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牧经济的发展
普安青山、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等彝族先民分布的地区发掘的战国晚期到西汉晚期的墓葬中，有铜釜、铁釜等金属器。说明是时活动于今贵州西部的濮、厄等氏族、部落初步发展了农业社会的经济。由父系氏族公社演化而来的彝族父系家庭奴隶制生产方式已经受到农业经济的影响。但同时其仍以游牧经济为主，择草地之优势，随畜迁徙，以畜供给生活之需。用马、牛等畜为战争工具，开疆拓土，日益扩大统治地区。约在两汉时，其扩展到今威宁、赫章、盘州市、安顺等地。中原通往西南夷地区的古道，从今宜宾而来，经朱提到益州，史称僰道。清溪路“古道”经邛都（今西昌）达益州，亦经朱提境。两路对沿线彝族先民的经济发展都有影响。远在西南夷设郡县前，西南夷和中原就已进行买卖人口、牲畜、铁器等商品流通活动。黔西北地处滇、黔、川要道，系古代民族迁徙和经济往来的大走廊。蜀郡从越嶲、朱提，经过清溪路、僰道，输入畜产马、旄牛和僰僮，滇、朱提从蜀输入铁、丝织品等生产、生活用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蜀“南御滇僰，西近邛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由此可知今六盘水、毕节等黔西北地区和巴蜀的交往早已密切，并非闭塞。
从彝文文献看，以今威宁、赫章、水城一带为主要产地的乌蒙马被卖到“北方”，通过僰道进入蜀地，可知当时黔西北彝族畜牧业的发展已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同时由于蜀地的金属器等生产工具的输入，彝族地区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农业得到较大发展。
西汉时，犍为郡的朱提县一带彝族先民居住区有了铜、金、银等矿产的发现和开采。《汉书·地理志》载，犍为郡朱提“山出银”，有采铜、银矿的历史，彝文文献里也有记载。后汉之世，据《续汉书》载，犍为属国朱提出银铜。近年在昭通出土了朱提、堂琅洗，鲁甸发现了有铁制工具的汉族墓葬，说明在汉族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彝族地区的农业发展较快。虽然西汉末年文齐为朱提属国都尉时，就“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有传入，但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广郡仍“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南广郡包括今威宁县、赫章县、镇雄县。这说明虽农业很早就存在和发展，但仍以刀耕火种的旱地农业为主，耕作技术落后，且主要生产荞麦，正如彝谚所说，“苦荞是彝区粮食的祖先”。而其畜牧经济的发达程度则引起了中央王朝的注意。自东汉以后，封建王朝在西南的统治日衰，夷帅及南中大姓势力日益膨胀，农田、矿业、牧场等皆被夷帅、大姓所占，彝族奴隶主和汉族地主相互对峙。从晋代到隋代的三至七世纪，是以两爨分立为标志的彝族奴隶主分散割据时期。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又使今云贵沿边彝族地区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同时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不平衡。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出现了停滞现象，彝族的农牧经济也没有大的发展。总的状况是，西爨白蛮地区经济发展快，东爨乌蛮地区经济发展慢。
隋唐之际，因大姓势力的逐渐统一和南诏国的崛起，包括今贵州西部在内的东爨乌蛮地区的牧业经济得到稳定发展。“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椎髻，女人披发，男女老少“皆衣牛马皮”，“酋长衣虎皮”。又说“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彝族仍不失典型的牧业民族特征。从《西南彝志》中的“四方土地被讨平”“到处征赋税”看，当时的农业也随彝族宗法奴隶制的强盛有相当的发展。
到宋代，罗甸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等彝族地区农业经济大有发展，彝族广泛与其他民族交流生产技术，定居的农业经济迅速得到巩固，已“成聚落”。同时，彝族所擅长的畜牧业也得到发展，贵州水西、乌撒等彝族赶马经罗甸南达广西，参与了以自杞、罗甸为中心的宋王朝在广西“市马”的活动，马成为彝族向外交易的主要媒介。“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声习气大抵略同。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身，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主至腰骈束麻索，以使乘马……”
上述所记卖马人的形象、服饰，与近代贵州彝族相似。当时用于交易的马数量相当可观，仅邕州一个市马区，“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马的贸易加强了彝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联系，茶、麻、酒、兽皮、毡等土特产也被贩卖到汉族聚居区。而从汉族聚居区购回的锦、盐等，又满足了彝族人民生活的需要。
