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大都市，两千多万的人口，去年生产总值就达四万多亿。寅虎仲春，一波新冠疫情迫使上海按下了暂停键，全国各地白衣天使驰援上海，疫情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我所在的县也捐赠农副产品支援上海民众抗疫，希望上海早日扑灭疫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这期盼早日驱离新冠瘟疫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我的上海老师。
1980年我读卫校的时候，已经是上海市卫生学校搬迁至我们云南楚雄东瓜的第十个年头，学校成为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主攻专业是检验和药剂。检验和药剂两个专业招进来的200人，全部是高中毕业生，基础比过去招的初中生好一些，老师们上课讲授起来都说我们接受能力强。那时，学校里差不多还有一半的老师是上海人。教我们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微生物学的均为上海的女老师，上课时讲普通话，私下里她们之间讲阿拉上海话，我们至多能听懂三分之一。至今记得主讲微生物学的徐老师，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讲课像打机关枪，一开口就嘡嘡嘡能讲上半个钟头。还记得教我们数学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师上海口音很浓，讲课有趣味性，善于调动学生情绪，讲到关键处，他会出一道数学题让大家来抢做或抢答，看谁做得又快又对，这个过程只有三四十秒钟；有时他讲着讲着，又会突然停下来，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事的小技巧，至今记得：皇上要你多说些，皇上不要少说些（大意）。
1983年楚雄卫校检验十二班毕业照
从上海卫校来的一位老师叫王爱康，身体瘦弱单薄，曾到楚雄“五·七”大学医科当过老师，卫校成立检验学科时他出任科主任，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知识分子。后来他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皮肤病（真菌），非常专注、刻苦，非常执着、敬业，为许多皮肤病患者解除了痛苦。特别是他把楚雄四中教师普自悌在昆明云大医院也治不好的皮肤病治愈了，一时名声大振，楚雄下属各县闻讯跑来东瓜卫校求医者络绎不绝。卫校附属医院的护士长徐虹，以王爱康治好众多患有顽固性皮肤病患者的典型事迹，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金沙江文艺》上，一时在省内引起轰动。我毕业离开卫校后，从上海来的教职工纷纷调回原籍，但王爱康老师太热爱皮肤病防治了，知道我们楚雄的病人需要他，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价值在楚雄，又坚守了五六年才离开楚雄回上海。
卫校的上海人与我们楚雄本地人在生活方式上有些区别。那时上海老师全都自己在家煮饭吃，没有人会到食堂打饭菜。他们买附近农村挑来卖的蔬菜，却又买得很少，有时可能一样菜就只买一棵或几两，最初给我的感觉是上海人为了“省钱”，或按我们云南话说就是“太小气了”。上海人吃饭也可以用“秀气”来形容，饭量很少，一般只吃二三两，那时我们要吃半斤还觉得吃不饱；菜可能做六七样之多，但份量也不足，用我们云南人的话说：还不够每人两三筷子就把菜挟光。其实是我们对上海人不了解之故，他们追求精致的生活，在吃方面讲究质量（那时我们则只求数量），讲究营养平衡（我们是不吃则已，要吃就要吃他个够，喜欢大吃大喝）；饭后有吃水果的习惯（我们那时水果可有可无，这个属于奢侈品）。
2023年检验十二班毕业四十年部分同学回校留影
上海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们做事精明，思想开明，善于计划，感觉生活理念比我们云南进步半个世纪。在我写作的这么多年中，都喜欢给上海的报刊投稿，只要你文章写得出彩，他们用稿一般都比较公允。像《上海调味品》《食品与生活》《新民晚报》《故事会》《采风》都发表过我的很多美食散文。而云南边疆这种小地方，人际关系复杂，生活中人们会看麻衣像，看你地位、名气，甚至是要靠搞关系才有可能发表你的作品。
如今，我当年的这些上海老师，已经步入耄耋老人行列，衷心祝愿他们在这个病毒肆虐的虎年里，健康、平安、快乐！
