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格：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现为上海市政协《联合时报》社、《浦江纵横》杂志主任记者。媒体人物专栏资深撰稿人。定期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栏目、《新民晚报》“封面故事\x{2022}人生”栏目撰写人物稿件。定期为《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撰写散文。2003年3月，杨格当选上海市静安区第十一届政协常委；2003年9月，杨格成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
-血脉-
门铃响了，送快递的人奔跑着上来，递给我一包东西，然后返身下楼。包裹是从贵阳寄来的。我小心的剪开包装，竟然是一本书，是我舅舅所著，书名《李仲群传》。李仲群，我的外公。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外公的威望是最高的。我幸运我是这个血脉的一支，秉承着外公的理念一直持续至今。
毕节是我的祖籍之地，我去的不多，但外公的事迹耳有所闻。舅舅的书梳理了外公的人生轨迹：1931年，外公创办毕节第一所中学，赞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支持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并在校首招女学生，实行男女合校，开风气之先，学校被誉为“毕节当时的革命发源地”和“共产党的大本营”。该校提倡学生自治，按新课程教学，受到社会好评。1933年，聘请进步青年秦天真、邱在先等人到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天真等成为贵州省的领导人）。1947年，外公接办毕节私立弘毅中学任校长，以“求实、民主、自治”为办学方针，深受师生拥护。学校不接受国民党、三青团员入学，也不准学生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并驱逐混到校内的国民党特务，这让国民党反动当局所不容，外公几至生命不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公曾任毕节中学校长、毕节一中校长、毕节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毕节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民代表等职，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公被罚扫校园、厕所，时常被抓去开批斗会、写检查，说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国民党特务在毕节特务外围的大头目”。外公那时也是近77岁的老人了，这些批斗使他的身体遭受重创。舅舅在书里记叙了外公生命的最后一刻：“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以泪洗面。7天之后，仲群的生命也到了尽头，就在他过世前的前两天，因为解大便吃力，用力过头，导致人中萎缩，下唇增厚，坐在便盆上闭目无神，萎靡不振。16日一早，他的好友刘新基（毕节名中医）来给他诊脉，当即做出诊断：‘已经不行了，准备后事。’于是，就把他安排在外间的单人床上躺下，他还不停地念叨：‘我还不到那一步，我还要出去游呢。’侍奉在他身边的亲人就是他的小儿和儿媳。为了让他在外地的子女能够见他最后一面，学校校医弄来了细胞色素给他输液，希望能尽量延续一下他的生命。傍晚时分，有亲友来探视他，他神志还清醒，还能叫得出人家的名字来，没有一丝痛苦。入夜，他逐渐昏迷，双目已不能睁开，呼吸越益微弱。11时40分，一声轻微的咳嗽，痰上喉头，仲群永远停止了呼吸。”
我已经没有关于外公的记忆，小时候，姐姐是从贵阳送到外公外婆处带大的，而我是送到水城奶奶处带大。直到要读书了，父母才将我们接回贵阳。但我经常听父亲讲述外公，外公到省里开会，父亲去看望他，外公就牵着父亲的手，介绍给他的老友。父亲到毕节开会，也去看望外公，晚上有蚊子，父亲帮助点着蚊香。父亲对外公非常尊重。