至元代，中央王朝在云南、贵州彝族地区进行与征收赋役有关的户口登记、田亩登记、减租减赋、修筑路站、整兴水利、军民屯田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至元十三年（1276），在自杞国地区设普安路总管府。十五年（1278），修治乌蒙、乌撒道路。二十八年（1291），开通乌蒙水路。原罗氏鬼国地区，设亦溪不薜宣慰司。所有这些对发展彝族地区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采矿业也兴起了。
是时，畏吾儿军、回回军、蒙古军、汉军及爨僰军等在滇中、滇东北及黔西北联合起来进行军屯，荒野开辟为耕地，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屯田由镇戍军担任，其中有畏吾儿军、新附军、汉军等，其数量多少，无明文记载。从乌蒙路屯军有五千人看，亦溪不薜、于矢、乌撒地区的屯兵应当不少。贵州西部彝区由爨、僰军自备“己业田”经营。当时屯田的军户到元亡以后转为民户。元时贵州彝区的军屯遍及今北盘江、鸭池河流域的河谷和坝区。军屯使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进一步传到贵州彝区，促进了彝族地区农业的发展。自元代起，贵州彝族经济日渐转为以农业为主，以牧为辅，农牧并举的经济。同时，因土司制的兴起，彝族奴隶制逐渐转为封建领主制。
明洪武初年始，明朝统治者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云贵彝区，在贵州普里、水西、普安、乌撒等地设卫所，进行军屯，计有普安卫、普定卫、毕节卫、赤水卫、乌撒前卫、乌撒后卫、威清卫等。明代的屯田仅军屯开垦的耕地就有84000余亩。在屯军自给基础上，乌撒每年还交粮2万石、毡衫1500领，同时用茶、麻等交换的马匹数目为6500匹。这些贡赋数额超过毗邻卫屯，若以平均数推测，那么贵州彝族军屯所产的粮食总量已很惊人，由此可知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
与此同时，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马等畜产品的交易仍然在彝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带动了彝族集市贸易的发展。乌撒“子日贸易，夷人街子相遇于此贸易”。云贵边缘受云南影响，称赶场为赶街子，至今仍沿袭此称呼。定期集市的出现是农牧经济发展的结果。交换成为生产与消费的中间媒介，促进了农牧经济的发展。明末至清初时期，因战乱不断，贵州彝族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清康雍年间实行改土归流，继而实行招徕垦种之办法，“无论汉、回、夷、苗、仲，概为招抚，共得数十万户，给以耕牛谷种，俾各安业”。彝族社会的封建领主经济逐渐转为地主经济，土地买卖开始盛行。
至民国，彝族地区的地主经济普遍确立，产生了一批新兴的地主富农，领主制经济仅略有残存。彝族的地主从地域上说，以黔西、大方、毕节、盘州市等县为多，水城、威宁、赫章等县较少；从经营上说，农牧结合，坝区、河谷以农为主，多者有数百亩田土，年可收数百石租子。半高山地区农牧各半，地主一般有几十亩土地，七八十只羊，极少部分高山的地主以牧为主，养的牛、马、羊、猪成群。大地主均有私人武装。据在威宁龙街、赫章可乐、大方百纳、纳雍姑开、织金三塘、盘州市平地和水城玉舍等地的调查结果，是时地主富农约占17%，所占土地面积占65%。
按传统，因彝族地区的耕牧土地广阔，无严格界线，有畜者均可随处放牧，可耕者自由开垦，故地主和农民所占的牧场和耕地比重无从统计，但耕地多的地主，占的土地比重自然大，牧畜多的地主自然地占有好牧场和绝大部分牧场的使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彝族人民按人口分到田土，成为土地的主人。大量垦荒后，耕地渐增，粮食产量增加。同时，牧业经济也得到发展。1950年开始，农牧经济稳定发展。1958年后，因受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曾出现过长时间粮食紧缺的困难。1960年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土地大部分为“集体经营”，少部分为个体经营。这种土地经营方式难以调动彝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粮食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在半高山和高山彝族地区，“种一坡，收一锅”，亩产300至400斤，人们吃粮困难。这一时期，牧业经济也未得到充分发展，属于集体所有的牲畜存栏数很少，一个生产队不到300只绵羊、50头耕牛的现象很普遍，牲畜的商品率极低，几乎无畜牧业收入。无计划的放牧也使草场受到破坏。多数彝族农民吃粮靠供应，用钱靠救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土地荒山承包到户，牲畜评估给个人，农牧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1998年底，在盘州市、威宁、赫章、毕节等县市调查后发现，全省80%左右的彝族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尚有20%还未越过温饱线，官方统计数据中的越过温饱线比例可能高于实际情况。
第二节 高山彝区的畜牧经济
彝族从事畜牧养殖的历史极为久远。威宁自治县板底乡彝族民间表演的《撮泰吉》（变人戏）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一群只能发喉音、比手势、曲膝行走的男性原始人，在围着怀抱幼婴的女性嬉戏傻笑时，发现野牛经过，在共同奋力捉拿野牛的搏斗中，全都被野牛攻击得四处翻滚。后来，大家悄悄聚集一起，观察野牛动静，发现野牛爱吃青草，他们便用扯青草引诱的办法，协力捉住了野牛，并对其加以驯化，使野牛犁地，然后在犁好的地上播种荞子。在既减轻人的劳动强度，又获丰收的体验中，原始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于是开始虔诚地祭祀天地。
