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盘曲的，绕着山，仿佛没有尽头。车窗外的景致，从稠密的市井渐渐疏朗，变成一片莽莽苍苍的绿。山是沉默的，一层叠着一层，直铺到天边。那绿也不是温润的绿，带着些苍黛的、倔强的意味，像是被千百年的风雨洗过，又被太阳狠狠地晒过，于是颜色里便沉淀下一种沉郁的力。我的心，也随着这盘山的道，一圈圈地拧着，说不上是期盼，还是惶惑。
终于，那建筑出现在了眼前。它并不张扬，甚至有些过于谦抑了，就那样依着山势，静静地卧在泸山的一片浓荫里。青灰色的屋顶，素净的墙面，没有飞檐斗拱的华丽，只凭着几道简洁的、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一个庄重的轮廓。它不像有些博物馆，急着要向人诉说自己的渊博；它只是在那儿，像一个缄默的老人，守着一段不愿被惊扰的旧梦。
我走了进去。外间的喧嚣，仿佛被一道无形的门帘隔绝了。一股森然的、带着泥土与陈旧木料气息的凉意，立刻包裹了我。光线是幽暗的，只从高处的窗子透进几束，光里有细小的尘埃无声地飞舞。我的脚步不由得放轻了，仿佛怕惊动了什么。
然后……我便看见了它们——那一条条、一圈圈，在幽暗的射灯下闪着冷峻青光的铁链。它们就那样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盘曲着，像沉睡的毒蛇。有的环扣粗重，上面凝着斑驳的暗红色，是血，还是锈？我分不清。我仿佛能听见它们当年相击的锒铛之声，那声音不尖锐，却是沉闷的，一下下，敲在人的骨头上。链子的一端，有时会连着一个同样铁铸的、更为精巧而残忍的物件——颈枷，或是脚镣。那颈枷的开口，恰好容下一个成年人的脖颈，内缘是磨得光滑了的，想来是无数次的挣扎与摩擦所致。我站在那儿，动弹不得。这冰冷的、无言的铁，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控诉都更有力。它不言不语，却将“奴”这个字，具象成一种可以触摸的沉重，一种可以听见的桎梏。
我的目光从这铁的青光里移开，落在一旁几件日常的物事上。一只粗糙的木碗，边沿有着深深的缺口；一件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瓦拉，羊毛板结，硬得像一块泥土。我忽然想，当年使用它们的那个人，他有过怎样的晨昏？是在哪一个清晨，他戴着这铁链，用这只破碗接过一碗清薄的荞麦糊？又是在哪一个寒夜，他裹着这件千疮百孔的瓦拉，蜷缩在羊圈的一角，望着天上同样清冷的、属于自由人的星星？
这思绪引着我，走到了一幅巨大的、黑白的照片前。照片已经泛黄，边缘卷曲，像一片枯萎的秋叶。上面是一个孩子，赤着上身，肋骨一根根清晰地凸出来，像风雨侵蚀过的山崖。他的眼睛出奇地大，深深地凹陷下去，那里面没有孩童应有的光彩，只有一片茫然的、近乎麻木的空洞。他就那样望着镜头，或者说，是望着镜头这边的我，这隔了数十载光阴的后来者。我与他默默地对视着，周遭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我仿佛能穿透这层脆弱的相纸，触到他那瘦削的、微微颤抖的肩胛。那不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那是一个曾经活过的、会痛会饿的生命。历史的洪流是由无数宏大的叙事组成的，但真正刺穿人心的，往往是这样一个无名者凝固了的瞬间。
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小时候，听外婆哼过的歌谣。那调子是苍凉的，在山谷间能传得很远很远。歌词早已模糊了，只记得那种无边无际的、仿佛与生俱来的哀愁。那时我不懂，只觉得好听。此刻，站在这照片前，那模糊的调子忽然无比清晰地在我心里响了起来。原来，那哀愁的根，深植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之中。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从那些照片与实物前走开，踱到一扇窗前。窗外，是泸山蓊郁的林木，再远处，是阳光下的邛海，一片碎金似的，闪闪地漾着。有几个穿着鲜艳现代服装的游人，正笑着从山道上走过。那笑声隔着玻璃，显得遥远而不真切。这一窗之隔，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血与泪凝成的、铁一般沉重的昨日；一个是明晃晃的、流动着的、充满了生之喧嚷的今天。这转变，是何等样的天翻地覆！我们今日得以站在这阳光下，轻松地谈论着传统与风俗，是因为有无数的人，用他们的血与骨，填平了那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离开的时候，已是日影西斜。夕阳的光，给博物馆的青瓦涂上了一层温暖的、金红的色泽，它看上去不再那么冷峻，反倒像一位卸下了重担的长者，沐在光里，安详而沉静。
我一步步走下石阶，走向那片属于现世的热闹。风迎面吹来，是暖的。可我清楚地知道，有些东西，从此不同了。那铁的冷，那照片里眼神的空，已经像一枚烙印，深深地、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头里。它不再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一个必须履行的义务；它成了我的一部分，成了我回望来路时，一个永远沉甸甸的、无法绕行的坐标。作为一个彝人，你终须来这里一次，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认领一段你不曾亲身经历，却与你血脉相连的记忆。从这里走出去，你的脚步，才会真正地，落在这片土地的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