有一年，我带着儿子回贵阳探亲，姐姐一家也从广州过来。我们应舅舅之邀去毕节。原本要一天的路程，我们坐了两小时车就到毕节了。可见毕节变化之大。到达后，舅舅带着我们一行人去外婆的墓前扫墓。我看着浩浩荡荡的李家后代，感慨外公血脉也浸透在他们心中，这个家族会越来越旺盛。之后，舅舅又单独带着我和儿子去外公墓前祭拜。那天一大早，天雾沉沉的，吻合我们沉痛的心情。就是埋葬在这里的外公，成为一个家族的骄傲。舅舅在书中写道：“外公追悼会这天，大雪纷飞，人们顶着飞扬的雪花，顶着凛冽的寒风，汇聚到一中礼堂，来参加老校长的追悼会。……追悼会之后，一部分人又在飞扬的雪花中送仲群上山。担任抬棺的桂花村村民表示，尽管到墓地有4至5公里的路程，途中还要经过响水滩大坡，他们也不借助运输工具的帮助一定要用肩膀将老人家抬上山。在经过响水滩陡坡时，仲群的家属、朋友也争着与抬棺人换肩，他们虽然不专业，但努力协调步伐，齐呼着号子，一步一步往上走……到了职工陵园，由于坡陡，积雪过膝，大家前拉后推，七手八脚，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中跋涉。经过大家齐心合力，终于把老校长送到了墓地，让他老人家永远的安息了。”
外公走了，但他的精神不灭。
家族除外，外公曾经创办的毕节一中的老师们也怀念这位老校长。时任毕节市教育局副局长、毕节一中党委书记胡清珍在撰写的文章中写道：“网上查看毕节一中相关资料，在厚重的历史画卷中，毕节一中的根和魂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特别是学校创办人李仲群老校长的形象愈来愈高大，让我久久仰视心中的教育圣贤。来到毕节学院‘仲群楼’‘弘毅楼’，感到格外亲切，这是毕节一中、毕节学院两兄弟身上流淌的相同血脉。”现在，毕节一中新校址建有一条仲群路。毕节一中还把外公办学思想制作成条幅张贴出来，条幅上书：一、以诚待人，团结互相；二、己立立人，师作表率；三、廉洁办学，不谋私利；四、激发兴趣，持续热情；五、教者生动有趣，学者主动积极，课堂气氛活跃；六、开展课外助学活动，推动身心健康发展。
外公的办学思想至今仍然有积极的作用。
今年清明，我的弟弟一家跟着舅舅一家去毕节为外公、外婆扫墓，血脉的传承穿过久远时光依然在后人的心里流淌。
现在，这个家族的人基本都到贵阳生活了，唯一留在毕节一中的是舅舅的二女儿。不管在贵阳，还是在毕节，甚至广州、上海、深圳，外公的精神使终萦绕在我们心间。
辛苦舅舅，花了好几年时间，把外公的故事呈现出来，留给我们一笔精神财富。
（2017年8月18日）
-父亲走了-
父亲走了，我久久难以相信。
在医院重症观察室，姐姐、弟弟、弟媳和一些亲戚轮流照顾父亲。我们都期待着父亲能挺过病痛，再一次站起来。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我从上海飞抵贵阳，直接去医院看望父亲，这是今年3月25日下午。见到父亲，我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顶，父亲伸出右手握住我的左手，我赶紧用右手握住父亲的右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握手。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今天特别累”。
26日，一天阴雨绵绵，母亲站在窗前看外面的雨景，我知道母亲想去医院看望父亲，但我不敢带她去，她骨质疏松严重，一不小心就会出意外。前些天，弟弟开车接母亲看望过父亲，所以我想过了26日，天气好了再带母亲去医院，我万万没有想到26日会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
死神在27日凌晨2点接走了父亲，姐姐、弟弟他们目睹了整个过程。泪水模糊了他们的双眼，悲痛令他们伤心欲绝。
父亲在他82岁这年走完了他的人生。在家中的日历本上，父亲在6月1日那页上写了“生日”两个字。父亲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是哪一天，所以选了六一儿童节，和孩子们一起过生日。每年，弟弟一家都来给父亲过生日。小孙女还给爷爷戴上纸帽子，像圣诞老人。但今年，他没有等到生日的来临，自从去了医院就没有再回家。弟媳回忆说，父亲问她有没有钱，给他一点，他要坐公交回家。