这段表演展示了彝族先民在语音、语意还不完备之时，就开始驯养和役使畜力的情形，说明彝族畜牧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盘州市彝族民间至今存留的古老舞蹈《海马舞》同样说明彝族畜牧的历史悠久。
彝语谓“畜”曰“旨”或“肘”。古往今来，彝语中用“旨”为词根组成的词有很多，如称“有财”（富裕）为“旨博”，即有牲畜就是财富；谓“钱币”曰“旨普”，意为牲畜就是钱币；婚娶中的送财礼称“旨伙”。由此可窥，古代彝族奴隶社会以畜牧为主、以畜为等价物的史实，同时也可知《史记》中关于彝族先民“随畜迁徙”的描述是有现实依据的。
《西南彝志》等彝文古籍记载，彝族布部德布氏、默部德施氏进入老祖宗发祥地的黔西北这片适宜畜牧的地方时，他们“不先建宫室，而先修畜圈；兴修的畜圈，雁翅般排列”。德施氏的牛群中，“首为祭天牛，次为祭地牛，再是祭祖牛；犁地用的牛，也在圈里牵”。在热姆哪地方祭祀始祖笃慕等先祖时，用的就是“德施祭祖牛”。
除了牛，彝族还饲养马。彝族最早的优良马种名叫“哪妥遮”。传到后来，又有生长在点苍山麓的“帕布阁”良种马。祖先笃慕从蜀地迁徙到滇东北时，骑的是实勺氏（蜀山氏）传十代之时培育的“期赤叩青马”。“六祖”分支后，笃慕的“期赤叩青马”生下一种“如振翅飞行”的“施独”骏马。恒、布、默三部的“于阿督”“纳武莫”“史堵姆”三种“最好的马种，传源于施独”。德施氏布摩（经师）额勿索，骑的马叫“撮拉依”；罗甸开国君主勿阿纳的坐骑叫“妥索补”。
最早在“妥鲁打洛”地方（“妥鲁打洛”为宇宙山峰，汉文献音译妥鲁作堂狼，为今云南东川、巧家一带）繁殖的一种“如蝮蛇昂首”般嘶鸣的骏马，源于实勺时代的“哪妥遮”马种。这种良种马是经过“显鲁瓦”地方（当在滇境）传过来的，牧于“阿哲姆者迪”（今威宁百草坪），然后经“洪鲁热启”地方（六盘水境），发展到播勒（安顺）、阿窝惹（盘州市、普安）等地。最后，在“播勒录陀溢”地方，繁殖出上战场“如獭游湖中，鱼儿不安祥；如雁掠树梢，林海万花飞”似的“神骏烈蒙能”战马。
1990年新版《黔西县志》载，元代贵州彝族聚居区是牧养国马的重要牧场之一，今沙井一带民间仍有名为“烈蒙能马”和“妥能列利马”的良马品种。
唐代，贵州彝族地区在饲马方面继承和发展先民“水要理源头，树要寻好根，马要选好亲”的经验，默部五十二世额迭德楚请善长相马的阿蒙麻告以三只金镯，向“娄娄俄勾（安顺）家，娶麻达马亲”。这种“麻达”母本与父本“妥能列利马”成亲，培育出一种“长翅膀似的，奔跑像飞行”的“能利达良马”；其又与父本“豹点子成亲”，繁殖出一种奔驰“像云里奔月，如天上流星”似的一代“豹点子青马”；再与父本“姆能鲁苏马”成亲，生育一种“伏槽不露头”，行动轻快，稳当到权爵显贵们“骑在背上历三天三夜，人马不疲劳”的又一代“姆能鲁苏马”；又与父本“洪恒查”成亲，出生一种“其毛似鸭绒”，能在“漆黑的夜晚，像白天一样，越邑又翻山”的高个头“洪恒查青马”；又与父本“烈蒙能”马种的“亨查红马”成亲，生了一种眼睛“如江水汪汪”，纵步“如麂子跳岩”，驰骋“如鱼儿跃水”的“启堵史红马”。
“启堵史”良马先传到彝族君长扯勒地（今川南），后传到乌蒙（今滇东北），而后“如鹿角分枝”，不断地发展到“多不可胜数”。“启堵史”母本与父本“乌纳吐”（黑顶白马）成亲，育出一种“神速如闪电”，奔走“脚不沾露水，蹄不染稀泥”的小形怪马。川南“白雅妥洪”地方的君长德额奋（汉文史志作德赫辉）曾用这种小怪马上阵，打败了“洛波家哈杰”。彝文文献又说，赶歌场的人，骑这种小怪马“又更加出色”。
这种小怪马母本与父本“妖星红马”成亲，产一种烈性无比的马，用几十根皮绳和竹索缠住，“拴在乔松上，六天不给草，七天不给水，才将其制服”。人们把这种烈马称作“额诺于阿尼”（通过禳解才能使用的马）。“阿哲（水西）马最多，在天地之间，谁也比不上”。但在众马之中，唯有上述七种马为上，世称“阿哲七骏马”。
“乌撒纪卧勾”家（在今威宁）的德初赫保，前往“阿哲慕卧勾”（大方）向额迭德楚“求贝乌白马”，又以千金获“阿武德乍的，姆堵宾枣骝”。乌撒宗亲笃洪杓纳，也在阿哲地方获得很多“善跑的良马”，加上乌撒地方自己培育的“布帕”骏马，便拥有“二十四骏马”，从而“建立了威荣”，使四方的贤达“都前来归附”。有两处“楚堵”（盐井）地方不从，“经攻战之后，向乌撒纳贡”。人们都说“帅主的功绩，骏马也有份”。
以上彝文文献中的记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它证明如下历史的存在：一是彝族先民驯养马的历史很早，并有一套来自实践的经验总结。二是彝族先民对杂交马非常重视，选种才能育良马。三是马在彝族先民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足见其“马背上的民族”之特性。其实，猪、羊在彝区的畜牧经济中同样重要。“可乐猪”“高峰羊”都是彝族历史上畜牧的精品。
再用汉文文献佐证，历史的真实性更加一目了然。如《新唐书》记载贵州彝区“土多牛马……男女皆衣牛羊皮……酋长衣虎皮”。《五代会要》《五代史记》载，“西南夷，地产羊马”。
汉晋以来，贵州彝族地区地方政权中，设有“扯墨”的官员，专管畜牧。从宋绍兴二年（1132）起的半个世纪中，宋王期为抵抗北方金人，在“西北马源梗绝”的情况下，先后在广西田东境的横山寨和四川泸州设市马场，以盐、布帛交换彝区良马为战骑。每年冬至，“随罗氏鬼主至泸州市马者达二千人”。可见市马场之繁荣。《宋会要辑稿》载：“窃见朝廷买马，全籍甸诸蕃（又有“罗鬼国头角人”等记述）将马前来邕州（南宁）博卖。”今黔西南地区在宋代是彝族的聚居区之一，彝族所建自杞国的发展壮大，与“马市”是分不开的。是时，南宋王朝、大理国及西南彝族诸政权之间的交易主要是马，或是以马为媒介进行商贾活动。
由此推动自杞国的繁荣，使之成为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方国。
