、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女性石雕像、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像、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人面具是反映《阿细的先基》中以眼睛为特征的华夏人类祭祀祖先可考的地下出土文物，“贾湖——裴李岗——磁山人”和“红山人”以泥塑或石雕“女祖”之像，“石峁人”用石雕塑祖先神灵、“三星堆人”以青铜塑轩辕之像[6]，磁山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有同样的“祭祀——燔燎——捣毁——瘗埋”的祭祀过程，华夏民族从“女祖崇拜”演化为“轩辕崇拜”，贾湖——裴李岗——磁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彝族文化一脉相承[62]，难怪有学者指出：“藏缅语族人群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前身——磁山、 裴李岗文化。”[5]这句话非常确切，仰韶文化早期的贾湖甲骨契刻符号可运用古彝文释读[62]，其“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77]彝族支系阿细人民间至今还传唱着“太行伯下，商亥依泊哉，我们的女祖先就住在那个地方。”其中彝语“太行伯”就是指“太行山”，“商亥依泊哉”意为“三门古湖之畔”，《山海经》也有载：“昆仑墟北,有人曰：太行伯。” “伯”就是彝语“山”，“女祖”就是“水淹上天”后得以生存、繁衍人类的“小姑娘”。甲骨文也有“氐羌刍五十”，其中的“氐羌刍”即为“氐羌人”，“刍”就是彝语“人”之意。《山海经》和甲骨文的这些记载，从语言人类学方面证实了彝族先民曾经在过中原的事实，其正如Sagart等学者通过计算语言学的方法论证所提出的“汉藏语系的早期起源与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相关”[78]的结论一样，彝族是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之一，是华夏民族南迁的一部分。
《阿细的先基•最古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受到后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在《阿细的先基》里铺天补天不是女娲，而是天神朵热，有载：“铺天补天的人叫朵热”[2]33。而且朵热不是用“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用的是“黑云做补天的布，黄云做补天的线，长尾巴星星做补天的针。”[2]35关于“造人”《阿细的先基》是这样叙述的：“造人的男神阿热，造人的女神阿咪，走到太阳下的黄土山，走到月亮下的白土山，黄泥做男人阿达米，白泥做女人野娃。蚂蚁瞎子这一代人，就这样造出来了。”[2]42-45其与“女娲抟黄土作人。”有着不一样的、更具体、更生动的表述,而且补天和造人的时代比女娲（《阿细的先基》中的“小姑娘”或华胥氏的后代）的旧石器中更新世早的多。很显然，《阿细的先基》没有受到《列子·汤问》和《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等后来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承传。不过，从《阿细的先基》里华夏人类“蟋蟀横眼睛代”“遭到特大水灾惨遭灭绝，灾后仅剩小儿子和小姑娘兄妹两人，听天神旨意成婚，繁衍人类。”的“兄妹成婚”的文化故事与晋南一带《兄妹成婚的传说》、《苗族古歌》、藏族《洪水故事》、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大体相同的情况来看，“兄妹成婚，繁衍人类”是苗瑶语系和汉藏语系人群共同的文化认同，“小姑娘”成为了公认的“女祖”，并在战国后演化为女娲文化。在新石器前期，“女祖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阿细的先基》中的“小燕子又飞来，口里啣着瓜子，飞到人旁边，挨着人落下来。兄妹两个人，把瓜子拿去种。瓜藤结了瓜，瓜已经长大。……兄妹两个人，把瓜剖成四瓣，世间万物都藏得有啊。第一瓣瓜里边，藏着很多的人。”[2]71-74也许这是《诗经•商颂•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文化源头，“燕子”与“玄鸟”，“啣来瓜子，种瓜生人”与“降而生商”文化底层相近。
总之，彝族是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华夏人类同源异流形成的群体，《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所描绘的就是华夏人类所历经的蚂蚁瞎子代人、蚂蚱直（纵）眼睛代人、蟋蟀横眼睛代人、筷子横眼睛代人从树上巢栖的“东方人”到建筑定居、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人类进化与生存的曲折坎坷的历史，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在中国境内是连续演化的：250万年的元谋“东方人”、200万年的“建始人”和“巫山人”、170万年的“元谋人”、110万年和70万年的“蓝田人”和“郧县人”、50万年的“北京人”、30万年的“华龙洞人”、20万年的周口店“北京人”、10万年的“许昌人”、20-2万年的“丁村人”、7-5万年“跋山人”、3.2万年的鲁山县“仙人洞人”、2-1万年的“柿子滩人”、1万年左右的北京“东胡林人”、8000年的“贾湖人”。从民族学的视角来看：《阿细的先基》中所叙述的“蚂蚁瞎子代人”因南方极热气候从中国南方到北方的经历，以及《指路经》中以中国南方为祖地，形成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死者头南脚北，仰身直肢”的丧葬文化和华夏民族叶落归根的南方祖地意识。《阿细的先基》这部华夏人类的史诗并非神话，是真实的华夏人类演化历程的纪实性口传文学，而且以世代口传的形式描绘了华夏人类的来龙去脉，并从考古学的证据上有力地证明了华夏民族并非属于“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79]人的后裔。《阿细的先基》通过眼睛的进化描绘了华夏人类从蚂蚁瞎子代人、蚂蚱直（纵）眼睛代人、蟋蟀横眼睛代人、筷子横眼睛代人的演化过程，勾勒出了华夏人类从猿到人的独自进化和发展系统，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华夏人类起源的全过程。