家，没有等到男主人归来。父亲40多岁生病后，就一直在家，他忍着病痛写了札记，写了他的父亲、母亲，写了他自己的经历。父亲走路很慢，在家里如一个忍者，静静的做家务。 他坚持看新闻，看凤凰卫视。“我们的领导人看看这些客观的事实，会对国家治理有好处的。”他对我说。就在这个家里，父亲慢慢听不见了，他靠电视上表明的文字看内容；再慢慢地，他的眼睛也看不清电视上的字，他就看画面了解大意。无论经受各种疾病的折磨，父亲始终保持乐观。姐姐（姐姐在广州）和我基本春节都回去，就是回到这个家里。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已经把床单、被子都铺好了，怕我们冷，还铺了电热毯。父亲细致到关照我们临睡前一定要关闭电热毯。我们用过的盆，父亲也标明记号，便于我们使用。有一年春节，我返回上海时，父亲煮了4个鸡蛋让我路上吃。
这就是父亲在医院病榻上还期冀着回去的家。
往昔如昨，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浮现脑际。
父亲喜欢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给我们讲故事，如孙膑与庞涓的故事、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的故事、越王勾践的故事，还有《水浒传》等等。除了讲故事，他还喜欢带着姐姐和我翻越一座小山到另外的区去买菜，通过爬山锻炼我们的意志。
我对父亲记忆最深的是：写作文。父亲认为姐姐作文写得好，我的却是流水账。于是，每次写作文，父亲都要亲自修改。修改完了，再让我抄一遍。无论多晚，父亲都会陪着我完成抄写。有一次，父亲出差，我得自己完成写作文的任务，没有父亲把关，我心里没有底。母亲、姐姐都睡了，只有我自己思考怎么写。等我写完，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把作文交了，但内心里很忐忑。父亲出差回来，询问我写作文一事，我如实告诉父亲我的构思，父亲很高兴，认为我有进步。
语文老师的习惯是把写得好的作文本放在前面，我发现我的作文本在前面，内心高兴不已。回到家向父亲报喜，父亲也非常高兴。从这以后，父亲没有再修改我的作文，让我自己思考。
久远往事已经成为记忆。
看着躺在花丛中的父亲，我久久凝视。30多年与病魔抗争，这需要怎样的坚强意志，父亲做到了。父亲一生就想做一名大学老师，但组织上安排他做行政工作。从政20年后，他如愿做了大学老师，可这时他患上疾病，无法上课。这个家，印记着他的无奈和不甘。最后，他把无奈与不甘化成动力，留下了厚厚的札记。
这些札记我们每个子女都有一份，这是父亲给我们的家族宝藏。
父亲走了，他的骨灰盒落葬在一座墓林山上，每年的清明，我们会遥遥地祭奠父亲。
母亲没有再回这个家，弟弟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后来姐姐、姐夫把母亲接到了广州。母亲随身带着父亲的照片，只要一看照片，母亲就会伤心落泪。
是的，我们的伤悲会留存在心里。
（2016年11月11日）
-记忆中的底片-
搀扶着母亲，我们朝三宿舍走去。那是我们一家住过的地方，我童年、少年的印记都刻在那个家的氛围里。父母一直都住在贵州师大，搬迁3次，最后在校园最好的地段安居至今。几十年中，校园不断有新楼拔起，所剩的老楼已经不多，三宿舍幸运留存。遗憾的是，它前面的树林没有了，那片绿荫成为我记忆中的底片，始终不褪色——多少童趣凝聚其中啊！
三宿舍垂垂老也。我们走进一楼，从西头可以一直看到东头，这是学生宿舍的格局。通道很黑，与我们所住时不同，通道里没有煤炉、杂物，这是我们搬离后学校为每户搭建了煤卫所致。一个中年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正好听我在说：“这么旧的楼还有人住吗？”他好奇地打量我们，母亲赶紧解释：“我们在这里住过，孩子来看看小时候的家。”男子显然被触动，一边开自家的门，一边回应：“是，现在还有人住。”我从他打开门的一刹那朝里张望，看到一个普通的家境呈现。男子关上了门。
我们走到了东头，母亲上楼已经不便，我独自踏上二楼，楼梯已经由我们所住时的木楼改成了水泥铺设。我站在二楼东头的最后两间屋前，一一摄下它们现在的情形，而我心里，还原的是它们旧日的面貌：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吃饭、日常生活的房间。过道被利用起来，成为厨房。那时没有拍照的意识，尽管是我们如此重要的生活之地，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其实，离开家乡的20多年中，大部分的春节我都是回来度过的。每一次，我都要去三宿舍看看，当年的邻居已经如同我们一家，搬离了此处。可能是我对三宿舍一直坚持的记忆，冥冥中感动上苍，它给了机遇让我们与往日的邻居相遇。