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中说：“至邕管卖马者，风声习气大底略同。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耳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又说：“押马至邕使者，大都会罗殿国文字。”说明贩马者中彝族不少，并且大都懂罗殿国文字即彝文。胡起望、覃光广《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认为“罗殿国正是贵州彝族所建政权”，其中心在今贵州安顺市一带。
据《大定府志》载，今毕节市的古“亦溪不薜牧厂”是元代全国十四大牧厂中名列第十的“牧养国马”的重要牧场。“忽必烈令皇孙驻营水西，置牧厂（场）于其地”。今黔西县沙井残留有元代牧厂（场）的“洗马槽”等遗迹。今大方城西的“马厂坝”是元代“亦溪不薛”牧场的中心，由大方城西小屯至城北东关的“断墙”遗迹，就是元代为“马厂坝”牧场筑造的拦马墙。时在安顺、威宁等地，畜牧业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安顺沙木乡的洗马塘、威宁城外的宰羊坡都是当时畜牧发达的标志。
明代，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征南明军讨伐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命总管陇约至镇远通道迎候，助军资“马、牛、羊各一万……披毡一万领。”洪武年间，乌撒（今威宁）每年贡赋达“披毡一千五百领，马六千五百匹”。水西（今大方）贡良马35次，其中有7次合计235匹。
从“军资”和“贡赋”数额，就可推测黔西北彝区当时畜牧业发展的状况。
二十世纪以前，黔西北彝族长途运输全靠马帮负载，长途远行全凭骑马代步。从现今残存的明代奢香倡修的各条驿道铺路石上深约30厘米的马蹄印看，畜牧业中的马对历代黔西北彝区人民生产、生活做出过巨大贡献。即使到民国年间开通清镇—毕节、毕节—威宁、威宁—水城等国道、省道公路后，马的使用并未减少，只不过是把驮马变成车马而已。在边远山区，至今仍沿袭古代的马帮运输。
贵州彝族人民在历代的畜牧生产中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如常以辣椒、木姜子、桔梗喂母羊，能促进其发情，使交配期提前。为增强牲畜抗疫能力，在过去食盐极其昂贵的时代，彝族人民也要给牲畜喂盐。《大定县志》在总结彝民牧养经验时说：“水西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则马健无病。”《黔书·水西马》中总结彝族人民畜牧经济情况和爱马情形时说：“水西濒于西，故多良马……其鬻于外者，凡马也。而其上者，蛮人爱之不肯鬻，亦不频骑，惟作戛（祭祀），临阵乃用之，蛮死则以殉。”
1949年以来，彝族地区各县畜牧部门设立畜牧良种场、畜牧配种站，如威宁凉水沟、县城品改站、最高峰，毕节松林、金银山，大方马干山、百纳大坪子和城关马厂坝等，都是贵州有名的良种场和配种站。所引进的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和新疆等国内外的卡巴金等种马和伊犁马、黑白花旱牛、摩拉水牛、考利黛羊、库车羊、巴克夏、约克猪等优良畜种，与本地区耐寒优良畜种进行轮代杂交，使彝区畜牧业走上了科学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毕节、六盘水两市良种马又远销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等地。
在《中国马品种志》中，水西马被列为国家良种马，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被列为国家畜牧基地县。威宁草地试验站以勺甫草场为试点，正力图推广、扩展建设现代化、科学化的正规牧草场。
第三节 赶山式的粗放农业
彝族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是原始的烧山林撒荞子。从前的人们，在喽姆密尼的迭吐博（白云山）“开辟些土地，撒种没粮收”。实索时代的实奢哲、索莫额“在树林旁边，发现八株荞”，从此，“世间的人们，大量地种荞”，“以荞为主食”。
威宁自治县板底彝族戏剧《撮泰吉》中叙述到“荞子是粮食的祖先”，“大麦和小麦，是荞的子孙”。
《农政全书》载：“大定山地，多种荞麦，有春荞、秋荞之别，岁可再收。”《大定县志》卷十三《方物》载：“罗氏鬼国禾米亦佳，土人以燕麦为正粮……以此炒熟为面，每人制一羊皮袋，盛数升（一升约七斤），行途辄就山涧调食，谓之香面（燕麦亦称香麦，香面即香麦炒面）。”现今黔西北彝族祭祀追荐祖先，必备荞巴、香麦炒面、五谷盐茶和牛、羊、猪、鸡等祭品，以缅怀先民创业功绩。
黔西北彝区现在遍种苞谷、洋芋，产量很高。彝语对稻、稗、高粱、荞、麦、豆类等等农作物均有专称，唯独称苞谷为“伊米”或“报沽”（玉米或苞谷的借音），称洋芋为“牙淤”（洋芋的借音）。据考，苞谷和洋芋大约在清代中期以后才先后传入彝区。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改土归流时，大定府“征米三万零七百一十九石，征荞五千三百一十二石”，没有征苞谷（玉米）的记载①。由此得知，公元1698年前后，贵州彝族地区还不知道苞谷、洋芋为何物。进入18世纪，航行吕宋（今菲律宾）的商人，将原产美洲的玉蜀黍、马铃薯引种国内，而后传种黔西北乌蒙彝区，彝族人民才开始从事苞谷、洋芋两种舶来品的种植。是时，农作物品种虽然增加了，但由于人口剧增，劳动人民受土地和低水平生产力的限制，仍然终年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民国《大定县志》卷十三记载了当时彝族人民的生活情景：“土民弃农转移执事，惟有负盐一役。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菅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缕，头鲜布巾，足为草履，一染寒疫，比户不休。”
