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在梦里听见一种声音。
它从很远的地方来，贴着地面，像初春时节山涧解冻的流水，又像深夜火塘里柴薪偶尔爆开的脆响。这声音没有具体的词句，只是一种温润的、持续的调子，萦绕在耳畔，带着我熟悉无比的体温与气息。可每当我试图凝神去捕捉，它便悄然退去，只留下满室的寂静，和一种莫名的、挥之不去的怅惘。
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我的母语，是彝语，是我生命最初学会的、却正在渐渐变得陌生的声音。
我的童年，是在两种语言的夹缝里度过的。在城镇的学校里，我说着流利的汉语，用它朗读课文，与同学嬉闹，应付一场又一场考试。汉语像一件得体的外衣，让我顺利地融入了那个更广阔、更“现代”的世界。可每当假期回到大山深处的老家，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当祖母用她那含混着泥土与烟火气息的彝语呼唤我的彝语名字时，那件“外衣”便仿佛瞬间脱落。炉火的光映在祖母布满皱纹的脸上，她的话语像一首古老的歌谣，那些音节短促、有力，有时又婉转曲折，描述着山神的传说、家族的谱系、节气与农事的秘密。在那样的话语里，我仿佛不再是那个穿着校服、心事重重的少年，而是重新变回了那个光着脚丫、在荞麦田埂上奔跑的彝族孩子。
可这种“回去”的感觉，一年比一年艰难。起初，我只是偶尔需要停顿，搜肠刮肚地想一个被遗忘的词汇。后来，我发现自己需要用汉语的句式在脑海里先组织一遍，才能结结巴巴地转换成彝语说出来。再后来，我惊恐地意识到，当长辈们用纯正的彝语谈论着一些深邃的话题时，我竟只能听懂一个大概，那些精妙的比喻、那些承载着独特宇宙观的词汇，于我，已成了一片模糊的回响。我的舌头，仿佛被另一种语言驯化了，当它试图再次触碰母语的音节时，变得如此笨拙、僵硬，甚至带着一丝羞赧。
这是一种奇异的断裂感。仿佛灵魂的一部分被悄然抽走，却不觉得疼痛，只是空落落的。我像一个站在自家门外的客人，能透过窗户看见里面的温暖与光亮，却找不到那把能打开门锁的钥匙。那把钥匙，就是流畅、自然、从心底流淌而出的母语。
前年冬天，家族里一位最年长的、被誉为“活字典”的舅公去世了。奔丧的队伍蜿蜒在山路上。仪式由毕摩主持，那是我们民族与天地、祖灵对话的智者。在肃穆的祭场，毕摩吟诵起送魂的经卷。那是一种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古彝语，声音苍凉、古朴，时而高亢入云，时而低沉如大地深处的叹息。我听不懂任何一个词，但奇怪的是，那声音的旋律、那起承转合的节奏，却像一把重锤，一下下敲击在我的胸口。一股热流毫无征兆地涌上眼眶。身旁的族人们，无论老少，都面容悲戚而庄重，他们显然听懂了，他们的悲伤与那古老的吟诵共振着。
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恐慌。我意识到，舅公带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生命，还有一整个由特定语词、音调所构筑的世界。毕摩的经文，是一条通往祖灵之路，而我，以及许多像我一样的人，却已经买不起通往那条路的“票”了。我们失去了“听”懂的能力，也正在失去“说”出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语言的流失，这是一种文明的“声纹”在集体记忆中的淡去。
什么是“声纹”？那是每个人、每个族群独特的声音印记。汉语的声纹，是方块字构筑的恢弘殿堂，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是“杏花春雨江南”的婉约。而我们彝语的声纹呢？它或许是大凉山褶皱里蜿蜒的山路，是火把节之夜照亮天际的烈焰，是披毡上日月星辰的纹样，是口耳相传的史诗《勒俄特依》中，关于生命、迁徙、战争与信仰的全部密码。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当我们用彝语说“山”时，它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可能包含着“祖先的骨骼”、“神灵的居所”这样的文化层积。当我们用彝语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时，那名字里可能镌刻着出生的时辰、家族的期望、乃至一段古老的祝祷。
放弃了这种声纹，我们便成了文化上的“无面者”。我们或许能凭借汉语在外面的世界获得成功与认可，但我们灵魂的底色，却因此而变得模糊。我们失去了用最精准、最富情感的方式，向我们的孩子描述祖辈如何看天象、如何敬山水、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歌唱爱情与生命的能力。我们斩断了连接自身文明源头的、最直接的那根脐带。
我知道，呼吁在今日重拾彝语，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高速流动的时代，汉语作为通用语，是求学、工作、发展的必需工具，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无需抗拒。我们并非要退回到一个封闭的天地，去做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者”。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学汉语”，而在于“能不能同时留住彝语”。我们能否在拥有通往世界钥匙的同时，也不弄丢回家的地图？
这需要的，不是一种悲壮的、口号式的抵抗，而是一种温柔的、日复一日的坚持。它应该从最小的单元——家庭开始。请让我们，从今天起，试着用彝语呼唤孩子的名字。当炊烟升起，围坐餐桌时，请父母们放下手机，用母语聊聊一天的劳作，说说田里的庄稼，讲讲那些老掉牙却百听不厌的民间故事。不要因为孩子用汉语回答而责备他们，只需用更温柔、更坚定的母语回应。让家，重新成为母语最初的、也是最温暖的孵化器。
在社区里，那些会唱古老歌谣的老人，他们是活的宝藏。我们是否可以组织一些小范围的、非正式的聚会，请他们来教年轻一代唱“阿依阿芝”、“阿莫莫尼”？不是在华丽的舞台上，就是在村头的大树下，在谁家的火塘边。让歌声重新响起，让年轻的身体在节奏中感受祖先的欢愉与忧伤。那些嫁到我们彝家的媳妇，那些从外地回来的游子，让我们用耐心与欢迎，帮助他们学习、融入这方土地的声音。
而对于我自己，对于每一个意识到这种流失的同胞而言，这是一场自我的“寻声”之旅。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彝语的录音、歌曲，在通勤的路上听一听，哪怕听不懂，也让那熟悉的旋律洗洗耳朵。我们可以找一些用彝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哪怕是翻译版），去了解我们的先人如何用这种语言思考。更重要的是，鼓起勇气，克服那点可笑的“害羞”，主动用彝语向长辈问好，哪怕只是只言片语。每一次开口，都是一次对遗忘的抵抗，都是一次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我依然会做那个梦，梦见那温润的、来自大地深处的声流。但我不再只是被动地怅惘。我知道，那声音并非完全消失，它只是在我和许多同辈人的血脉里沉睡了。它需要被唤醒。而唤醒它的，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每一个清晨，我们用母语对家人说出的第一声“早安”；是每一个黄昏，孩子学会用母语说出的第一句“我回来了”。
让我们共同努力，不要让彝语，最终只成为博物馆玻璃柜里的一套注音符号，一份需要被“保护”和“研究”的遗产。让它活着，活在炊烟里，活在田垄上，活在情人的絮语中，活在孩子的笑声里。让这条承载着我们民族灵魂的声之河，不要断流。愿我们的后代，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他们想倾听自己来自何方时，只需轻轻闭上眼，便能清晰地听到，那来自祖先的、永不停息的、宏大的回响。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时间的洪流中，为自己留下的、最独特也最珍贵的声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