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身军装，穿了几十年，绿得发旧泛白，像被时光反复揉洗过。可每逢重要节日，他总要郑重穿上，挺直腰背端坐席间。那是他的铠甲，更是灵魂的旗帜，唯有这般披挂，才能昭示出胸中永不熄灭的军人本色。
父亲生于四十年代末，在部队服役五年。退伍回村后，仍是村里最勤勉刚毅的汉子。天还没亮透，他已扛着锄头下田；暮色浸满屋檐时，才踏着月光归来。家中砍柴背肥的重活，全凭他一肩挑。幼时他对我们极严，记得一次我劈柴，因力气不济慢了些，挨了他狠狠一鞭。鼻血顿时涌出来，滴在新劈的木柴上，殷红点点，像落在柴缝里的初绽山桃。那鞭痕与血滴，不是打在我身上，倒像抽在时光的骨头上——成了童年里一道深嵌的刻痕。在他的严苛下，我们兄弟姐妹未满十岁，稚嫩的肩膀已能稳稳负起六七十斤柴捆，在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十三岁上下，竟能独自将百斤重的麻袋奋力托上马背。粗粝的麻袋纹路嵌进少年单薄的肩肉，像用重量提前给我们浇筑军人的钢筋铁骨。如今才懂，那鞭策里裹着的，是那个年代军人特有的冷峻与执拗：如铁铸的纪律，更如沉在心底的期许，他是想让这鞭声，敲出我们如钢似铁的身板与心志。
这身军装，父亲穿了一辈子。二十年前实在破旧得穿不上了，他便把念想挪到了军品店。每次进城，总要在橱窗前站很久，指腹在玻璃上摩挲出细碎的声响，眼神温存地扫过每一件军装，像当年亲手抚平军帽上每道褶皱时那般仔细。家里那台老旧的半导体，总在劳作间隙咿咿呀呀淌出军歌，《打靶归来》的轻快，《我是一个兵》的昂扬，是他喘口气时最好的慰藉。他最爱讲军营的日子，故事里永远是那些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冰封的边疆站成界碑，睫毛上的霜花比钢枪还冷；在滔天洪水里筑成人墙，泡肿的脚掌踩碎浪头；在悬崖峭壁间凿通天路，血泡磨穿的手掌攥紧钢钎。讲到动情处，他眼睛会亮得惊人，腰板挺得像刚上哨的兵，声音里带着金属的震颤，仿佛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正穿透时光的灰，在他胸腔里重新擂响战鼓。
父亲心底藏着个没说透的念想。他偶尔会提，当年组织曾安排工作，他因故婉拒了，而战友们多已身居职位。每逢这时，他总要倒上两杯酒，月光漫过桌沿时，杯盏相碰的轻响里，酒香漫了满院。他默默举杯，有时会醉，说醉了心头反倒松快些。我分明看见，他眼尾的皱纹里浮起星子般的光，那是戎装生涯未曾熄灭的星火，在酒意里灼灼燃起来，又在沉默中悄悄暗下去。这无言里，藏着军人融进骨血的责任与奉献：即便脱了军装，那如山的担当与未竟的遗憾，仍在胸腔里沉沉地响。后来我们长大，告别了农活与训导，走进城市的格子间，儿时被他千锤百炼出的筋骨，竟在案牍劳形与疏懒里渐渐软了。这重负卸下后的松弛，有时竟让人恍惚，像与父亲那身永不褪色的精神铠甲之间，隔了层朦胧的雾。
如今父亲七十六岁，常坐在门槛上，望着膝下嬉闹的孙辈，眼神温得像晒热的棉絮，却藏着化不开的刚毅：“将来你们几个，总要有人去当兵，保家卫国。”话里裹着风，砸在青砖地上能弹起回声。这哪里是父辈对儿孙的嘱托，分明是军人的血脉在无声奔流，如江河般穿过岁月，在时代的河床里延续着使命与忠诚的回响。
父亲那代军人的生命，像熔铸在钢铁里的灵魂。就算脱下戎装，筋骨里仍响着军营的号角。军装会旧，皱纹会爬满额头，可军人之魂，却如那抹永不褪色的绿，浸在血脉里，被岁月越洗越亮，那是民族脊梁上最硬的骨头，是守护安宁的沉默界碑。
八一军旗招展时，多少如父亲般平凡的身影，仍在各自岗位上站着军人的姿态。他们胸膛里的忠诚热血，早已汇入民族的长河，浩浩荡荡向前。任时光流转，那精神仍如军装上的绿意，永不凋零，在每一个被守护的黎明里闪着光。父亲柜中藏的旧军装，耳畔回旋的军歌，还有那些关于界碑、洪峰与天路的故事，正是这永不凋零的绿意，最朴素、也最滚烫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