从1981年起，彝族地区告别了人民公制，普遍执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来，毕节市为了能从人多地少的条件下解决温饱，治穷致富奔小康，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思想，紧抓水土保持和农田基本建设，按江河流域统一规划搞“三改”（土改田、瘦改肥、坡改梯），实施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在以科技兴农、计划生育为中心的农村行政工作的推动下，生活在边远落后乡村的彝族人民明白了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有利于提高本民族人口素质且能利国利民的道理，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除水稻单株半旱栽培等新技术获增产而外，仅良种杂交玉米地膜覆盖种植等耕制革新，便使玉米平均亩产达350公斤，比传统种植方式平均每亩增产120公斤左右。
现在，黔西北彝族乡村已逐步在科技兴农热潮中抛弃刀耕火种等粗放耕作方式，每家每户都在自己承包的责任地中或多或少采用确有成效的科学耕作技术。如绿肥聚垄套作、小麦与烤烟套作、油菜和水稻或小麦和水稻连作、小麦与玉米或油菜与玉米连作等等，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又如良种杂交玉米营养坨育苗定向移栽，间作豆类，或与烤烟、麦类分带轮作，或间混豆类、高梁、向日葵、瓜、菜等等。彝家山寨人们总结说，这种方法采光、通风好，既充分利用地力，又提高作物品种、产量，称赞水稻半旱栽培间垄沟养鱼是“鱼米双丰收”。
如今彝族民间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水田稻谷、毛稗、旱地苞谷（玉米、王蜀黍）、大麦、小麦、燕麦（香麦、莜麦）、高粱、小米、荞（苦荞、甜荞）、旱稗、旱谷、天须米、芝麻、芸豆（金豆、四季豆）、黄豆（大豆）、架豆、蚕豆（胡豆）、豌豆、小豆（分绿豆、赤豆、巴山豆等品种）、红苕（甘薯）、洋芋、地瓜、西瓜和近年引进的“巴西陆稻”等。据威宁县农业局农科专家介绍，仅威宁一县农村种植的洋芋品种就多达20余种。一年四季有不同种类瓜菜生长。据毕节市蔬菜办公室粗略分类，有12类150余种蔬菜。
彝族民间耕作农具有犁头、耙子、滚子、锄头（板锄、薅锄、挖锄、小点锄）等传统农具，今已逐渐使用适合坝区、山地的拖拉机等机器。农机水田、旱地耕作面积增大。收获农具有锯镰、割镰、连架、羊叉、板斗、风簸、半自动或自动脱粒机等传统或现代化农机具。加工器具有水碾、水碓、水磨，人、畜力磨（腰磨），人力砻子和脚碓，人工和机械油榨，机动和电动磨面机，打米机，手动、电动破碎机等。排灌器具有手动吸水筒（习称水龙）、脚踏龙骨车、水力车水架（习称水车）、机动、电动抽水泵等。植保器具有手动、机动喷液、喷粉等器具。运输器具有背箩、挑箩、挑撮、背架、夹箩、挂篮、粪桶、挑水桶、背水木悬缸、背水木扁缸、驮架、驮篮、人力车、牛马车、大中小型拖拉机拖斗、大中小型农用卡车等等。
第四节 手工业经济
手工业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行业，可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时代。原始人类将石、骨、角、木、藤、竹之类原料，制作成砍砸、挖掘、切割、投掷、弹射、网套等工具和武器，用以采集、猎取食物，可算是手工业的雏形。
《西南彝志》等彝文史书中讲到彝族先民从巢居树上采撷为生到会“点火避猛兽”下到地上渔猎为食，再到开始从事畜牧、农耕之时，便出现了以苟阿娄、果阿迭为代表的各种工匠和手艺人。实勺时代的工匠们采矿石“安起风箱炼，炼矿的火花，如流星飞舞；铸锅的工匠，像鸽子点头”。那时浇铸的锅有赫卜基、卜珠博、赤过德等种类。
实勺氏先民“在妥姆纪蚩，开辟了土地，种荞来酿酒……酿酒的工艺，自此便传开”。先民们饮酒的器具有“旋状羊角杯”等奇特种类。
陇贤君在《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中认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彝族先民，其最富特点的手工业是拾野蚕茧抽丝制帛，因之被称为“蚕丛氏”。蚕丛氏后裔以丝绸等商品铺出比北方丝绸之路更早的“南方丝绸之路”，最先从西南开启国门，走向西域，走向世界。
彝族先民们用“瘦白马的皮，花羊羔的皮，刮削又揉搓，制成了皮革”，然后缝制出战袍，“打仗的时候，用它来护身”。默部三世洪雅德的母亲舍额嫩珠身佩“精制的银环”，头戴“细巧的凤冠”。第十一世德阿施去追悼逝世的舅舅时，祭献茶水的“木碗上嵌银，勺子上镀金”，奠酒的是“精美的彩角”。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罗罗营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罗甸国后裔到南诏国的点苍山去请来的工匠，用“风箱鼓炉火，火花流星舞，金银混熔液，铸成合金铃”，挂在宏伟的“九重宫椽桷”（九重宫即九层衙，遗址在今大方城东山后），“宫中用的鼓，是用铜和铁，熔混在一起”的“敞口的铜鼓”，唐代姚州首领莫翁勺君长的桌和椅刻有“盘旋的耀日，鸣叫的飞鸟”图案，椅上用精制的“虎皮来铺垫”。到明代，黔西北彝族向明王朝的每次贡品中，均有制作上乘的茶叶、荞酥、漆器，尤以毡衫为不可缺少之军用贡物。明代包汝楫称赞用以装备水西马的彝鞍不但“精巧坚固”，而且技艺达到“乘坐，人马俱适”的高度。
建成于大方的奢香博物馆于1994年开馆，其列展的石、木、竹、陶、角、铜、银、铁、金、漆器和毛、皮、麻、棉、丝等彝族民间生产、生活手工业制品，既展示历代彝族工匠、手艺人的手工业产品类型、风格，又体现历代彝族民间手工业技术水平。彝族历史上最早的著名工匠苟阿娄、果阿迭的本领一直在彝族民间传颂不息。彝族工匠阶层一直在彝族纪、莫、布、构（君、臣、师、匠）四位一体地方政权中充当重要角色。