第一个遇到的是三石。三石还有一个弟弟遥遥，兄弟俩长得很帅。在校园门口，三石唤着我们的小名，尤其叫我“格格”，贵阳话的“格格”和普通话不一样，三石唤着，那份大哥般的亲切和友好令我感动。“你的关节好了吗？”三石关心地询问，他竟然记得我小时候的病状，夏天还需要戴着护膝。“我听你爸爸说，你去北京读书后，关节自然好了。到上海，就更加没有复发了。”我没有想到，留在三石记忆中的底片是关于我关节生病的细节。而我记忆中的三石还是年轻的样子，“上山下乡”之前，他到我家，与父亲长谈了很久，父亲鼓励他好好锻炼，三石是父亲眼里一个有抱负的青年。
三石一直在这所校园里工作，尽管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不显赫，不发达，平凡而普通，岁月的痕迹也无情的显现了他的些许苍老，但我记忆中的三石依旧英俊、洒脱。
与邻居穆阿姨迎面而过，姐姐叫住了她。她记得姐姐，但已经不认识我了。待姐姐说明，她高兴地与我们攀谈。穆阿姨70出头，但没有老人的垂暮，一如往昔，着装讲究、得体。她的先生姓刘，曾经玩笑般形容我们姐弟三人“杨植杨格逗杨钟”，此语像广告般在校园传播，成了我们姐弟的概括——因为弟弟比我们小六、七岁，我们经常逗着他玩。穆阿姨家两个孩子也都离开贵阳，远去广州、深圳，他们老夫妻如同候鸟，冬天到儿女处住上半年，夏天回到贵阳避暑。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印象深的是他们的侄女周慧，她正好从同仁到贵阳读书，寄住在穆阿姨家。唐山大地震那年，周慧母亲正好出差到此，不幸遇难。没有周慧母亲的遇难，唐山大地震不会深刻的印记在我的脑海。那时，几乎每一刻我们都在等待周慧母亲的信息，不相信她真的会遭遇不测。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绝望的周慧终于明白她已经失去母亲。更不幸的是，周慧母亲的遗体没有找到。她和无数丧身者一起，成为唐山土地里永远的灵魂。
三宿舍里，承载了一个本来应该远离灾难的悲剧。
阿玲是姐姐的同学，也是我们在三宿舍的邻居。那天相遇，在校园的路上，她两手拎着大包小包的菜。姐姐与她聊天的时候，我站在边上不禁回想起小时候的一次“战斗”。姐姐与阿玲发生口角，扭打起来，阿玲母亲竟然一脚踹到姐姐肚子上，姐姐疼痛得蹲了下去，我一时怒气冲天，跳起来冲着阿玲母亲就是一耳光。此情正好被路过的父母同事看到，立马上来劝架，我的“勇猛”名声由此“鹊起”。这个举动是记忆中我如同男孩般的写照。往事久远，姐姐与阿玲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
与三位三宿舍邻居的相遇，如那深色底片，是一种沉淀而属于珍藏心里的内容了。
-鼓里的生命——看杨丽萍《云南的响声》有感-
一个偶然的机会，舞蹈家杨丽萍看到了一种鼓。那是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时代，人们用纯手工制造的巨型乐器，最大的有3米多高，四条汉子也抬不动！那是鼓的祖先！是鼓的化石！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收集这些流浪在外的鼓。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用牛拖马拉，把几十面大鼓从中缅边界热带雨林的许多原始部落里，拉了回来！堆放在一起，变成了一片鼓的森林。于是，她有了创作《云南的响声》的灵感。
寻找这些鼓，杨丽萍花了9个月的时间。云南人把鼓做得和大象的腿一个模样，这和遥远的非洲大陆的鼓的形成是不谋而合的。鼓一个一个而至。去年11月，《云南的响声》拉开排练大幕。今年5月在昆明首演。
6月4日，上海大剧院大厅，这些鼓中的小部分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吸引观众视线。一张说明上写道：“我们常见的鼓，鼓桶是用一条一条拼解，粘连制作而成。而这些鼓桶，则是用树龄上千年的大树，整体挖凿雕制出来的。具体制作的工艺尚不清楚。”观众先看了鼓，然后入席看《云南的响声》。
鼓里的生命是《云南的响声》的魂！