而且，从贾湖契刻符“文字”、大汶口刻画符“文字”、三星堆“图画文字”到今仍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的汉字和彝文，八千多年文字的这种不间断传承特性，也就意味着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思想传承有序，并成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物证。众所周知，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的进步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的全过程。华夏民族从250万年前的“东方人”的旧石器早期到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终于走出了狩猎、采集的最古老的文化时代，而进入发明农业、畜牧业、制陶业乃至祭祀、占卜等先进文化的时代，并在距今15000年左右形成了用以表达人类生存的柿子滩岩画文化、8000年左右的口传文学《乐治》（洛书）和用于占卜、表达权力的贾湖契刻符“文字”，从而奠定了华夏早期文明的概念体系，其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是文明诞生的基础，是人能够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动力所在。”[80]所以，《阿细的先基》不仅仅是研究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范式，而且也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一个范本。我们知道考古学要研究“人”这种“万物之灵”是从哪里来的？而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世上的几代人》恰好以口传文学的形式、以可考的神话传说回答了这个问题。
俄罗斯阿托利•杰烈维扬科院士认为：“考古学的伟大之处在于研究史前人类历史。……为了可靠地发现一些重要的事实，也就是人类生命的各个阶段，多学科研究是必要的。”[81]《阿细的先基》作为叙述华夏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初期以前的历史，我们将这一史前口传文学的史诗从考古学、民族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和基因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与考古成果和历史文献、民间传说等大背景一致的结果，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人’从距今200万年以来就是自己演化而来的，并创造了源远流长的远古文化。”[82]因此，从考古学和共同体的视角来解读华夏人类的口传史诗和传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是贯彻“两个结合”的具体体现，华夏人类的口传史诗和传说是华夏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人类历史的生动写照，将“口传史诗和传说”同考古学和多学科研究成果相结合，就能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真实、更加贴近历史、更加有底气，更有利于提升华夏民族的文化自信，铸牢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就能够解决华夏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很少从华夏民族整体形成和演变进程的高度、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来解读各群体之间交往的各个具体事件。”[83]的问题。同时，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作为诞生在新石器时期的口头文学，其以可考的神话传说，为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提供了一个范式[84]。
附图1 柿子滩岩画摹本
附注：柿子滩岩画考释
附图1为柿子滩岩画摹本[38]，其中有两幅图。
图❶双臂平举，屈肘向上，躯干丰满，袋状乳房向两侧下垂，双腿张开，下腹部有一圆孔的裸体戴冠女性人物，人物的头顶部和下身底部分别分布有7个和6个小圆点。头顶的7个小圆点，“图语”意为“子孙如繁星一样多”。彝语曰“星星”为[zɑːrɔ:]，常与“子[rɔ:]”类比；人物下身底部分布的6个小圆点表示的是生子，也是古彝文字“ ”，即“破出”和“出生”之意[85]。戴冠的女性就是“女祖”或“女王”，图❶的“图语”意为“女祖生子，如繁星成千上万。”田海先生也认为这幅画“反映出柿子滩远古人类生殖崇拜、母性崇拜。”[86]即图❶为“女祖”生子图。
图❷比较复杂，有些令人费解，实际上这是一幅由三部分组成的叙述性“图语”：
第一部分，左边图符为“母马鹿上骑着一位女王”（从赵静芳的《柿子滩遗址S12地点发现综述》一文得知，该地区所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有牛和鹿的情况，因此可确定为母马鹿，田海先生也认为是“母鹿”[86]，古彝语曰“鹿”和“马”没有严格区分），即寓意为“女祖”。马鹿上的图符“ ”是大汶口大口尊上的“王”字符[87]的女性化字符（有头饰），即为古彝文字“女王”。彝语中“马”、“母”、“王”相近，在彝文中通常假借，因而骑在马上的“女王”就是“女祖”（战国后演化为女娲的原型）。现在彝族民间还会说“这个女娃将来肯定是骑在马上的”，其原始含义为“这个女孩将来肯定会成为女王”。
第二部分，中间图符为马的前肢捧着一个婴儿，下有10个点，其排列上横有4点，中横有4点，下横中有2点，上、中横点分别为“千”，“千”再加下横1点为“万”，即意为“千千万万”，“女祖送子千千万万”。
第三部分，右边图符为“一对男女”，即为古彝文字“配偶”或“夫妻”，“夫”伸出双手接住“女祖”捧着的婴儿。这一部分“图语”，可释读为“喜得贵子”。
图❷ 即意为“女祖送子千千万万，人类生生不息。”
综合两幅岩画可以解读为：“女祖生子送子图”或“祈子图”，因而柿子滩即称为“女祖送子之地”或“男女祈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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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5卷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