现今，彝族民间砖瓦、土陶、皮毛、丝绸、棉麻、髹漆、酿造、副食、冶炼浇铸、车、钳、锻、焊、电、石、木、竹等行业，为个体、集体、国营等多体制并存的经营状态，手工操作、半机械作业、自动流水线加工等多形式并存，以师带徒、岗位技术专业培训、职业技术学校等多渠道授业并存，彝族人民代代相继从事地方民族传统产品生产。如威宁荞酥、火腿、披毡、垫毡、地毯、羊毛被、皮革，大方漆器、丝绸、陶器、茶叶、咂酒、豆棒、豆腐干，织金、纳雍大理石工艺品、沙陶制品等民族传统产品，在市场上的声誉经久不衰。
贵州彝区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带，气候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点。因自然气候与天然水土相宜，世代生息在这里的高原彝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创造出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族特产。贵州电视台在“每周一歌”节目中曾演播的《彝山春歌》唱道：“月琴叮咚报丰年，荞花映红半边天，黄梨苹果赛蜜糖，米拉洋芋胖又圆，草海鱼虾惹人爱，威宁火腿名声远，谁不夸我彝山美，春歌醉人乡音甜。”歌词基本蕴盖了威宁彝乡山寨的土特产。
贵州省彝族土特产品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食品
火腿，彝语称瓦吐启墨。火腿腌制多在冬腊月间选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腿，抹渍适量盐、花椒，封装于容器中透盐、排水，然后取出悬挂于通风避光的地方风干，继而用柴火烟熏月余，待水分蒸发，即成火腿。食用时，烧皮刮洗，蒸透或水煮切片，亦可切炒，不用添加佐料即色、香、味俱全。火腿在山区存放时间越长，越为上品。明、清宫庭御膳，常用火腿。旧时由威宁、盘州市等地人背马驮运往宣威贩卖的火腿，名为宣威火腿，实为威宁火腿。现宣威火腿的原料生产地是威宁。今各家餐馆菜肴中，常有“炒火腿”供应，并已有带“威宁火腿”标牌的密封袋装或罐装等方便运输、食用的产品，不断进入省内外市场。
据考，赫章可乐出土遗物证明的西汉时即有的猪种，被学界称为“可乐猪”，后来发展成为滇、黔边区加工火腿的最佳猪种。该猪体小肉厚，一年半左右即可成大猪。肥猪一般为400斤至500斤，属瘦肉型高原猪。春夏季夜间喂食，使之后腿发达，成架子猪。秋后有粮时逐渐加粮喂肥。杀猪时，一般取两只后腿加工而成火腿，也可取前、后腿四只加工。可见火腿是全猪的精华部分。
腊肉，彝语称瓦甫墨。以冬腊月屠杀的生猪腰身部位分解成块，腌渍适量食盐，装入缸瓮之中渗透盐分，一段时间后取出排放于架上，然后在架下燃烧松针、酥麻杆之类香味燃料，让浓烟微火不断熏烤肉块，使水分蒸发干至轻微冒油，即可灭火逐渐冷却，取回悬挂于通风避光之处。腊肉可备一年四季随时食用。腌熏腊肉、血豆腐和香肠是彝家历来保存肉食长期不腐的传统手法。农村、城市居家之户，家家有自制腊肉和保存腊肉的技术。在古代，视一年四季腊肉不断者为“不愁吃”之家。市场上现已出现腊肉罐头之类方便食用商品。
威宁细鱼干，彝语称罢迪偶巴。其地草海细鱼、虾子年产量10万公斤。捕捞清洗晒干，煎炒烹调上席，鲜酥香脆，实为独特佳肴。每逢威宁城区赶集日，草海细鱼干、虾子干盛于麻袋成排摆放于市场，有需求的经商者，常大宗收购，运往外地批发获利。
荞酥，彝语称古那此。荞酥是用苦荞面、糖、油按一定比例调配，经复杂工序制作而成。色橙黄，入口酥甜。明代奢香、实卜等彝族女政治家常以荞酥为贡物，使荞酥名扬四方。至今，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酶豆干，彝语称诺哲蚩。将出锅豆腐分块舀入白布中包好，加压脱水后成小方块豆干，再将脱包的豆干用稻草相隔，层层放于木箱中，待自然酶变长出酶衣（酵素）即成。食用时，取整块烘烤、油炸，蘸麻辣盐粉而食，亦可煎炒配料食用，同时也可放入配制得当的盐碱沸水中氽出晾干，切成片条晒干，油炸酥脆后食用。其香味独特，能刺激食欲。民间对其有“大方酶豆干，闻着臭，吃起香”的评价。大方彝族民间的水豆腐、豆腐皮、豆棒较为出名，其口味全靠水质和点制豆腐过程中用酸、用火的功夫。骟鸡点豆腐是彝族民间佳肴，鸡丝、姜汁与水豆花相得益彰，其味清香无比。
二、调味品
豆豉，彝语称诺兹。将黄豆浸泡发胀后蒸透，取出摊凉，以豆豉叶为垫，装入竹篓之类透气容器中使其自然酶变（发酵），待温度升高至豆粒之间粘连时，倒入宽敞容器中摊晒。加盐直接晒干者，叫干豆豉颗，用煎炒油渣烹调或蒸腊肉，为彝乡风味菜肴。晒至一定程度捣烂，又反复晒捣数次如泥团后，以半公斤为一块，拍打制作成长方体条块存放，称为豆豉巴。彝族民间历来将豆豉巴切片烤软后，加盐、辣椒拌开水，调配成豆豉辣子水，蘸豆腐、蔬菜或酸菜豆汤食用，亦可调配成豆豉油辣椒锅底料，作火锅蘸料，还可配制成中药治病。
辣椒，彝语称赫者。贵州彝区境内盛产辣椒，尤以大方双山、响水、理化、鸡场一带彝乡所产辣椒最负盛名。每年收获季节，外贸部门专印“中国·贵州·大方”标牌的麻袋，就地收购，包装出口。
生姜，彝语称处苤。大方花果、对江、白布等沿河两岸，威宁龙场、水城发耳、黔西鸭池等地的生姜品种最佳，产量最丰。姜片、姜粉和野木姜花、籽既可作佐料调味，又可配伍入药。近年已有生姜罐头、袋装干姜粉等商品进入市场，深受省内外消费者喜爱。
三、饮料
咂酒，彝语称直派。盘州市一带称水棒酒。以带壳的糯谷、毛稗、荞子、高粱、麦子等为原料，混合浸泡发胀后过滤水分，蒸熟，倒出降温、凉透，拌入适量药曲入瓮发酵，待糖化发酵至一定程度时，开瓮投入清泉或凉开水至三分之二瓮，密封使之醇化。数月或经年启封，插几棵咂杆（吸管）入瓮，邀宾客围坐，边加清泉边吸饮，甘酵清香，酸甜爽口。《贵州通志》记咂酒为：“凡宴会不用杯酌，置糟瓮于地，宾主环坐，沃水瓮中，以藤吸饮，谓之咂酒。”咂酒之名源于饮的方式。民国《威宁县志》载，咂酒先于白酒有三千年以上历史，在彝族先民果阿德、苟阿娄之世即酿制和饮用。之后，其是历代彝家婚丧、喜庆场合礼敬宾朋的必备饮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转战黔西北时，吟有“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至此也低头。五龙抱住擎天柱，吸得乌江水倒流”的咂酒诗。近年经贵州韦德官方网址研究会推荐，在织金、威宁、赫章、大方等地生产的彝族美术彩盒包装陶罐咂酒，凭传统工艺和质量取信，已远销省内外，被北京中华民族园当作彝族礼仪酒，在演出敬酒歌节目时礼敬宾客用。