在云南人口死亡率很高的历史岁月里，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部落里的人要打着鼓，载歌载舞地为女人“催生”。女人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会给整个部落带来灾难，就像不能让田地荒着不长庄稼一样，男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女人的肚子空着。杨丽萍演绎这个生孩子的女人。序·胎音：“那一月，我转动所有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平安喜乐。”舞台上，表演者将出家人吃饭的家私“钵”，当成一种乐器！鼓的声音里有了神的音韵。这是一种首创。钵发出的声音，是人和人，神和人，心和心的共鸣之声。是每一个新生命在母腹内发出的胎音。杨丽萍在一个大鼓上辗转反侧，苦痛、挣扎着护着肚子，等待小生命降临。大鼓四周是各种形状的鼓，人们敲击着鼓的节奏，等节奏里的那一声啼哭！
第一场·催生：“曾经岁月里，女人生孩子，如过鬼门关，生死未卜。所以，民间歌谣有道：人生人吓死人，娘奔死儿奔生。每当这个催生时刻，全村人都当击鼓为孕妇助威使力。”舞蹈中，一个女人沿着鼓铺成的路，走上祭坛，踯躅在阴阳两界之间……这个女人就是杨丽萍！女婴降生了，母亲去了天国。
从网上的各种资料中看到，杨丽萍有过做母亲的愿望。但医生的结论是：女性脂肪必须在22%以上才可能生育。杨丽萍为了舞蹈长期节食，达不到生育的标准。如果选择生育，她必须增肥，这样预示中舞蹈生命的结束。她放弃了做母亲的念头。这个决定几乎危及她的婚姻。采访她时，我直截了当提出她扮演催生是否想表达做母亲的情结和遗憾，她笑答没有，说：“民间就有着这样的习俗，我跳舞只是好玩。和我的付出没有关系。”她的回答令我心里十分震惊。我无法确定她的回答是否真实。
艺术家最在乎心灵深处的东西。作为女性，面对放弃一个永远不能再有的愿望，心里一定苦痛过的。所以，她的洒脱一下堵截了我询问的思路。边上一个男子仿佛希望结束这个话题，诚恳的感谢着我，让我停止询问，“我们还有事，今天就到这里吧！”他说。
回到演出中。最后一场是“喝醉了的鼓”。“似醉而非醉之时，男人的状态最佳，女人的状态最美，男人和女人发出的响声最动听。……在鼓的森林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得差不多了。酒喝到出现幻觉的时候，鼓打到忘我的境界，突然一声呐喊，全场安静下来。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似乎是那位逝去母亲的声音！在蒙眬的醉意中，人们仿佛看到了阴阳相隔的母亲和她的女儿共舞。”杨丽萍出场了，演绎那位逝去的母亲，母女在鼓声中舞蹈，长长的头发甩动着。女儿也穿着与母亲一样的蓝色衣服，预示着生命的延续！
就生命过程展示，杨丽萍出现了两次 ——在鼓声中生完女儿后离世；又以灵魂再现的方式与女儿在鼓声中共舞。《云南的响声》传达给观众的还有很多，如：云南的每一片叶子都会跳舞，每一个石头都会唱歌，蝴蝶拍翅膀的声音都是节奏，谷子拔节的声音都是旋律。演员们惊人的创造力、表现力，连杨丽萍都很震惊。千百年来，人们顺手拔一根竹子，挖一个孔就可以吹奏；随便摘一片树叶，两手一搓，就是一个吹管，吹完就扔了。许多乐器都是在田边地头就地取材，随手制作，即兴创造。植物的根、茎、枝、叶、花、果实、种子，甚至手里的镰刀、锄头，家里的坛坛罐罐，石磨水车，凡是能发出声音来的东西，都有可能变成乐器。
这就是《云南的响声》！
杨丽萍还有一段舞：牛铃舞。权且把它作为一个力量的表达吧！连牛铃都可以响出音乐的声音，可见杨丽萍是把云南能挖掘出来的声音都展示出来了。遗憾的是，如果在这个舞蹈中，杨丽萍能够即兴引导演员群舞，全场观众一定会在节奏中兴奋的舞动，首创一个灵性般民族舞的互动场面！把剧院也当成田间、树林，让大城市的人们放松一把，学几个杨丽萍柔润、柔软的动作，如同练了一招瑜伽。
这也是生命中需要的沉静和沉淀。就像那些鼓，从“文化大革命”后被废弃直至杨丽萍找回来重新赋予生命，也正是沉淀后的一种灿烂啊！
所以，撇开杨丽萍个人情愫，观众应该是要感谢她的：2004年推出的《云南印象》，云南已经修专门的剧场，长期演出；2007年与容中尔甲推出的《藏谜》，九寨沟也修建专门剧场长期演出。对杨丽萍而言，这是一种最大的认同和安慰！和《云南印象》不同的是，《云南的响声》在排练中已经被订购了50场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