茶叶，彝语称几堵。彝文古籍中有专门描写向祖先献茶的《献茶献酒经》。五谷、盐、茶、羊毛、草根、丝线、五倍子树是彝家祭祀先祖时必备的祭祀物。茶叶除药用外，还是贵州彝族人民每天饮用的生活必需品。威宁、赫章、水城一带彝家用小陶罐置火上烤热后，装入适量茶叶，手持小罐柄在火上抖动，待罐中茶叶发出炸裂声，散发烤茶香气后，往罐中冲入沸水，使沸腾冒泡的浓茶水稍煮之后，倒入小茶盅，加适量的开水冲淡饮用。其味浓烈清苦，少量饮用则醒脑、提神、解腻、止渴。这种以彝家罐烤冲茶之饮用方式，呼名“罐罐茶”。若茶太浓，而饮者连用数盅，其将醉茶或夜间失眠。考究者将烤制的茶水添加蜂蜜或橙汁、梅汁，分三盅先后敬客，被人赞为“一苦、二甜、三回味”。现在，有的歌舞厅革新彝家饮茶传统方式，糅合茶道，发明“三道茶晚会”“入道茶歌舞厅”等，让客人品茶赏歌舞，令人耳目一新。
彝族茶叶是明代贡品之一。今贵州彝区各县皆有名茶，大方有海马茶和果瓦茶，金沙有大水茶，黔西有青茶，毕节有大坡茶和周驿茶，赫章有哲庄茶和苦丁茶，威宁有炉山茶，晴隆有晴隆茶等，各具风味特点。这些名茶不但出产在彝区，而且多为彝族企业家所经营，如晴隆县陇光国茶场、威宁赵军民茶场，均在省内享有盛名。
矿泉水，彝语称倮堵液。旧时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差，彝人患伤寒病，只有到冒泡的龙井泉边，饱饮水后擦洗全身。如是坚持数日，竟有不少病愈康复，故彝人认为这种泉水是龙嘴里吐出来的吉祥水。今毕节、六盘水两市的龙井（矿泉）水经科学测检，以金沙大水矿泉、毕节普宜矿泉和盘州市老厂竹根泉等为最佳，印有“苗岭”商标的金沙矿泉水为国内、国际运动会指定饮品。
四、果品
黄梨，彝语称色夺。旧时威宁哈喇河、牛棚、中水等地所产优质黄梨，靠人背马驮运往云贵市场。其名为昭通梨，实为威宁所产。在天时地利的环境下，经历代嫁接培育的威宁梨有个大、皮薄、核小、汁多、甜脆、化渣等优点。皮不破而内已化糟者，称“糖梨”，食之润肺止咳。今威宁西部在公路交通能大宗运输的条件下，果农已尝到了种水果致富的甜头，出现了牛棚万亩梨园和新街万亩苹果园水果基地等大型种植基地。水果成熟时，贵阳、昆明乃至深圳等地客商，不断驾大卡车前往装运，销往我国南方各大市场。
白瓜籽，彝语称俄莫杜。威宁白瓜籽粒大、仁饱、味好，为外贸出口佳品。
核桃，彝语称色麦。核桃既为食用干果，又可入药，还是配制糕点、八宝粥的好辅料。彝族民间患牙过敏者，剥核桃仁数粒满口咀嚼即解除。黔西北彝区境内遍长核桃树，树材极优。威宁、赫章为全国核桃基地县，现赫章有百万亩核桃。核桃乳“赫之林”已打开了市场。
板栗，彝语称莫则。板栗在黔西北分野生、栽培两种。野生的称为毛栗，树小，结栗个头小；栽培的叫板栗，树高大，结栗个头大。威宁和赫章交界处的辅处板栗，个大仁满，甘甜鲜脆，久放不生虫、不变质，在省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板栗为生食干果佳品，又为炖肉、炒菜佳肴。彝族民间有则剥栗的生动谜语，即“打刺猬变牛，打牛变绵羊”。
五、毛皮
垫毡，彝语称许托。垫毡是用绵羊毛制成的。实践证明，床上垫毡子，既祛风除湿，又暖和耐用。垫毡以紧密、厚实、毛色统一为最佳，通常为黑白相间擀制花纹、图案。垫毡分床垫、坐垫、骑垫。“阿伍”擀制的垫毡最盛名。
披毡，彝语称沽许。披毡为绵羊毛擀制而成，既遮雨避寒，又防潮挡风，经久耐用。冷兵器时代穿披毡战斗，刀砍剑击难入。明将付友德、蓝玉、沐英率征南军往云南讨伐元朝残余势力时，黔西北彝族人民赶运披毡一万领等物资助军，送往今湘黔交界的镇远通道迎候。朱元璋因之赞叹：“奢香之举，胜得十万雄兵。”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出土文物中有带披毡子图像的陶器，说明早在秦汉之际就有披毯的擀制技艺了。
毛花纹布，彝语称酬嘎普。彝族妇女在薄的小木圆盘上穿六七寸长的细铁钎，制成手旋（转的锃子），捻羊毛为线，用织机织成“十”字或“人”字形花纹的呢子，用其缝制长袍、短褂等，既美观又保暖耐穿。旧时，其为彝族冬季必备之衣物。
毛被，彝语称酬易补。今毕节毛纺厂和威宁毛纺厂新开发的细羊毛被子轻便保温，质地柔软，防潮避湿，既似毛毯，又似棉被，价廉物美，声誉极好。
皮革装，彝语称吉外古。旧时，黔西北彝族妇女多披“皮外毛内”一体做成的羊皮褂子。男人多着无袖多扭转包皮坎肩（俗称皮褂子或周身转），腰系精细制作的皮兜（俗称兜肚），用以装银两。皮短褂下摆一周全是皮包，各包内可分装药物、烟具、钉子、马掌、公母小锤等，人称“马哥头褂褂”或“周身转”。民间有顺口溜说：“彝家汉子实在怪，有布不穿头上戴（指头帕）。腰间一周子弹袋，裤子像条大口袋。”
皮制品，彝语称吉奏鲁。旧时，彝家用牛、羊、猪、马等家畜和野兽皮革制成皮箱、皮鞍、皮靴等皮制品，美观、轻便、耐用，市场销路极好。今威宁、毕节等地利用本地皮革以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装、皮鞋、皮沙发等产品，以样式美观、质地优良而名扬省内外。
漆器，彝语称几鲁。生漆为漆树上割口启皮采收的汁液，有防潮、防腐、耐酸、耐热等功效，保色、光洁、透明性能极佳。大方生漆和漆器在国内外久负盛名，该县因此列为全国生漆基地县之一。今大方县正加紧培育漆苗让老漆林换代，长势良好之漆树林随处可见。
生产大方漆器时，先制坯脱胎，而后经上漆灰、涂漆、打磨、再涂漆、再打磨、抛光、绘饰、再涂漆、再抛光等工序环节，方为成品。品种有造型别致、朴素大方、豪华典雅的瓶、盒、盘、罐、杯、碗等器物，还有漆画等装饰品。餐具、茶具、烟具、酒具之类日用品，工艺考究，美术性亦强。江松漆产品曾在原苏联、捷克、瑞士、比利时、芬兰等国际博览会上展出，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奖”和“民族艺术花”等荣誉，多次获国内优质、优秀产品奖，为贵州“三宝”之一。明朝初年，大方漆器已作贡物送往都城皇宫，今北京人民大会堂摆设的巨大漆花瓶即为大方产品。1993年，毕节市受国家民委、文化部指派，组织“中国民族艺术团”赴加拿大交流演出，艺术团开场演出礼敬客人饮酒的“彝族八管彩漆咂酒坛”碰坏后，被蒙特利尔市收为博物馆藏品。
石制品，彝语称洛秦鲁。旧时，彝族工匠用各类石料建造桥梁、房基、阶梯、院墙、晒坝、碉堡、墓葬、牌坊，雕刻石人、石马、石龙、石虎等，不仅坚固结实，而且精美古朴。织金石制品工艺以文房四宝中的石砚为精，纳雍、大方等地新开发的精墨玉、残雪等各类大理石制品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第五节 十二生肖与野坝场
要开展集市贸易，必须依靠交通运输才能得以实现。秦汉之际的西南夷地区将自己的土特产负载于马帮，跨越栈道、笮桥，在艰难险阻中，先于北方“丝绸之路”，与印巴次大陆取得了经贸联系。
彝语称集市贸易的街或场为“丘”，称上街市、赶集场为“丘戛”。靠近云南的彝区称集市为街，如威宁西部有龙街、马街、兔街、羊街等集市名。其他彝区大多称场，如水城有龙场，盘州市有鸡场坪，大方有羊场等。街与场是历史上贵州彝区行政隶属关系的折射。黔西北彝区自古以彝族历法中的十二兽之兽名，命名街、场。最初，每一街、场，轮转十二日为一个赶集日。后来，赶集时日越来越短，并不严格按12日轮转，但场名、街名仍按十二兽名留传。
这种以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等12兽记场期、命场名、赶“转转场”的集市，今天仍存在于贵州省彝区各地。现分别叙述以十二兽记日之集市：
噜启，即逢虎之日赶集的街、场。今大方与纳雍交界处靠大方一侧的省劳改局所属硫磺矿驻地为古代水西以里家的噜启（虎场），民间亦称猫场。该场与纪念罗炳辉、何长工率红军长征作战的“猫场战斗纪念碑”和旅游景观“九洞天”相距不远。
塔洛启，即逢兔之日赶集的街、场。今纳雍县城即塔洛启，称小兔场，距总基河峡谷（九洞天）上游不远。威宁西北兔街乡即以塔洛启赶集而得名。
倮启，即逢龙之日赶集的街、场。今威宁北部龙街、南部龙场，毕节与金沙接界处靠毕节一侧皆为倮启。毕节龙场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屯土司庄园”相距不远。
舍启，即逢蛇之日赶集的街、场。今黔西沙窝即蛇场，威宁黑泥塘往北十公里便是“七姓民梁子”的蛇街。蛇与蚀音同，过去生意人有所忌讳，故汉语称蛇街、蛇场为小龙场。
姆启，即逢马之日赶集的街、场。今大方马场和威宁龙街往北便是姆启。威宁马街为彝族果甫（干彝）支系分布地，该地姑娘衣裙精美，与百草坪山下的板底和梅花山麓开戛的彝家姑娘服装头饰，各成三种特色。威宁马街距云贵桥、中水古人类遗址很近。
合启，即逢羊之日集市的街、场。今大方县城往南沿（清镇—毕节）公路行15公里便是合启。现大方县正在该地着手开发“路穿岩”“天生桥”等山水溶洞旅游项目。纳雍羊场镇、威宁羊街镇等均为羊日赶集而得名。
诺启，即逢猴之日赶集的街、场。今黔西猴场和威宁下藤桥火车站附近就是诺启。威宁猴场既通公路又通铁路，煤、铁矿产和水电资源丰富，是威宁境内离六盘水市最近的焦炭、生铁冶炼基地。黔西猴场距已建成和正在开工的东风、洪家渡两座高峡平湖库区以及织金洞不远。
阿启，即逢鸡之日赶集的街、场。今织金县城往北，翻越六圭河大山，便是大方境的阿启，与该地不远的黔西凹水之间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水西大渡河桥”。桥西竖有明代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撰书的彝、汉文合壁碑（彝文碑内容，已翻译载入《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由此地穿越贵毕（贵阳—毕节）高等级公路往北，可进入“移山湖”和“百里杜鹃”风景区。
取启，即逢狗之日赶集的街、场。今大方县城新辟的西大街往北，沿贵州大方县—四川纳溪区的“大纳高等级公路”行40公里，便是大方境的取启。旧时未通公路之时，该处为川盐输往安顺、黔西南一带的重要集散地，设有“八大盐号”，并驻盐防军。在“斗米斤盐”的旧时代（当时一斗米值四斗玉米，四斗玉米约为300斤），该处生意兴隆，故其地被译称为“金狗场”，后定名为瓢儿井。罗炳辉将军曾率领红军在此休整，补充军用和兵员。由此往西进入居乐至毕节二铺的居二公路，行20公里，便进入服饰独特的六寨苗族聚居地。
瓦启，即逢猪之日集市的街、场。今大方城南境，旧时为法沙、白布两彝族土目家交易之地的瓦启，当地人美其名为珠藏。贵毕高等级公路由此经过。今赫章珠市乡名即由猪市（猪场）演变而来。
哈启，即逢鼠之日集市的街、场。今大方县城往西，经白布，上洛启坡，走完明代彝族土司安万铨倡修的“千岁衢”古道，便是哈启。“千岁衢彝文碑”之内容已翻译载入《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出版发行。
尼启，即逢牛之日集市的街、场。今威宁二塘镇驻地就是尼启，该地煤资源极其丰富。
由上可知，彝族十二属相日集市是彝族古代经济发展的标志。这些集市或处在交通要冲，或以土司驻地为依托，或以人口密集为特点，即使到今天，仍有历史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彝区的十二属相日集市仍在彝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彝族人民在“治穷致富奔小康”的鼓励下，从过去羞于卖鸡卖蛋逐渐开始在本地或到省内外合法经商，在各街、场合法摆摊、设点，经营各类商品，个体商户以方兴未艾之势，与集体、国营商贸网点竞争发展。依法经营获利致富的彝家几乎每乡都有典范。
原载：贵州民族出版社《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2017年10月出版；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伟德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